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魏救赵之例说——王守仁智解安庆之围

　　1519年6月，宁王宸濠起兵反对明朝政府，由南昌沿都陽湖、长江顺流而下，攻占九江等地，并围攻安庆。江西提督王守仁奉命率兵进攻宸濠。他的部将有的主张攻打南昌，有的主张救援安庆。王守仁说：“如果直接救援安庆，南昌和九江的敌人一定会断我后路乘势来攻，使我腹背受敌，不如就近攻打南昌，因为南昌守军不多，守备薄弱，可以一举攻下。宁王知道我军攻打南昌，必然放弃安庆，回兵自救。但不等他到来，我已攻下南昌。这时敌军士气沮丧，进退不得，在我军强大攻势下，定可全部就歼。”随即派伍文定为先锋向南昌进发。不久，果然将南昌攻下。宸濠在安庆听说王守仁攻打南昌，大为恐慌，立即回兵救援。王守仁分兵迎击。最后在樵舍(江西南昌西北)用纵火烧船、分兵合击的战法，一举消灭敌军，生擒宸濠。不久，南昌、九江也相继攻克。前后35天，便结束了这一战役。

　　围魏救赵之例说——“南化人”巧脱困境

　　南京化学工业公司是全国重点大型化工企业，1934年由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先生创办，现有职工3.5万余人，工程技术人员3000余名，拥有雄厚的设计开发、科研生产、化机制造和建筑安装实力。

　　市场开放后，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斗争加剧，南化公司曾用“围魏救赵”之计解除了几次燃眉之急。

　　南京有一化工厂与南化公司互有供应关系。该厂供应南化公司盐酸液碱，南化公司供应该厂硫酸、硝酸。

　　但在1986、1987两年，由于南化公司的硫酸、硝酸生产情况不好，对方就给南化公司施加压力，停止供应盐酸液碱，使南化公司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威胁很大。

　　南化公司针对这种情况，多次上门解释，请求谅解，但没有结果。

　　于是，南化公司无奈之际，决定“攻其弱点”，自己组织了盐酸液碱800吨，以满足生产急需，同时停止供应该厂硫酸、硝酸。

　　此计一出，果然奏效。该化工厂立即登门，三番五次地道歉。表示继续合作，不会再发生此类事情。

　　再如，有一个煤矿供应南化公司烟煤，但长期以来，年年欠交、拖交。南化公司派员长驻坐催，甚至领导干部去亲自拜访、求援，都无济于事。

　　但该矿有一点要依赖南化公司，即采用南化的硝铵爆破，开采煤炭。抓住这一点，南化公司决定以对方交煤炭的情况安排硝铵发货，互为条件。这一下，立即引起了该矿的重视，不得不按煤炭合同交货。

　　围魏救赵之例说——东渡日本救永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各国纷纷忙于战争，输入我国的“洋碱”大幅度减少，从大战前的31500吨下降到1916年的21吨，旧中国的碱市场出现了相对真空时间。

　　一直从事盐业生产的民族资本家范旭东先生没有放过这一绝好的发展民族工业的时机。在他的积极努力和四处奔走下，中国第一个制碱企业——水利制碱公司于1918年成立。

　　一战结束后，曾经一直独占中国碱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急忙重返中国市场，在这里却发现了新的竞争对手，而且尽管软硬兼施，都不能挤垮水利。甚至连置于自己控制之下都不能做到，这使卜内门大为恼火。

　　经过一番策划和准备，卜内门想要决一死战，它调来一大批纯碱，以原价40%的低价在中国市场上倾销，不惜血本，企图挤垮水利。

　　永利和卜内门相比，实力悬殊过大。面对卜内门的低价倾。销攻势，新生的永利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范旭东为此焦虑万分。他知道，如果降价与卜内门竞争，不要多久，永利就会财枯力竭而垮台;不降价，产品卖不出去，资金收不回来，无法再生产，永利也名存实亡。

　　一日，范旭东在低头踱步思索对策，猛一抬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张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照片，不禁回想起青年时代因“戊戌变法”失败受株连，不得不东渡日本，以避开当时清政府的锋芒。而永利的创立，正是利用卜内门锋芒暂敛之时。如今卜内门锋芒毕露，永利是否也可以“东渡日本”呢?

