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特·克诺尔·安德斯 (章国锋 译)

　　星期五,我搬进了疗养院花园对面的房子。这所有两个出口的房子是作为文物受到保护的,它原来是一家旅馆,现在住着十八家房客,他们要一直住到死。

　　其中一家房客就是我。

　　中午时分,我走到阳台上。阳台有二十七米长,原来这里可能养过一匹马或种过芦笋。房子周围绿树成荫,杉树、梣树和榆树高耸入云。疗养院的花园里鸭子呷呷地叫着,屋前那条只供房客和客人们进出的路上见不到一个人影。在其他十七个房客中,我只认识玛丽亚·格勒伯尔,我在搬来以前很久就认识她了。

　　在这所臃肿而蠢笨的房子里,每人可以不受干扰地干任何事情,不论是犯罪、男女私情或别的什么,在这里一概不会被发觉。这所房子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提起垃圾袋①,带上门,走下楼梯。楼梯是大理石的,这幢房子的柱子也是大理石的,里面有一种阴森森的气氛。我在信箱旁站住了,念着信箱上的名字:盖尔斯丁格尔、霍夫迈耶尔、温特……如此等等,十八个信箱,十八个名字。右下边有一个名字叫克鲁帕尔。

　　克鲁帕尔——我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个名字,变换着名字的元音,克洛帕尔,克勒帕尔,克里帕尔……但克鲁帕尔最上口,名片上也是这样写的。那名片非常引人注目,它已被熏得焦黄,贴在信箱正中,名字开头的字母“K”是用花哨的笔法写成的,第一笔绕了几个圈,后面的字母却毫无装饰。

　　克鲁帕尔。我不由得望了望底层那套住宅,那儿的门上也贴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字母“K”也是用花体字写成。我吃了一惊,门开着一条缝,钥匙插在锁孔上。我提起垃圾袋,有些不知所措地朝大门走去。

　　我走出大门。阳光亮得晃眼,这是一个金色的秋天。我停了一会,等眼睛习惯了强烈的阳光,才慢慢经过克鲁帕尔屋前的窗子向垃圾箱走去。

　　在我前面很远处有一个老妇人,她象我一样也拎着一个塑料袋。我放慢脚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想赶上那老妇人。我马上想到,这一定是克鲁帕尔大娘,她家的门开着,钥匙插在锁孔里。一个不在乎肮脏的名片、用花哨的笔法写“K”字的人可能就是这副模样,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人。

　　老妇人已经走到垃圾箱旁,她打开铁盖,向左右瞧了瞧,又朝这边的窗户瞧了瞧,犹豫着,迟疑着,终于将塑料袋扔进箱里,箱盖落下来。这时,她看见我了……

　　人们隔着一段距离打招呼总是挥挥手。我挥了挥手,老妇人并没回答我的问候,她在围裙上擦着手。

　　她看上去很尴尬,我也感到茫然。

　　我们面对面走着,没有相互避开。我又向她打了个招呼,她打量着我。“我是克鲁帕尔太太,”她说。我点点头,想作自我介绍,向她解释,我也住在这里,不久前刚搬来,也许要永远住在这里。

　　“我是克鲁帕尔太太。”她重复着从我身边走过。克鲁帕尔太太!

　　我想同她认识,但没做到,她撇下我走了。我给她的印象一定很不好,她的眼里闪烁着怀疑、审视的光。可我并没偷过邻居的餐具,也没抢过老太太的手提包。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回答她呢?她使我迷惑,她叫克鲁帕尔太太。

　　象她一样,我也打开垃坎箱的铁盖,将手中的塑料袋丢进去。我停了一下,突然想到克鲁帕尔太太可能正从窗子里瞧着我,但我一动不动地瞧着垃坎箱。克鲁帕尔太太的塑料袋散开了,袋里是刚刚煮熟的土豆,还冒着热气,看来有三磅,或许是五磅。克鲁帕尔太太一定为一大家人,或许帮一个旅游团做饭,所以才剩了那么多……冒着热气的土豆看上去怪可惜的。

　　我朝克鲁帕尔太太的窗子望去,有一扇窗的帘子动了一下。我赶快回到房里,从大理石柱子和楼梯那边渗过来一阵阴凉,我感到舒服些了。她叫克鲁帕尔太太。

　　玛丽亚·格勒伯尔在我房门前等着。“我想进您屋里抽支烟,您有空吗?”

　　“进来吧!”

　　我们在阳台上坐下,屋前那条路上仍然空无一人。我伸出头从栏杆上望去,垃圾箱旁没有人,我安静下来。

　　“出了什么事?”玛丽亚问,“有人惹您生气了?”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褐色睡衣,头上扎着块纱巾。

　　“那个克鲁帕尔太太是谁?”

