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凡·海姆 (叶新愉 译)

　　六年。

　　六年,这是检察官所提议的。这也是他们将要强加给我的苦头,六年,少一天也不行。他们就是这个样儿;这就是他们的法律; 同样他们不通过什么诉讼,就可以监禁一个人,而他们的法庭和法官们的一切费用,以久他们例行公事的那一套,都可以免去。

　　六年。要否定这项判决,那是难如登天——他们了解得太多了。那天我一越过界线,进入他们的占区,打第一个电话时,他们就开始注意我了。他们先是观察,继而等待,最后便说:“请吧,请跟我们来,别反抗。”

　　六年。我已年过半百:再加六年,就五十六了!等我出来时,早已变做老人了,还有谁会来关心我呢?有谁会给我哪怕一芬尼的收入呢?我那时早被人们遗忘和埋葬了。没有什么好感谢的。没有什么好感谢的,没有什么正义,完全没有。

　　六年——一切都归因于我弟弟的发疯……

　　我想,他在这方面有好处可图,而我却没有。他的职业——一个多好的职业!——却早在等待着他,还有私人住宅和汽车。听说他会得到用不完的钱财,也有一笔固定的薪金……象这样的职业他到哪儿去找?

　　我当着他的面,把这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也把一切得失利害,作了很好的阐明。我说即使你那位好天使,也不会对你有更大的信任的! 可他回答了我什么?

　　不,十分感谢。

　　说得斩钉截铁——“不,十分感谢。”人们不禁要问:他究竟是人呢,还是疯了?

　　关于这一点,连我也无法解释清楚……我是从襁褓里看他长大的。他是个极古板的德国人,他有妻子,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小家庭本来过得挺和睦——他从什么时候跟我们开始背道而驰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这不近情理的态度,他这疯子般的行为,它却把我——不是他,而是我——带到了德累斯顿,带到了这苏联人的监狱里?

　　古板?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他是从模子里毫厘不爽地托制出来的。他信任一切必须信任的事物——信任祖国、元首、德国的任务以及其他什么的。我却对此大惑不解;我毕竟是个商人,懂得对空洞的言论同以强硬事实为背景的实施,是要区别处理的;然而他呢,在这方面也是毫不含糊的。他本人曾经说过,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就声明,理想主义,只要事业不受任何干扰,它基本上依旧是正确的。他热心研究,也喜爱音乐。如果有音乐好听,他可以呆上好几个小时。音乐我却感到无聊,然而原则上却也并不反对;音乐既无益处,也无害处,那他为什么不可听听呢?

　　后来,他应征入伍。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士兵,尽管他当时已经是讲师,而且正从事一项工作,在研究重原子的分裂现象——它是什么,我可不明白。

　　他随军开拔到巴黎。他却扩大了视野:法国人怎样在我军的狠击下仓皇败北,他们成批的将军怎样向我军投诚,又怎样同我们的将军好象好朋友似的,一起开怀畅饮……这时有许多人在说,欧洲已经是个统一体了——在当时的年头里,我们的欧洲确乎是个统一体,果然是这样,我们从喀尔巴阡山到比利牛斯山,从挪威海峡到意大利南端,到处是通行无阻的,随便去到哪里,人们总是向德国人打躬作揖,特别是德国商人,不论到何处,无不受到尊敬和欢迎。

　　我想,我的弟弟去到巴黎后,准要玩个痛快的。我也把钱给他寄去,因为据我了解,香榭丽舍大街和庇加广场,那些地方,花钱如流水一般。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已到了那个地方! ——到巴黎大学。那么他在那里到底找谁呢?——约里奥-居里。

　　那肯定是一次滑稽的会晤。后来,当我俩在雷本定斯库耶时,他既是个囚犯,又是个受人优待的专家,就把当时的情况给我讲了。我弟弟口齿很不伶俐,然而,只要稍有一点幻想的人,对当时的局面是不难想象的:一个是矮墩墩的德国士兵——我的弟弟较胖——穿了身望着很不舒服的绿制服——任何军衣都不合他的身材——左边的胸袋上,还佩了个铁十字勋章;另一个是法国人,却有张死尸般的脸孔,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嘴边有很深的皱纹。也许那法国人在猜测,他会遭到逮捕的,果真,在他把法国的全部重水运往英国,还没来得及赶回来时,他却被人抓走了。只是我弟弟很快地跟他打了个招呼:“我是某某教授,moncher professeur……”①当然喽,约里奥-居里只是根据学术名声结识我弟弟的,他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核物理学家,诚然是一位眼下穿上了军服的核物理学家。