　　当时日本工业较发达，是卜内门公司在远东的最大市场。欧战刚停，百废待兴，卜内门的产量有限，能运到远东来的碱为数不多。现在，为了对付永利，卜内门又把大量的碱运到中国，日本的碱市场必然相对紧张，我们应趁机进入日本市场。卜内门在中国从正面进攻我们，我们就迂回到日本，从后面进攻他。

　　当时日本的三菱和三井两大财团都想在商界执牛耳，相互间竞争非常激烈。三菱有自己的碱厂，而三并没有，只能依赖进口，这正是范旭东所想要的。

　　范旭东迅速与三并协商，委托三井在日本以低于卜内门的价格代销永利产的红三角牌纯碱。

　　三并感到一不要自己的资金，二有利可图，三解决了燃眉之急，便很快就与永利达成了协议。

　　相当于卜内门在日本销量10%的红三角牌纯碱，宛如一支奇兵通过三井财团遍布全日本的庞大销售网，向卜内门在日本的碱市场发起了进攻。

　　质量与卜内门相同，价格低廉的红三角牌纯碱很快在全日本造成了碱跌价的影响，这一突变，使得卜内门措手不及。为了保住日本市场，卜内门不得不随之降价。

　　由于卜内门的碱在日本的销售量远远大于在中国的销售量，这一降价使其元气大伤。永利碱在日本销售量没超过卜内门的10%，价格却比卜内门在中国的降低价还 高一些，损失相对较少。

　　结果是，卜内门在中国虽然处于优势，在日本却穷于应付永利的不断挑战，处于极不利的地位。

　　被永利打蒙了的卜内门此时首尾难顾，权衡利弊，发现保住日本市场比在中国进攻永利要重要得多。因此，永利在日本发起攻势后不久，卜内门就通过其驻华机构向永利表示，愿意停止在中国市场上的碱价倾轧，希望永利在日本也相应停止行动。

　　范旭东也趁机提出，要求卜内门今后在中国市场上的碱价如有变动，必须事先征得永利的同意。卜内门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当初强大的卜内门骄横不可一世，误以为新生的永利不堪一击，然而它的扼杀性进攻却被范旭东先生巧施“围魏救赵”妙计所粉碎。

　　围魏救赵之例说——阿姆卡的远交近攻

　　现代电气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对电气材料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大量的新材料应运而生。制造节能变压器铁芯的新型低铁矽钢片就是其中一种。

　　起初，美国电气行业执牛耳者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以及实力不很强的阿姆卡公司都在研制新型低铁矽钢片，而竞争的结果却被阿姆卡公司拔了头筹。

　　这正是阿姆卡公司“远交近攻”的结果。

　　阿姆卡公司十分重视信息情报工作。在研制超低铁省电矽钢片过程中，发现“通用”和“西屋”也在从事同类产品的研制。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日本钢厂也有此意，而且准备采用最先进的激光囊处理技术。

　　阿姆卡公司分析形势后认为，以自己的实力继续独立研制，极可能落在“通用”、“西屋”之后，风险极大。若要走合作研制之路，就必须选择合格者。

　　与“通用”、“西屋”联手，是“近亲联姻”，未必有利于加快研制过程，再者将来只得与之分享美国市场，还 得考虑倔起的日本钢厂。

　　与日本钢厂并肩合作，是“远缘杂交”，生命力旺盛，研制过程自然会加快，而且将来的市场大可以太平洋为界。

　　阿姆卡公司选择了日本钢厂为合作者，结果比预定计划提前半年研制成功。

　　阿姆卡“远交近攻”战胜了“通用”、“西屋”两大强劲对手。

　　围魏救赵之例说——坎宁远交以制近

　　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欧洲的各反动封建君主国结成神圣同盟，企图长期联合霸占欧洲。资产阶级的英国受到了排挤和孤立。在卡斯尔累任外交大臣期间，他极力推行支持神圣同盟、追随欧洲各国反动君主的路线，企图以此来讨好他们。

