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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分析

2021-10-28 09:24:37

  岳飞在我国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明人无名氏(一说为姚茂良撰)传奇《精忠记》中的岳飞更是一个赤心报国,义胆忠肝的贤能将领,他既勇于与强虏沙场征战,使金酋闻风丧胆, 又敢于与奸佞做面对面的斗争,坚强不屈,是一个忠勇耿介的盖世英雄形象。

  面对南渡偏安的局面,岳飞怒发冲冠,一腔怨愤,念念不忘平金中兴之大业。岳飞看到“蛮夷猾夏,边界惊惶,宋室南迁,二帝有蒙尘之耻,举族北辕,诸臣无靖难之功”,不胜忧虑。即使是在“丽日开晴,和风扇暖”的赏春之时,岳飞亦不为暂时的所谓“国祚雍熙,时和岁稔”所陶醉,而是无时无刻不想着中兴统一大计: “居安岂可忘危,宝剑长磨,忠肝义胆谁敌!直待要扫荡胡尘,方遂我平生豪气。”一旦朝廷降旨,命岳飞“率百万之师,决千里之胜”时,岳飞不胜欣慰,以为报国之时终于到来,他一腔豪情: “荷皇朝诏委微臣,敢捐躯答圣恩。怎容蠢尔成边衅,惟赤胆秉忠贞。”岳飞首先是一个忠臣,尔后才是一位民族英雄、杰出的爱国将领。这是因为在封建时代,忠君和爱国差不多是连在一起的,而历史上的所谓民族英雄,亦是指历史上的人物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下的政治、军事态度而言。 “精忠”与“报国”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不然就失却了岳飞形象。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目光去看待历史,岳飞无疑近于愚忠,甚至当得上是封建纲常秩序的楷模了。然而,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的原则: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列宁: 《民族自决权》,见《列宁选集》第二卷512页)因此,必须将岳飞的“精忠”与“报国”合为一体来看。封建时代君临天下的皇帝是国家的象征, “忠”与“奸”的对立,也要从这里来分野,尽管皇帝的个人品质和政治倾向有所不同。否则,对岳飞这一艺术形象就很难理解。如他在边陲大破金兵,连连获胜之时,因奸相秦桧与金邦曾有密盟,竟施奸计,欺蒙圣上,以十二道金牌催召班师。岳飞回到临安就被秦桧阴谋下到大理寺狱中。他还亲自修书召回驻守在朱仙镇的二子岳云、张宪,结果父子三人一道尽忠全孝,被秦桧指使万俟

  杀害于风波亭上。岳飞痛恨的是奸雄佞臣秦桧、万俟高之辈,而不是皇帝。在惨遭酷刑之后,岳飞猛然想到: “争奈我有两个孩儿,把军马扎住朱仙镇上,他若知我受此冤屈,必然领兵前来报冤,那时难全父子忠孝之名。”为什么前来为父报仇就忠孝两不全了呢?一则兵临京师临安,必被谋反犯上之罪,岳家忠勇功勋,毁于一旦;二则岳云、张宪果若领兵前来,必然造成内乱,金邦这一外患亦必乘势袭扰,恐怕国家就要面临更大的灾难了。故岳飞不得不满含悲愤,修书召子。这悲剧性的情节应该说是真实而动人的,岳飞的着眼于大局,置个人家破人亡于不顾,为国家利益而牺牲全家性命的精神是崇高无比的,也是可歌可泣的。岳飞的妻子张氏,女儿银瓶后来也因完节而自杀身死,同样以死来昭示了对朝廷的坚贞不渝,对奸臣的宁死不屈。岳飞被陷害身死之前,他的内心似有所醒悟:“埋没英雄,枉存忠立节,暗损威风,空忆紫泥封,谁谅我孤忠。”但这种醒悟只能停留在一定的限度上,他是永远不会怨恨皇帝的。

  势倾朝野的奸臣,谗害起忠良来,不仅是捣鬼有术,也的确有效,因为皇帝的偏听偏信,奸佞的罗织罪状,往往是一拍即合的,这是构成忠良们悲剧命运的通常逻辑。活着的岳飞在疆场上叱咤风云,威名远震,但他在君臣关系上却只能是唯命是从,充其量发一番浩叹而已。只有在冥间,他才有所感悟,但要复仇雪耻,仍然只能将一腔怨气倾注于奸臣贼子的头上。这样的描写是符合人物形象的性格的,因此也是真实可信的。