　　他俩在一起谈了很久,据我弟弟向我保证说,内容纯属非政治性的。他们议论的,无非是最近的工作,是组成物质的原子,又谈到由于战争的爆发,有些他们最热爱的研究课题,却不得不宣告中辍。在说到他们今后前途这一点上,约里奥-居里睁着乌黑的大眼睛,瞧着我的弟弟,微笑着说:“您可知道,mon cher docteur②——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跟另一个同行谈到我们前途这个问题,那是要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我们物理学家观察世界,也是这样的——我们眼下唯一可行的道路:是苏维埃的道路……”

　　要不是我的弟弟对那位法国人,表示万分钦佩的话,恐怕早已放声大笑了,然而他却控制着自己,保持着他充满敬意的沉默,随即告辞。

　　我对我的弟弟向来是很好的。这是我们家庭的一贯风气,我们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本来是可以把他留在部队里的;这样他就会在连队的办公室里度过战争的岁月,或者说不定他们也塞给他一支枪说:走,打俄国人去,于是他很可能会在某个地方躺在一棵白桦树下。但是,我跟他很好合计过,因此我眼下就坐在这间囚室里,等待着这夜晚过去,等那法官用粗暴的声音向我宣判:“六年!”

　　只要能为同胞手足干点事,我总是尽力而为。我于是专程赶去,对冯·耶格将军,即当时人们称他为耶格人的那一位,进行了劝说工作,我说一个喜欢在大学里任教、喜欢在实验室里从事研究原子及其实用的人,如果要他穿上制服,那简直是在胡闹!那个耶格人,可能也在哪儿风闻到了,知道从事原子研究是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尽管他肥胖得很,颈脖几乎把将军的金领章也遮了去,但却依旧抬起了他的下巴,说道:“他是个核物理学家,是吗?”说着他拿过一张小纸片,在上面潦潦草草地写了几行字,事后要不了几星期,我弟弟重又回到哈雷大学教书了,家里还有妻子儿女相聚,而从我的回忆中想来,他对此从未感谢过我哩!

　　可能他也受到外界的压力。只是他不愿意表示而已。甚至他那时在德累斯顿,也没有说什么——尽管那是美国人在城市中狂轰滥炸以后的日子。他们轰炸城市,事实上战争早已宣告结束了。他们不顾人们已经逃出火窟,正沿着易北河岸跑去,却还用远距离射程的炮弹,大肆虐杀生灵,其中也有我的妻子和孩子。但是,我的弟弟却只是说道:“要不然的话,他们可能炸得还要厉害哩。他们用的仅仅是一般的炸药……”

　　后来,他就销声匿迹了,竟回到梅克伦堡最偏僻的小屋里,躲过了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只有那小屋的所有者,即他的岳父,还有我,两人知道他栖身在什么地方; 旧警察局已经不存在了,新的尚未建立,因而在那个夏季的日子里,他好不自由自在,他想象得很好,离开大街较远的地方,既没有戎马倥偬的大军,也没有扶老携幼的难民。我的弟弟,正如他当时说的,他需要时间进行思考。

　　我去找他时乘的是一辆火车! 当那火车在靠站以前,蜂拥而上人们的喧哗声,至今依旧响彻在我的耳畔。相互拥挤的男子,精疲力竭的妇女,以及被挤得动弹不得的孩子,至今依旧呈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眼见自己就要饿死,从城市逃到乡间,巴望在那儿能得到农民的支持,他们拿出一枚金币,一块皮领子,或者一条长围巾,来换取几个土豆。