　　1822年，坎宁接替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他顺应劳动群众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愿望，决心打破神圣同盟的大一统局面，恢复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领导作用。

　　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丁美洲国家掀起了反对宗主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坎宁抓住这个时机采取果敢行动，同神圣同盟展开了直接的交锋。1823年，神圣同盟决定由法国派兵前去镇压拉美的独立运动，遭到坎宁坚决反对。他声明只承认拉丁美洲国家的现实，即承认他们的独立，反对任何武装干涉或把这些殖民地转入法国之手的企图。坎宁还 向美国发出呼吁，希望两国联合发表声明，制止神圣同盟的干涉。与此同时，坎宁又派出舰艇巡弋于大西洋，任何从欧洲开往美洲的船只，不得英国的同意，不能通过。

　　由于武装干涉受到阻拦，1824年，神圣同盟的核心人物梅特涅建议就拉丁美洲问题召开全欧会议。坎宁表示英国决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也不承认会上通过的任何决议。不仅如此，他还 建议内阁尽快同拉丁美洲独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贸易谈判，争取早日打入这个广阔市场。1825年1月，英国承认了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家的独立，同他们建立了外交、贸易关系。坎宁的政策给了梅特涅及其神圣同盟的声誉以沉重打击，给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势力以鼓舞，恢复了英国在欧洲的威望，也赢得了拉美新独立国家对英国的好感。

　　“远交近攻”是“围魏救赵”的一种变化了的形式。远交近攻本是以地理条件决定外交政策的一种策略，其意是近处如以利害相互结交，容易生变，所以对近处应当采取进攻的政策。其实，这一谋略也可理解为：为了对付近的敌人，或者与远方的国家结盟;或者利用其他国家的事情牵制近旁的敌人。

　　围魏救赵之例说——丘吉尔联苏抗战

　　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这在资本主义中间引起一片恐惧。英法等国采取了扶持德国的政策，当德国复仇主义日益升起，不断威胁到欧洲和平时，英法等国为了阻止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所谓“扩张”，竟一再对德国的侵略行为姑息纵容。苏联建议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挫败希特勒德国的侵略扩张计划，但英国顽固地进行破坏，始终不渝地想把德国的扩张矛头引向苏联。这一政策的顶峰是慕尼黑协定，其目的是要将祸水东引，怂恿德国去攻打苏联。但是，到头来德国并没有先进攻苏联，而是拿西欧的英法国家开了刀。绥靖政策宣告破产，西欧舆论大哗，执行绥靖政策的人在国内外都受到了严厉谴责。丘吉尔正是在此危急的形势下，受命组建了英国的战时内阁。

　　丘吉尔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极其反共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从苏维埃政权在俄国诞生之日起，他就极力主张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妄图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于摇篮之中。遏制共产主义的思想一直在他的头脑中占着主导地位。而且终其一生。但是，丘吉尔先生又是一位很讲现实的人。从他临危受命之时开始，他就认识到，当前的更大威胁不是苏联，而是希特勒德国，如果希特勒赢得战争，不仅英国要蒙受史无前例的投降耻辱，欧洲的自由和民主将不再存在，甚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这是一场压倒一切的战争，必首先打垮希特勒，其余的事情以后再说。丘吉尔认为，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是几乎同美国一样可靠的潜在的盟友。与希特勒相比，苏联的危险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为了能够早日打败希特勒，应该与苏联结成同盟。

　　基于这种认识，丘吉尔作出了明智而正确的抉择。当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消息传来时，丘吉尔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向苏联这个新盟国表示欢迎，并表示英国将坚定地与苏联站在一起，共同抗德，直到彻底打败希特勒为止。正是丘吉尔的这一外交战略，使丘吉尔与斯大林这对宿敌坐到了一起，全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也在苏、英、美的周围结成了牢固的联盟，最后终于将法西斯国家彻底打败。

　　“两利相衡从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高明的指挥员，必须学会全局在胸，善于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或趋小害而避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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