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 “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嗳,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 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 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像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 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像闪电一样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 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 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括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像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括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的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抗战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那个长头发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文抗会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帐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 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 我到会迟了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常务理事会,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领导机关,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工作又很多。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 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由我们文化界抗敌总会派人来参加。”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 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份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们文抗会常务理事会。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 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他们都挂着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徽章。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 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 什么! 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部务会议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座谈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 部务会议议决的,怎么是秘密行动呢。……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 你们,哼,你们! 你们! ……”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对我说:

　　“唉,你看你看! 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1938年2月

　　(原载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半月刊创刊号)

　　【赏析】

　　《华威先生》是张天翼的代表作。初载于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半月刊的创刊号上。作品主要通过刻画一个打着抗日招牌,不务实事,到处伸手争权的国民党文化官僚典型的形象,“对隐伏在抗战阵营中的官僚阶级的残渣,尽了概括与讥讽的能事,提醒了人们应有的注意”。(王瑶)作品无论在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揭露,还是在批判的深刻性上,都标志着作家的思想和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张天翼在介绍他创作《华威先生》时曾说:“抗战初期,我在长沙搞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有三个部,部长都是民主人士,后来国民党要来争领导,要争作部长,当了部长又不干抗日的事,因此斗争很尖锐。”作家“有感于此”,因而,写作的时候“华威先生”就“自己跳了出来”。

　　华威先生是一个受鞭笞的人物,作家塑造这一人物主要是将他放在燃烧着抗日烽火的这一特殊的环境中,通过独具一格的讽刺艺术手法,用真实、具体的细节描绘表现出来的。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华威先生是文化界的一名小官僚,他便跻身革命队伍,挥舞抗战的大旗,招摇过市,以售其奸。华威先生真是忙啊。你听他说:“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你看他坐的包车: “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 “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了,“像闪电一样快”。而“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他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忙得不亦乐乎。他“忙”些什么呢?他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 要到王委员那里去“办事”; 要到各学校去“讲演”;要到各文化团体去发表“意见”,而且每天都有应酬——“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这么一个大红人,大忙人,自然各处都少不了他,而当别人需要他帮助时,他却敷衍搪塞——“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或者一推了之——“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个问题。”“晤,我有别的事。”

　　为了谋求领导权,华威先生四处游说,拼命兜售“一个领导中心”的反动口号。他口口声声:“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

　　他专横拔扈,张牙舞爪,到处伸手,力图打进一切群众团体中去,以便一面探听和监视,一面设法阻碍群众运动。凡没有请他出席会议或担任职务的组织,一律被诬为“非法团体”;一旦听说有人竟瞒着他开会,便斥之为“秘密行动”,并一再追问“是什么背景”。如妇女界成立了“战时保婴会”,他闻知后马上把负责人找来申明要派人进去,见对方略有踌躇,便施加压力,软硬兼施后,他终于得手,控制了这个组织。两个青年学生因事先未经他“批准”,出席了“日本问题座谈会”,他获悉之后竟大发雷霆,并一再探查有无“越轨”行动。这便是华威先生“忙”的根本原因。作者就是通过这样的艺术概括,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庸碌猥琐而又专横跋扈的小官僚小政客的典型形象。

　　作家塑造这一艺术典型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段,特别是独具一格的讽刺艺术手法和真实具体的细节描写。

　　你看华威先生出场时,作者就给他画了一幅具有讽刺意味的肖像图:华威先生“永远夹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真是绝了。作者抓住他拎皮包,带戒指,翘兰花指这几个富有特点的动作,活画了华威先生附庸风雅、故作多情、矫揉造作的性格,于是华威那可鄙、可笑、可恶、可憎的形象便活脱脱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

　　作者从大处着手又从小处落笔,华威先生在不同场合出现时的不同态度,经过精心提炼与安排,构成出色的讽刺细节。

　　在“难民救济会”这一下属机构,华威先生态度庄严,“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出去时“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夹,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一派唯我独尊的神态,一副功臣的架势。而在“抗敌总会”这高级机构,华威先生则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点头”,当主席对他微笑时,他“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离开时是“腰板微微地一弯”,连连道歉,一副谦恭的样子。通过鲜明的对比,揭露批判尽在其中。

　　作品的开头和结尾作为见证人的“我”都出现过。开头的“威弟”、“阿威”貌似谦恭平易,热心抗日,忙于救国;而结尾的华威先生则是“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一副暴戾恣睢,张牙舞爪,色厉内荏的样子。细节的点染、强化、升华了讽刺手法的艺术效果。

　　这篇作品语言明快、简洁、准确,并富有个性化。华威先生的言辞短促,是一种虚伪做作的表现;他疾言令色,是一种色厉内荏的反映。他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语言。他在“难民救济会”和“抗敌总会”发表“演说”和提“意见”时的语言,充分表现了一种“官腔”; 在“抗敌总会”他与一个“小胡子”的悄悄话有一股油腔;他和“战地保婴会”负责人的“谈话”和对两个参加“日本问题座谈会” 的小伙子的训斥则充满了流氓腔。华威先生同样的话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他讲来讲去无非是些老调重弹。这种语言的反复,则显示了华威先生思想的空虚和贫乏。这些语言与他的形象恰成对照,益发显现出一种讽刺的意味。

　　《华威先生》发表后,受到文艺评论界的热切关注,并在当时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茅盾先生指出:作品“抉摘那些隐伏在红润的皮层下的毒痈”,“正表示了作家对于现实能够更深入地去观察”,他鼓励作家们继续用暴露与讽刺的文学作品去抨击丑恶现象,推动抗日战争。它曾先后被翻译成英、法、俄等六国文字流传国外,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正如王蒙所说:“华威作为一个官僚的典型,已经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意义。”(《在张天翼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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