　　我额上的这块伤疤,就是那次造访的一个纪念品。我当时想把头伸出车外,不料给车窗猛烈地挡了回来——它是自动掉下来的。

　　当然喽,我本来打算在这次旅途中,也给自己搞一小袋面粉呀,几个鸡子呀,或者一块猪油什么的。但是,主要目的还在于规劝我的弟弟。我将要对他说,准备来吧,越过占区,到西边①来吧,反正时间还来得及哩。我将要问他,难道你相信,你可以作一辈子的隐士;人们很快会调查出来,你究竟是谁,又是干什么的,这可不是完蛋啦!尽管美国人还驻扎在哈雷,然而他们却随时要撤走的。他们很愿意把你带去;这就是我想要给他做的工作。

　　我相信,我当时第一次起了这个念头:莫非他疯了?但是,我又立即排除了这个念头。我的弟弟以罕见的平静听我讲着,仿佛我讲的一切都与他毫不相关似的。末了他问我:“你可听到过约里奥-居里这个人么?”

　　“没有,”我说。“谁是约里奥-居里?他跟我们谈的有什么相干?”

　　“但是,德累斯顿你是熟悉的吧?”他继续问道。

　　“这跟德累斯顿又有什么相干?”我慢慢地感到不耐烦了。这时额上的那个伤疤隐隐作痛;我感到自己在发烧,简直无法支持下去了。“死人嘛,都早已死了。你再提他们干吗?”

　　“没有什么。”他说。

　　也许他也在打主意,最好给我也搞上一小袋面粉呀,几个鸡子呀,或者一块猪油什么的。但是,我却忘了对他提出这些要求。

　　事实对我来说本来是一种警告。但是,如果上帝创造人,是让人听从劝告,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信仰行事的话,那么我们大家直到今天依旧是一丝不挂,来往于天堂之内。

　　我相信,尽管他对我说了不少;我也相信他讲的是事实,是真的,他还是会来的,因而我就在哈雷等待着他。我等待着,一直等到美国最后一批辎重车带着教授们和技术人员、修理师和各种书籍,隆隆地开走为止。在大批成员撤走以后,留在哈雷的仅仅是些工人而已,他们对工人缺乏兴趣的。我所以等待,因为我还有最后的一丝希望,结果为时太晚了。大门已经上了锁,边界上封锁得严严的,我呢,就遭到搁浅了。

　　直到秋天,我那发疯的弟弟,这才回到了哈雷。他说:“不论在什么时候,人们的工作都可以重新开始;这儿就是我的工作所在嘛!”

　　他本来居住过的那所房子,这时却依旧没有人停留。但是,他的房内已是洗劫一空;凡是不固定的物件,都已不翼而飞,要么被砸得支离破碎。在他回来后的当天晚上,我俩就坐在一张没有被人搬走的破旧的大沙发上。他显得疲惫不堪;他打算把房间好好整治一下,转而却又打消了这个想法,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最后终于宣告结束。

　　忽然,耳畔却响起了一阵叩门声,我俩不禁吓了一跳。

　　叩门声并不大,或者说并不急,我的心凉了半截。

　　门根本没有上锁;我的弟弟便脱口而出说:“请进!”来访者应声而进。映着我们的烛光,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穿制服的。从他的肩章推断得出,这位穿制服的是个高级军官。这位军官向室内扫视了一下,却找不到一张椅子,索性就往墙上一靠。

　　“晚上好!”他用德语说。

　　“晚上好!”我们答道。

　　他审视着我们,首先是我,继而是我的弟弟。最后他说话了,眼睛却始终盯住了我的弟弟:“我们已经等候您好久了,教授先生……”

　　“如果您要把我逮捕的话,”我弟弟说,“那就请尽快地结束我们的眼前痛苦吧!”

　　军官装得好象没有听见似的。“请您告诉我,教授先生,”他说,“自从您对重原子加速分裂的研究开展以来,在这领域内又有什么新的成就吗?”

