秦汉·刘向·陶荅子妻

　　西汉传记体小说。刘向撰。原载《列女传》卷二。李格非、吴志达主编《文言小说》录入。作品描述：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其妻数谏不用。居五年，从车百乘。归休，宗人击牛而贺之，其妻独抱儿而泣。姑(公婆)怒曰：‘何其不祥也!’ 妇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谓婴害(蓄害、酿灾);无功而家昌，是谓积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国也，家贫国富，君敬民戴，故福结于子孙，名垂于后世。今夫子不然，贪富务大，不顾后害。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华美彩纹)。故藏而远害，犬彘不择食以肥其身，坐而须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国贫，君不敬，民不戴，败亡之征见矣。愿与少子俱脱。’姑怒，遂弃之。处朞年(一周年)，荅子之家果以盗诛，唯其母老以免。妇乃与少子归养姑，终卒天年。”这是一则妻子劝谏为官之夫改贪为廉，而其夫终不听谏而被诛杀的故事。故事比较感人，生动地展示了古代妇女大义弃亲的高尚品德和廉明洁身的贤良性格。荅子治陶三年，便“家富三倍”，“君不敬，民不戴”，显然他是一个遭到君民唾弃的贪官污吏。其妻明达，出于夫妇关系，趁他的德性和名誉尚未完全败坏之时，就数次劝他要为官清廉。但他不听，贪污腐化达到惊人地步，“居官五年”，便“从车百乘”。所以他“归休”回家，其妻以他“贪富务大，不顾后害”之罪咎，申明与他脱离夫妻关系而带少子离开其家。这显然是一种大义弃夫的行举。文中通过婆媳对话，突出了荅子妻的才识和远见。但荅子妻只是为义而离夫，她并不是绝情之妇。待荅子被盗诛杀后，她仍然与少子归家供养婆婆。尽管婆婆曾护其子之短而斥责过她，但她并不计较，“养姑”以尽媳妇义务。这些都表现了她的贤妻良媳的品格。在今天的新型夫妻关系中，荅子妻所言所为仍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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