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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公子》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分析

2021-10-28 09:35:45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贤丈人巧赚回头婿》(见《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的主人公姚公子是一个浪子回头的艺术典型。

  在封建社会中,封闭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强烈的宗法观念,使人们特别关注财产的继承权,保持祖传家业成为后代相当重要的社会责任。这种情况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于是产生了一系列“浪子”的艺术形象。元杂剧《东堂老》中的扬州奴、白话短篇小说《张孝基陈留认舅》(《醒世恒言》卷十七)中的过迁,就是这样的人物。明代中后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货币流通日渐频繁,社会财富不断地实行再分配,人们的经济地位时刻发生变化。许多世家大族衰败了,商人市民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很多人在思考怎样才能守住祖业,维护目前的地位,姚公子的形象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教训。

  姚公子出身豪门,父亲是兵部尚书,丈人上官翁也是显宦, “家世富饶,积累巨万。周匝百里之内,田圃池塘,山林川薮,尽是姚氏之业。”姚公子自恃家产殷富,豪奢成习。他以豪杰自居,不事生产, “见别人家算计利息、较量出入,孳孳作家的,便道龌龊小人,不足指数的”。又懒看诗书,不习举业, “见了文墨之士,便头红面热,手足无措,厌憎不耐烦,远远走开”。他仿效孟尝君广招门客,整天和市井光棍一起饮酒围猎,寻欢作乐,花起银子似流水一般。家中的银子挥霍尽,他便变卖产业,抵押田地。他也不知田在哪里,好歹贵贱如何,只是签字画押。到后来竟嫌麻烦,将卖契刻了印板,随时填写。没有几年,姚公子将家产荡尽,最后只得典屋卖妻,自己沦落为乞丐,靠唱《莲花落》乞讨度日。

  姚公子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逆子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没落的阶级,腐朽性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少数人还想励精图治,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多数人则失去了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心,只顾眼前的享受,沉缅于歌舞酒色之中。明代中后叶,出现了一大批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他们宣称人生的真乐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也是入世的一大快活(见袁宏道尺牍《龚惟长先生》)。姚公子就是这些“叛逆者”的代表,他的没落并不是道德的原因,而是由观念的变化而引起的。姚公子豪爽大方,对下人和百姓都很厚道。他喜欢放马打猪,有时“踏伤了人家田禾,惊失了人家六畜等事,公子是人心天理,又是慷慨好胜的人”,总是加倍赔偿人家,野老村夫招待他吃一顿饭,他心中过意不去,便大把银子地赏人。“人心天理”是作者对姚公子道德品质的高度评价,他和那些吃喝嫖赌的花花公子有本质的区别。姚公子不事生产,不爱惜钱财,把祖传家业看得很轻,甚至把被地主阶级视作命根子的田地看成无用的泥土。张二翁曾经劝他,说姚公子的父亲“早起晏眼,算盘天平、文书簿籍不离于手。别人少他分毫,也要算将出来,变面变孔,费唇费舌。略有些小便宜,即便喜动颜色。如此挣来的家私,非同容易”,但他不愿走祖辈发家的道路,也不愿死守家业,他在诗中道: “千年田土八百翁,何须苦苦较雌雄?古今富贵知谁在?唐宋山河总是空。去时却似来时易,无他还与有他同。若人笑我之先业,我笑他人在梦中。”他认为人生变幻莫测,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应该抓紧有限的生命,尽量享受生活的乐趣,追求欲望的满足。这在明代后叶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潮。

  像姚公子这样的地主阶级“叛逆者”,在当时社会中是找不到出路的。他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却吃不起苦,就是乞讨,也受别人欺侮。在他遭尽生活磨难,尝够冻馁忧愁的滋味后,产生了悔改之心。他于是懂得珍惜钱财,想到找一个“生利息的方法儿,或做些本等手业”。他在丈人的资助下,省吃俭用,勤心苦胝,虽不及得富盛之时,却也不缺衣食, “竟得温饱而终”。姚公子在生活的道路上转了一个圈子,但没有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他从原来靠家传祖业和收取租粮维持生计,寄生性很强的大地主转变为终日操劳的经营性地主,这是作者给姚公子安排的最好出路。

  姚公子的形象比较复杂,读者很难用简单的道德观念去判断人物的是非善恶。他不事生产,挥霍钱财是错误的,但他慷慨大方,乐于施舍的行为却不能说是坏事,他那种富贵无常,及时行乐的观念也是似是而非的。在他身上,既有冲破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的倾向,又流露出没落阶级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是明代后期充满矛盾的复杂社会的产物。小说有些成功的细节描写,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富有个性化的语言行动,精细入神地表现了人物的独特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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