　　接着,他俩就他们的本行,高高兴兴地谈了一个小时,甚至有两个小时之久;这对我来说,是莫测高深的。他们把我这样冷落一旁,我满可以不辞而别的。

　　后来的日子,从我的回忆中想来,好比一根没有尽头的铁链上的每个环节似的; 我眼看着它们消逝而去。雷本定斯库耶——守卫塔——林后居民点——夏日的酷暑和皮靴不发出轧轧声响的冬天的积雪——肮脏,单调……

　　我相信,他对这些是毫不在乎的。他依旧有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工作;我却孤孤单单。工作他们倒给我做了。我要吃饭,就得有个工作。我的工作是实验室里的助手;我把木箱拖来,劈成了木柴,搬到实验室里,用来把炉火烧旺。我是个打杂的,就是不拿酒钱罢了。对他们的整个事业,老实说,我一无所知。他们在那儿装置起来的机器,看来好象是那班疯子教授所玩的疯子的巨大玩具似的,而这些机器,就我所见而言,却从来也不从事生产。我在雷本定斯库耶的第二个年头,不免开始暗自寻思,难道我的弟弟并不真是一个疯子,而是有意在愚弄那些俄国人,所以我很提心吊胆,他们到底要观察多久,然后总有一天,把他枪杀了事。

　　我本来是可以逃跑的。我确信雷本定斯库耶岗楼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把我们阻止在里面,不如说是为了防止其他人出去。那么,有什么拦阻得了我呢?路远?害怕这陌生的国家及其人民吗?……一个真正的商人可以走遍天下。我留了下来,是对我弟弟的一片好意。我在雷本定斯库耶时间呆得越长,我越感觉到他需要有个得力的助手,万一他摔倒,就可以扶他一把,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助手还可以引导着他,走向那光明的大道。他好象是个猎人,在紧紧追踪在逃的野兽,又仿佛是个淘金者,在挖掘他想象中的宝藏。

　　“你为什么偏偏干这个?”我问他。“是什么在驱使着你?”

　　他用一种普通的科学术语向我做解释。这回我干脆嘲笑他。“你的意思是说,你从事的是炸弹工作罗。”我说道。

　　他那对淡蓝的眼睛,本来是颇有耐心的。这时却变得几乎毫无神色了,我恍然大悟,为什么人们常说,一个人发怒时,他就会变成个瞎子。

　　“我没有干过炸弹这一行,”他扯直嗓门嚷道,“我将来也不干这一行!”

　　“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我回答说,“你们物理学家干的,凡是派得上用途的,不是造炸弹吗?”

　　我这席话,好象使他冷了半截似的。他慢慢地摇了几下脑袋。但是他却默不做声了。

　　然而,他却跟昔时毫无二致,依旧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同妻儿老小一起,住在一幢小屋的两个房间里,一般讲来,这种屋子,共有四户人家。孩子多半不在家里住,而是寄宿在沙拉托夫的中学里。沙拉托夫比莫斯科更为适宜。在沙拉托夫没有那种看见突然间凭空出现两个德国孩子就会变得好奇的外国人。

　　但是,一到周末和假日,两个孩子便回家,男的叫赫勃脱,姑娘叫玛尔泰。每个周末都是如此的。星期六晚上,是合家聚餐。在吃饭时,他们把我也邀了去,饭后又来了几位住在雷本定斯库耶的其他德国人,他们共同欣赏音乐——他们是出于爱好呢,还是感到人生的空虚,这我可不得而知了。我的弟弟在制订节目后,就亲自动手,把唱片放在唱机上,这唱机还接上几个结构复杂的扩音器,一起装在那个较大的房间里。

　　在这音乐会的前后,他们谈锋很健,谈的通常都是昔日的情景。关于工作,先生们是不谈的,因为在座的有妇女,她们是一窍不通的;妇女们既不高兴谈日常的琐事,也不喜欢谈梦寐以求的空中楼阁,因为即使她们抱怨连天,也是无济于事的;那么,他们长期呆在这飘浮不定的冰块上,这荒芜人烟的小岛上,即是这雷本定斯库耶,究竟谈些什么呢?

　　因此,他们谈些早先谈过的事情,谈那失败了的战争,谈希特勒本人,说他如果不是一下子侵占这大块的土地,不是积极煽动泛犹太主义的敌对情绪来反对自己,而是让那批将军有自由活动的余地,而且为了某种实验而储存大量的重水,那战争将会出现另一种局面……这纯粹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倒也有些好处的。当人们想象着这一切状况——为俄国人工作,在异国生活,物质的匮乏以及人生的烦恼等等——是通过一系列不幸的偶然性发生的,其实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大错误,就觉得更好些。