　　“克鲁帕尔太太?您碰见她了?她没有对您讲起她的孩子?我们都叫她开饭大娘。每星期六她的孩子们来看她,到她这儿来吃午饭。他们一定是干大事的、漂亮的孩子们。早饭前她就开始准备了,香味一直冲到房梁。她做的菜真是妙极了,名字也很怪,什么煎牛肠啦,奶油肝啦,罗宋汤啦。同您一样,她也是从马祖里沼泽地①那边来的,她常向我讲起一条什么河,她在那条河里洗过澡,那条河有个叫人恶心的名字,一听到它就想要撒尿②。”

　　“它叫庇萨河,有一○九公里长,从英特斯堡向东流入安格拉普河。”我回答说。我很惊奇,我原来以为这种连小学生都感到头疼的问题我早已忘记了。

　　“克鲁帕尔太太有几个孩子?”我问道。

　　“开饭大娘么?有几个孩子?我相信谁也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孩子。我敢肯定她有一大堆孩子,十五个或十八个。从你们那边来的人都有许多孩子。”

　　疗养院花园的鸭子在呷呷地叫,一阵风吹过,树枝摇曳着。

　　“十五个或十八个!玛丽亚,别开玩笑了。”

　　“那么,就是五个或八个,至少有这么多。她的烹调手艺一定不坏,从气味就能闻出来。谁要是正好从她门口经过,而她又剩下一些菜,她就会盛满一大盘请人尝尝呢。因为她是从……”

　　“从马祖里沼泽地那边来的!”

　　玛丽亚大笑起来,一阵风似地跑出屋子。在这幢房子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又弯下腰,把头伸过栏杆朝垃圾箱望去,一个人都没有。

　　她叫开饭大娘。庇萨河有一○九公里长,从英特斯堡向东流入安格拉普河。

　　一阵阵香味飘过来,开始还很微弱,快到十一点钟就越来越浓了。克鲁帕尔大娘的孩子今天要来吃午饭,十五个或十八个孩子。克鲁帕尔太太做了些什么菜呢?煎牛肠?罗宋汤?我没吃过这些菜,也不会做,我只记得一种汤,一种红色的汤的味道,是不是罗宋汤呢?但愿它就是罗宋汤,它肯定是罗宋汤,它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克鲁帕尔太太在煮罗宋汤,马祖里沼泽地的罗宋汤。我不由得笑出声来。她叫开饭大娘。

　　已经十一点三刻了,克鲁帕尔太太的孩子们快来了。我盯着屋前的那条路,直到现在既没有人来,也没有汽车开过来。也许他们午饭吃得晚。

　　一点一刻了,我渐渐生起气来。克鲁帕尔太太的孩子们大约很准时,他们也许不知道罗宋汤做起来有多麻烦,要保持不凉又有多费事。我也不知道。

　　已经两点三刻了,从那条路上来了一个邮差,一个送电报的小孩。玛丽亚提着一只袋子,她出去买东西刚回来。后来又来了三个老太太和一位老先生,他们与克鲁帕尔太太年龄相仿,绝不可能是她的孩子。我在这里写了信,吃了午饭,仅仅离开过五分钟,要是克鲁帕尔太太的孩子走过来,我一定会看见的。我喝着咖啡,咖啡味道没有平日那样香,更没有今天上午闻到罗宋汤的香味时那样好。

　　楼下门响了一下,大约是谁出来散步,或者是一位客人离开这幢房子。

　　不,出来的不是别人,而是克鲁帕尔太太。她吃力地提着一个大塑料袋向垃圾箱走去,袋里还向外冒着热气。她换一只手提着口袋,步履艰难地走着。我俯身朝她望去。

　　克鲁帕尔太太走到垃圾箱旁,打开箱盖,朝左右望了望,又朝这边的窗户瞧了瞧,犹豫着,迟疑着,终于将塑料袋扔进了垃圾箱,铁盖落下来。

　　现在她看见我了。我急忙闪回身子,但已经太晚了。我冲出屋子,快步走下楼梯。我得安慰她,对她讲几句温暖的话,说罗宋汤的味道好极了。但那是罗宋汤吗?毫无疑问。

　　可是,这样做是否合适呢?我是否应当装做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对她讲呢?在这幢房子里人们应当不受干扰地干任何事情。我退了回来。

　　克鲁帕尔太太出现在我的房门口,她走进来站在我面前。“您不舒服吗?要不要我帮助您?”她问道。“不,不用,谢谢,我想……我想到邮局去。您做的菜香极了。”

　　“我的孩子们刚来吃过午饭了。”

　　“您的……孩子们?”

