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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保安》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分析

2021-11-01 09:21:26

  吴保安,字永固,魏州(今河北大名)人,本是唐代的一位忠义之士(见《新唐书·忠义列传》第116《吴保安》)。其事迹长期在民间流传。至明代,由“说话”艺人编成话本《吴保安弃家赎友》,收入冯梦龙编纂的《古今小说》第八卷。吴保安是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

  吴保安本在东川(今四川三台)为遂州方义尉,任期将满,因担心自己的前途,向同乡人郭仲翔写信,求其荐举。这在世人看来,似乎太突兀了。因他与郭仲翔“从未识面”,只是从传闻中“知其为人义气深重,肯扶持济拔人的”。郭仲翔接信后,颇为吴保安对己的信任而感动,认为是“大丈夫遇知己”,征得主将李蒙的同意,提任他为掌记(即管理文牍的官,相当于书记之类)。没想到次日李蒙全军覆没,郭仲翔也被掳至异地,南蛮头目乌罗准其用素绢千匹赎之。危难之际,郭仲翔想到了吴保安,让他持信找伯父郭元振,凑集千匹绢资,早来取赎,以跳出苦海。吴保安见信后, “好生凄凉”,深为郭仲翔的不幸而焦急。他立即“写回书一纸,书中许他取赎,留在解粮官处,嘱他觑便寄到蛮中,以慰仲翔之心,忙整行囊,便望长安进发”。孰料,郭元振已于一月前死去,连家小都扶柩而回,吴保安扑了个空, “大失所望”。

  吴保安和郭仲翔素昧平生,只是得到了他的荐举,况且还没能上任,他三千里风尘,来回奔波, “径不回家”,照理说,也对得住郭仲翔的这一点恩德了。但是,吴保安视友谊比生命还重要。他回到家里“放声大哭”,妻子追问其故,吴保安一一陈明郭仲翔身陷囹圄,度日如年之苦,说: “吾向者偶寄尺书,即蒙郭君垂情荐拔;今彼死生之际,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负之?不得郭回,誓不独生也。”然而,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倾其家产,只有二百匹绢资。为筹措赎金,吴保安外出经商,日里夜里只是想着“郭仲翔”三字, “朝驰暮走,东趋西奔;身穿破衣,口吃粗砺。虽一钱一粟,不敢妄费,都积来为买绢之用”,整整十年,始终如一,才刚好凑得七百匹绢。

  小说在展现吴保安经商筹资的同时,突出描写了他弃家赎友的美好品德。十年来,吴保安尽心于经商,和家庭“不通音讯”。妻儿沦为乞丐,历尽生活的种种磨难。由于新任姚州都督杨安居的收留,他们才算有个栖身之地。当杨安居寻觅到吴保安,赠与四百匹绢,并告诉他妻儿“远来相觅,现在驿舍,足下且往,暂叙十年之别”时,他却说: “我当亲往蛮中,赎取吾友,然后与妻孥相见, 未为晚也。”置近在咫尺的妻儿于不顾,带着筹惜到的一千一百匹绢,骑马径往南蛮赎友。是吴保安不爱妻儿吗?非也。吴保安并非一个薄情之人。他在决定倾家赎友时,特地回家和妻子商量,而妻子也毫无怨言。吴妻在凄凉中度日时,对丈夫的行为也甚是理解,独自一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只是在吴保安离家十年,“衣单食缺,万难存济”之时,才亲往姚州寻夫。从小说的这些艺术描写中,可见吴保安夫妇的感情十分真挚。但是,这种真挚的感情和以性命相托的朋友情谊相比,在吴保安看来,显然后者的份量要远胜于前者。小说正是在“弃家”与“赎友”的强烈对比中,凸现了吴保安忠义过人的鲜明性格。当吴安保费尽周折,从南蛮人手中接郭仲翔归来时,他“如见亲骨肉一般”,“未暇叙话,各睁眼看了看,抱头而哭,皆疑以为梦中相逢也”。本来素昧平生的两人,终于结成了生死之交。小说结尾描写郭仲翔在吴保安夫妇死后,不远千里,负骨迁葬,又将吴家留下的孤儿养育成人。为表彰吴保安“经营  端,撇家数载,形容憔悴,妻子饥寒,拔臣于垂死之中,赐臣以再生之路”的功德,他上疏朝廷, “人追慕共事,为立双义祠”。正如回前诗所说: “至今史传高其人”。小说中的吴保安,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忠义之士的艺术形象。

  封建社会中的小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地位也不稳定,在从事商业活动中,经常东漂西泊,寄人篱下,受到统治阶级的欺凌压迫和各种外来力量(包括天灾人祸)的干扰,生活很不安定,所以渴望着能得到真挚的情谊和侠义行为的庇护,想依凭相互间的帮助来改善他们困厄的处境。作者借助吴保安这一艺术形象,提出了社会交往中“结交须结心”的人际关系准则。在吴保安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真义气”,固然打上了儒家倡导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烙印。但它颂扬的那种一诺干金,肝胆相照,讲求信义,赤诚帮助,追求生死与共的患难之交的品德,在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是十分需要的,它正是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的真实反映。在今天,也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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