　　但是,这些话题,在晚上谈谈,那是百无禁忌的。有一个不速之客,竟参与我们的谈话,他是一个俄国军官,就是呆在哈雷的时候,从洗劫一空的房间里,已经开始跟我和我弟弟打交道的那一个,他由于某种秘密使命,被派到了雷本定斯库耶来的。我们彼此并不议论当今的历史,而是谈论日耳曼和斯拉夫两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丰硕成果,一直追溯到中世纪初期。这就是说,这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是根深蒂固的,为了保持这种关系,他们各自根据固有的民族特性和能力,来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我弟弟对这种想法,兴味盎然,他搜索枯肠,找寻例子,以说明他所预言的奇妙未来。

　　“我们就拿骑士团来说吧,塞莱勃耶库夫上校,”他对那个俄国人说,“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他们促进文明的伟大任务和对东方文化所作的贡献……”

　　突然他脸上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他严厉地瞥了他儿子一眼,说“你有不同的意见,赫勃脱?”

　　小伙子脸红了。他感觉到大家的目光都向他投射过来。他在父亲的胫骨上轻轻地碰了一下,父亲咽了咽口水,既不用德国人的方式,也不用俄国人的语气,结结巴巴地说:“也许上校同志——他有另外的一种——是呀,他对骑士团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

　　接着,那特殊的谈话间隙我永远都忘不了。仿佛自鸣钟走动的每一秒钟,都在犹豫不前,非要等它感到最适当不过的时候,这才往前走动一下似的。

　　我弟弟终于开口了:“也许你说得很对,赫勃脱。”说着又转向那位军官:“你瞧,塞莱勃耶库夫上校,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总有些什么不对头的东西。但是,到底什么不对头呢?我们并不知道。也许您能帮助我们回答?也许您能给我们派一位教员或者一位指导?或者至少给我们介绍些合适的材料?”

　　上校不由得皱紧了眉头。“如果您需要家具,或者食物,或者其他什么舒适的设备,那我都可以为您效劳。但是,我们的职责范围,却不是——如您所说的——对外国专家们的世界观施加影响。我担心你们将会取得自己的经验,也势必找到自己的道路。”

　　要是我从这苏占区的囚室里好好回顾一下的话,那我就会知道,他当时必定已经疯了——还没有完全变疯,还可以治疗,但已经疯得够呛的了。

　　然而,我当时却认为,他不过是因为心绪恶劣而疯疯癫癫。要求一位俄国的陆军上校送书,以便知道在这个世界何以有不对头的东西存在!什么东西使这世界不对头呢,问题很简单:世界上还有两亿俄国人,对我们来说,俄国人委实太多了。我那时认为,我们在雷本定斯库耶的生活,使我的弟弟有些六神无主——我们与外界的一切隔绝,我们的四周全是岗楼和树林,树林后面又是无边无垠的俄罗斯大草原。我想,等待吧,一直等到让我们走出这个地方。他们和那些什么也不生产的机器最后告终的时刻肯定要来到的;或者俄国人对这经办的事务感到厌倦,就把这儿的全体人员遣送到某处,然后当地的政府支付全部款项,接受这些人员。

　　但是,事情却一拖再拖。过了好些时间,耳畔已听不到夏日里那为自己血腥的歌唱伴奏的蚊子,冬天已经送来了严寒,它冻出了人们的眼泪,冻走了人们的勇气。人们只见到自己两鬓的灰发日益增加,又随着岁月的流逝,嘴巴日渐瘪了下去,下巴慢慢垂了下来。最后,我们却得到营救,这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我的回忆中,我还看见自己的弟弟来到了货栈里。我俩突然意识到,他上我这工作场所来,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哩!他站在我的身边,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有点狼狈的样子,在他开口前,先清了清嗓子:“好吧,你把行李收拾一下。雷本定斯库耶就要结束了。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啦。”

　　“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家去了?”

　　他微微一笑。他的样子跟昔日没有两样,浑身充满信心,看来十分年轻,脸上也见不到一丝皱纹。

　　“当然喽,你可以回家去了,”他说。“你要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

　　“那么,你呢——还不打算回家吗?”

　　“还有人来找我哩,”他说。

　　“他们不让你走?他们有什么理由,又是什么权利——”

　　“他们交给了我一件新的工作。他们准备建造世界上最宏伟、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他们成立了完整的国际研究中心。我们要进一步探索存在于物质中的核子力量。我们要设法了解到,是什么使这世界在最核心的地方团结在一起!”