　　“是的,他们都来了。”克鲁帕尔太太毫不犹豫地回答。

　　“您的孩子……”我结结巴巴地说,“真好,我很高兴。”

　　“还剩下一些肉丸子,您想尝尝吗?”克鲁帕尔太太将手放在我的肩上问道。

　　“好的。”我回答说。她叫克鲁帕尔太太,绰号叫开饭大娘。

　　这篇小说可谓“小”矣、“短”矣,只有三千五百多字,然而,它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开饭大娘——克鲁帕尔太太的形象无疑是出色的。

　　作者选取了一个十分巧妙的叙事视角,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我”是个刚搬进一家旅馆的房客,“在其他十七个房客中,我只认识玛丽亚·格勒伯尔“,正由于“我”对环境的一无所知,使“我”特别好奇,特别细心。这家旅馆是小说的背景,作者着意地渲染了这儿的死寂、沉闷,渲染了人们之间的冷漠。“在这所臃肿而蠢笨的房子里,每人可以不受干扰地干任何事情,不论是犯罪、男女私情或别的什么,在这里一概不会被发觉。”这些话是大含深意的,与其说这是“我”对这家小小旅馆的感受,不如说是生活在那个社会中的人的一种普遍感受。

　　小说集中笔墨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克鲁帕尔。作者只用了三个情节来刻画这个人物:第一个情节是“我”与她在垃圾箱旁相遇。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克鲁帕尔大娘扔垃圾时的神情,动作:“她打开铁盖,向左右瞧了瞧,又朝这边的窗户瞧了瞧,犹豫着、迟疑着,终于将塑料袋扔进箱里,……”她的举止神情很奇怪,十分明显,她不愿意人们看见她扔了东西,因此当她看见“我”时,“她看上去很尴尬”,“她的眼里闪烁着怀疑,审视的光”,这些描写都烘托出一个奇怪,令人不可捉摸的人的形象。她仿佛有什么隐私,时时戒备着不让人们发觉。作者描写了一个微小的细节,更加深了我们的这种感觉:当“我”也打开垃圾箱的铁盖时,“我”突然想到克鲁帕尔太太可能正从窗子里瞧着我,“我朝克鲁帕尔太太的窗子望去,有一扇窗的帘子动了一下。”

　　于是小说转入第二个情节:玛丽亚·格勒伯尔向“我”谈起克鲁帕尔。由她的讲述,我们知道克鲁帕尔有一大堆“干大事的、漂亮的孩子们”,每星期六她的孩子们来看她,到她这儿来吃午饭。克鲁帕尔就凭着她那高超的烹饪手艺,忙活一上午。于是她落下一个绰号:开饭大娘。但是在这家旅馆住了很长时间的玛丽亚·格勒伯尔说她从未见过开饭大娘的孩子们。至此我们对这位奇怪的老太太了解得多些了。然而新的疑问也产生了。

　　于是有了第三个情节:“我”与克鲁帕尔大娘的第二次相遇。“我”满怀好奇注视着、等待着克鲁帕尔大娘的孩子们的到来,但是整整一上午,直到午后两点三刻,没有一个人敲响克鲁帕尔大娘的门。最后她出来了,提着一个大塑料袋向垃圾箱走去,袋里还向外冒着热气。作者用几乎与第一次相同的词语描写克鲁帕尔倒垃圾的神态,又是“犹豫着、迟疑着”。小说的结尾精巧又意味深长,揭示了作品的主旨。克鲁帕尔太太的孩子们没有来看她、享用她辛勤劳作了一上午而做的美味佳肴,“我”替她感到难过,“我”体会到了她那颗孤寂、失望的心。然而克鲁帕尔太太竟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我的孩子们刚来吃过午饭了。”“是的,他们都来了。”于是“我”彻底地明白了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开饭大娘”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人孤独、寂寞地度日,她渴望孩子们来看望她,来慰藉她那孤寂的心灵,然而,没有,从来没有孩子来看她。自尊、好强,迫使她向周围的人说谎,强作欢颜谈论她的孩子们,其实谁也不来看她,她是个孤独的老人。

　　这是篇颇见艺术功力的小说,作家以极短的篇幅概括了现实生活的实质性的现象。全篇行文简洁、紧凑,开篇对于旅馆的氛围的渲染为全篇的情调做了铺垫。作者只选取了三个情节,一个接着一个,一层层展示了克鲁帕尔的内心世界,犹如将一个“谜”一步步地揭开,让人们看到它的真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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