  岳飞对班师的旨意曾经踟蹰再三。当岳云说到“今统大军,深入虏境,虽有班师之命,而一旦遽尔回军,只恐金人乘势复入,将有不测之变,那时悔之晚矣”时,岳飞叹曰: “我岂计不及此,朝廷旨意奈何?”这说明岳飞奉旨南下之时内心非常矛盾,即是所谓“心中无限事,天意竟如何!”皇上的意旨就是天意,不仅不能违背,甚且不容迟缓。在河北父老挽留岳飞,请岳家军乘胜收复失地时,岳飞无可奈何地说: “不是我要回京,是朝廷主意。”待十二道金牌宣诏催逼之时,岳飞对岳云、张宪说: “孩儿,朝廷诏我如此紧急,不免就此班师便了,只是我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已经想到误国奸臣从中作梗,故留下二子驻守朱仙镇,自己先行赴临安。他其实对奸佞的力量估计不足,甚至还幻想着“博得个衣紫腰金,朝野为卿相”的美好前程。抵瓜州地面时,岳飞顺路去看望金山寺住持月明和尚。故人相见,倾心交谈。月明和尚觉得岳飞气色不好,恐有不虞之灾。岳飞又称自己梦见“二犬争言”,月明和尚释梦说“必有牢狱之灾”,岳飞此时还不以为然:“我有济世经邦,一点丹心托上苍。虽有奸邪党,怎把我精忠谤。勋业世无双,净边疆,裂土封侯,拜受君恩贶,图象麒麟万古扬。”这种幻想自在情理之中,忠于朝廷,又建奇功,岂有不受皇上旌表之理?直到由万俟高出面审问岳飞,用尽酷刑,存心加害之时,岳飞才略有省察,分明是奸臣贼子沆瀣一气,着意陷害忠良。岳飞长叹: “父子三人历战场,要平金静扫边疆,徒劳意攘。我那圣上呵,自坏了金汤保障,冤屈怎当。”很显然,这里对圣上的埋怨,完全出于对国家的忧虑,非是仇恨之言。岳飞的仇恨只在奸臣贼子身上。这仇恨一旦咬住,做了鬼魂,复仇精神仍不泯灭。使秦桧阴谋败露,东窗事发的力量虽然来自神灵,但那也是岳家一家人“幽魂不散,怨气冲天”的结果。幽冥教主地藏王的出现,可以看作是理想化的描写,同时未尝不是岳飞英灵的力量显现,它仍然是岳飞性格的必然发展。地藏王化为疯僧叶守一,彻底揭露出秦桧夫妇的罪恶,这是作品中最痛快淋漓的笔触。它使人们感到,岳飞英灵不散,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类似描写,丰富了岳飞形象的性格力量,使这位盖世英雄的形象更加完整。

  岳飞,在古代戏曲小说中多有描写,而《精忠记》中的岳飞自有其独特之处。这个形象虽是气吞山河的盖世英雄,却充满了人情味,这体现了作品极饶民间色彩。在第二出《赏春》中,岳飞唱了一支[醉翁子]:“何须舞柘枝,歌翻金缕霭和气,一门长幼无虞,莫辞重整金罍,尽醉方归兴有余。”面对大好春光,唤出妻子女儿赏春,以享天伦之乐。若一味写岳飞的“怒发冲冠”, “壮怀激烈”,人物反显得没有人情味。岳飞奉班师之旨时,与天使大人单骑回京,他嘱命岳云、张宪回去拜上母亲妹子,不要挂念;只身进京罹难之时,岳飞时时牵挂妻子儿女。英雄亦有情,而且非常深切,这样写不仅使人物立体化,且也为亲手修书召回二子张本,岳飞原是怜子的大丈夫,所以父子三人同归黄泉,那也是为国家为朝廷着想,实出于无奈。风波亭上“同尽”一出戏,显得格外悲惨,令人不忍卒读。日人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称道此剧说: “曲词质朴遒劲,以关目情节胜,壮烈悲愤,令人不觉裂眦。”此评用在岳飞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也是十分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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