　　“你完全成了疯子啦,”我说。

　　“我为什么要发疯呢?”他惊愕地问道。

　　“你难道还嫌不够吗?”我心中紊乱得很——这些屈辱的日子,这白白空等的岁月——我禁不住怒火中烧。“是什么使这世界团结在最核心的地方……即使是这样,那么怎么啦!这是重要的!你难道还嫌不够——象猪一般的生活,和猪挤在一个猪圈里,成天和猪在一起,在猪槽里饮食! ……我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这儿。我坚持了下来,因为我相信,你是需要我的。但是,我目前对这儿的生活已经感到厌倦了。我要回到文明的地方去!我要重新坐上抽水马桶,使我感觉不到肮脏的东西!使我不再脏了!我要在清洁的饭桌上进餐,看不到做饭的同志肮脏的拇指浸在汤里!我要回到那个依旧用钱打交道的地方,依旧可以买到东西,而且不再在付款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是陈旧不堪了……是什么使这个世界团结在最核心的地方——考虑好了!”

　　“也许是我疯了,”他疲乏地说。“但是,他们正在建造这巨大的加速器啊!”

　　于是,我到底走了。我比他离开雷本定斯库耶要早,因为我几乎一无所有,即使手头有些什么,也是不值得带走的;但是,他要走的话,非得把每件粗陋的家具,每个坐垫,把红天鹅绒的帐帷,还有贵重的调色装置和调色板等,一古脑儿地包扎好,随身带走不可。但他陪着我一直来到月台上,就在这个月台上,我这短短的几年里,已经不知帮助卸下了多少车厢的货物。这时,铅色的天空里,飘酒着牛毛细雨,我俩相对而视,却一句话也讲不上来。

　　在整个旅途中,雨始终没有停过——从雷本定斯库耶开始,经过沙拉托夫、莫斯科、勃莱斯特、华沙,一直到哈雷为止,简直是天天在下雨,来到哈雷后,这才见到第一个德国的官员,他走进了我们这节破旧的车厢。

　　“东区的还是西占区的?”——那官员问我道。

　　“东区?”我反问了一句。我早料到他会这样问的,所以在这一千五百公里的路途中,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已作了准备。回答要胸有成竹。而且在这简短的回答中,要包括我这几年来的一切经历。“东区?”我问道。“您听着,”我说,“直至那时候我是你们东区的!”

　　他听了便在一张硬纸板上,随手打了个叉叉,又掉头对他身后的列车员说:“打一张去弗里德兰的车票!”

　　弗里德兰这一站,是西占区的开始。一到弗里德兰,真是阳光普照。弗里德兰有接待委员会,发新衣服,又发钱,——可以为自己买点东西的钱。我高兴得忘乎所以,我的心怦怦直跳,几乎要跳出了胸口;我久久说不出话来;一切是这样奇妙,这样美好,这样整洁和称心如意。

　　那位冯·耶格将军就在弗里德兰。

　　耶格人向我问候:“我们等您好久了……”

　　耶格人没有怎么变老。他穿了件苏格兰呢上装,好象没有佩领章似的;只是他那肥胖的下巴,变得更沉了。

　　然而,他的态度却显得更加平易近人,更开朗,更民主。他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他也很关心我的未来打算——我准备在哪儿下榻,我想干什么工作,我需要不需要少许的帮助?自从他从军队里退役以来,目前的工作就是对人的帮助——特别是对那些刚从东德地狱里逃生出来的人的帮助。他还问我要不要在山地,或者在海滨作一短时期的疗养。他给我介绍了几个美丽而安静的小场所,至于费用他叫我不必考虑。我的弟弟怎样了?他对我的弟弟记得很清楚;他认为我的弟弟无论如何不会变成一个军人的;他不是这种类型的人物……他如果复员,对于军队不会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他好象是个老朋友似的……那么,您打算干什么呢?请您去疗养,根据我的经验,也许会遭到您的拒绝?您的木板房里过了几年军营生活,一旦回到陈设精致的住宅,那里有家具和地毯,墙上还有油画,您会感到很不习惯吗?如果您身上只有这件衣服,两手有由繁重工作造里的老茧,难道还不愿意接受一笔小量的贷款吗?

　　我对法官也曾讲过这些话的。

　　本来我还要跟他讲更多的话。我要跟他说,也许我打了败仗?我把世界分成了东方和西方?我不过是个小商人。我所关心的无非是我个人的事情,同时使我和爱尔娜生活过好——爱尔娜是我新的妻子,法官先生,是我新生孩子的母亲。也许您以为,我为了跟妻儿见面,才来到东区,而且还打算到德累斯顿去,因为那儿的每块石子我都想得起来。

　　但是,我跟耶格人的关系没有搞好。他这一回既不平易近人,也不十分开朗,更不要说从他身上能感觉到有多少民主气息了。他拿出了几张纸来,放在桌上,那是他给我兑现钱的期票。他说:“它们现在都到期了。”但他要用这许多钱干吗?只是一次短短的旅行,一次短短的谈话……

　　“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耶格的将军说。“在美国的大学校里,他将当上一位大教授,有大好的工作条件,大量的收入。他将拥有一幢大房子,得到大型的汽车。他的孩子将有远大的前程。不久,在日内瓦将要举行一个大型会议,他将作为那边的一个专家去那儿参加。他在那儿所要说的仅仅是唯一的一个小字。”

　　“如果他不讲呢?”

　　“他的确没有疯吗?”耶格人说。

　　“没有疯,”我说。“肯定没有疯。”

　　那将是一个改换知识的问题。关键是:怎样向他描绘事实。说真的,他是疯了,正如那些在五里雾中跟他们的粒子呀、射线呀和他们的理论飘忽不定的科学家有许多都疯了一样。为了他自己的幸福必须给他开导启迪。我必须让他回到现实中来,并教育他,在哪儿他可以把面包上的黄油涂得更厚些,在哪儿面包的质量更好些。

　　关于知识的改换问题我是毫无顾虑的。我的顾客总是说,我甚至可以把我的人寿保险出卖给死者;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不过,我在这个领域中,我的能力至少可以和我的竞争对象比试高低,特别是当顾客有所需要,我必须卖给他点东西的时候。此外,耶格人也给我以大力支持。“您弟弟即使要蓝天,您也给他许下诺言,”他说,“我们要设法为他弄到。”

　　天呀,我该用什么来说服他哩!我们沿着易北河岸边行走,这段路程就是在战争时期,被美国轰炸机上的机关枪扫射过的地方;我认为,我俩的谈话在野外进行更好些,那里没有邻桌的人窥视,也不会有人把麦克风偷偷放在桌子的下面。我也有某种感觉,觉得我的话是恰到好处的——我毕竟跟我的弟弟在雷本定斯库耶一起呆过足够的时间,因而对他本人的弱点和他所处环境的弱点是有充分了解的。

　　我将他能够唾手而得的美好生活,给他作了一番描绘——舒适的环境,好几个大房间,窗子明亮,光线充足,现代化设备,矮型的家具,淡色的壁毯,挂满墙壁。我让他看了我特地为他带来的录音机装置的目录,相形之下,他在俄国为自己装的那一个,看起来就象穴居人用的工具一样,而这却是个立体声的唱机,是播放三声道唱片用的,美国早已有了。他欣羡得很。我就说,能够有机会对它研究一下,该有多好啊,他既不用跑遍全省去掏买一枚缺少的螺丝,一个缺少的备件,不必老是认为它只是为你暂时所有,不用顾虑官僚主义会多于实干家。我对他叙述……

　　我不知道,我俩在河边走了多久,而路过的那一堆堆废墟,这十五年如一日,还在对着我们发愣。

　　“那好,”他最后说,又如饥似渴地翻阅着那份目录。“那么,我得为谁工作呢?”

　　“我认为,可以为那所大学工作,”我回答说,“据我所知,也许你会有自己的研究所,不过,你所需要的东西,将应有尽有。”

　　“我说,”他皱了一下眉头,“讲清楚些,谁将从我的工作中取得好处呢?”

　　我能够把自己的一切统统出售给人家,但是有些问题,即使最好的出售者,也无法回答。“区别是什么呢,”我说,“就是谁将从中获利!首先是——你自己!”

　　“这确是一种区别!”他说,“甚至是主要的区别!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为了谁而分裂原子,又是谁得到我们创造的力……”

　　“这是留在这里的一种理由罗?”我说。

　　“我已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了,”他说。

　　“那很好嘛!”我说。我不想再激励他了。“但是,你肯定会来的,是吗?”

　　“我想,这问题我已经作了回答了,”他说。

　　我不可理解地瞅着他。

　　“回答是:不,十分感谢。”

　　他真的发疯了。跟一个疯子是不好争论的。

　　六年,这是检察官的提议。“您当然明白,”他又补充说,“我们为什么用法律的严峻性来对待您。”

　　这是为了试图给自己的弟弟教会理智的六年,是为了给弟弟提供正当工作的六年。是为了规劝一个人,让他最好地接受另一个职位的六年。

　　六年,要对法庭申诉。为什么要判我六年?你们要从我这儿搞些什么名堂?既然你们从电话里早跟耶格人取得很好的联系,而且你们一开始就知道我的一切情况,那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呢?或者去抓几个别的人呢?为什么把一切都强加在我的身上?我的罪过,莫非就因为我有个发疯的弟弟?……但是,我却没有说出来。我想,如果说出来,也不是我的目的。这儿没有正义。没有正义,没有感谢,什么也没有。

　　六年……

　　喔,上帝,我是多么地憎恨他们呀。喔,上帝,我请求你,给我炸弹和按电钮的权力吧,阿门。

　　《我发疯的弟弟》是一篇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但是,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而是从另一角度反映科学家在战争中的个人命运,以及科学家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等社会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都出现了许多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斯特凡·海姆这篇小说却从独特的角度描写了战争中一个普通科学家的形象。作品采取回忆的手法,以“我”为视角来叙述“我”弟弟的故事。“我”的弟弟是一个核物理学家,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战争结束后,他被苏联人带到苏联,从事核物理实验工作。由于“我”要照顾弟弟,也去了核物理实验基地干杂活,后来,却因此被判了六年徒刑。

　　小说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形象。即具有鲜明的德国民族特征:信任祖国、元首、德国的任务和个人的责任等。“我”弟弟就是一个这样的德国式的理想主义者,他出于德国公民的职责而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应征入伍。当一个将军得知他是核物理学家,让他重新回到大学教书时,他并没有感谢谁。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丝毫不涉及政治,只是去为战争的制造者们研制虐杀生灵的武器,德国的失败,希特勒的灭亡并未使他清醒过来,他仍然对战争和战争的制造者充满幻想。战争结束后,他作为一个囚犯和专家在苏联从事核物理实验工作,然而,他没有看清他所从事工作的政治和军事的性质,自以为献身于科学事业。作者不仅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德国人的悲剧,而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悲剧。

　　“我”是作为一个和“我”弟弟相对照的人物出现的。“我”较为清醒地认识到德国的现实和战争本质,从他身上,反射出忠于祖国、元首以及国家的责任是多么愚蠢可笑。在苏联的雷本定斯库耶,作为实验室助手的“我”,不满于苏联人强迫德国科学家为他们的政治、军事目的服务,当“我”质问“我”弟弟为什么专心干他的核物理实验时,他竟然用科学术语来回答,仿佛他生活在一个纯科学的世界,他没有认识到,在那个特殊年代,科学已经扮演着为人类带来痛苦的角色,即科学技术被一些战争贩子所操纵,用来毁灭人类文明。

　　“我”弟弟在战争年代和战后的经历,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科学家的悲剧。他们没有人身安全和自由,他们的科学技术成为残害人类的工具。“我”弟弟一直受苏联人的监视,他们以科学研究为名,把他带到一个有岗哨把守的核物理实验基地。其实,对他来说,核物理学专家和囚犯是分不开的。

　　“我”无辜地被判了六年徒刑,这应怪谁呢?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在掌握着弱小者的命运。无罪的人被认为有罪。这是作品揭示的深刻的主题意义。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述了主人公几个主要的生活片断。这些片断和“我”的情感发展紧密相连,通过片断组成的形象画面,来完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小说结构自然天成,强烈的感情和人物故事水乳交融。作者采用倒叙手法进行的表现。在小说的时空中,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想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不失为一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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