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她现在似乎是真的有一点疲倦了。事业、恋爱、小孩在身边，母亲在故乡的匪氛中，弟弟在内地生肺病，妹妹也有她的问题，许许多多牵挂。照她这样生命力强烈的人，其实就有再多的拖泥带水也不至于累倒了的，还是因为这些事太零碎，各自成块，缺少统一的感情的缘故。如果可以把恋爱隔开来作为生命的一部，一科，题作“恋爱”，那样的恋爱还是代用品吧?
苏青同我谈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又还有点落拓不羁。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来往的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当然也很多，不过都是年纪比她略大两岁，容貌比她略微差一点的，免得麻烦。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因为到底还是不放心)。偶尔生一场病，朋友都来慰问，带了吃的来，还有花，电话铃声不断。
绝对不是过分的要求，然而这里面的一种生活空气还是早两年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当然不是说现在没有人住自己的小洋房，天天请客吃饭。——是那种安定的感情。要一个人为她制造整个的社会气氛，的确很难，但这是个性的问题。越是乱世，个性越是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难当然是难找。如果感到时间逼促，那么，真的要说逼促，她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中国人嘴里的“花信年华”，不是已经有迟暮之感了吗?可是我从小看到的，仅有许多三四十岁的美妇人。《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在我原来的想象中决不止三十岁，因为恐怕这一点不能为读者大众所接受，所以把她改成二十八岁。(恰巧与苏青同年，后来我发现)我见到的那些人，当然她们是保养得好，不像现代职业女性的劳苦。有一次我和朋友谈话之中研究出来一条道理。驻颜有术的女人总是(一)身体相当好，(二)生活安定，(三)心里不安定。因为不是死心塌地，所以时时注意到自己的体格容貌，知道当心。普通的确是如此。苏青现在是可以生活得很从容的，她的美又是最容易保持的那一种，有轮廓，有神气的。——这一节，都是惹人见笑的话，可是实在很要紧——有几个女人是为她灵魂的美而被爱。
我们家的女佣，男人是个不成器的裁缝。然而那一天空袭过后，我在昏夜的马路上遇见他，看他急急忙忙直奔我们的公寓，慰问老婆孩子，倒是感动人的。我把这个告诉苏青，她也说：“是的……”稍稍沉默了一下。逃难起来，她是只有她保护人，没有人保护她的，所以她近来特别地胆小，多幻想，一个惯坏了的小女孩在梦魇的黑暗里。她忽然地会说：“如果炸弹把我的眼睛炸坏了，以后写稿于还得嘴里念出来叫别人记，那多要命呢——”这不像她平常的为人。心境好一点的话，不论在什么样的患难中，她还是有一种生之烂漫。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本来我想写一篇文章关于几个古美人，总是写不好。里面提到杨贵妃。杨贵妃一直到她死，三十八岁的时候，唐明皇的爱她，没有一点倦意。我想她决不是单靠着口才和一点狡智，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具有肉体美的女人，还是因为她的为人的亲热，热闹。有了钱，就有热闹，这是很普遍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帝王家的富贵，天宝年间的灯节，火树银花，唐明皇与妃嫔坐在楼上像神仙，百姓人山人海在楼下参拜;皇亲国戚攒珠嵌宝的车子，路人向里窥探了一下，身上沾的香气经月不散;生活在那样迷离惝恍的戏台上的辉煌里，越是需要一个着实的亲人。所以唐明皇喜欢杨贵妃，因为她有他是一个妻而不是“臣妾”。我们看杨妃梅妃争宠的经过，杨妃几次和皇帝吵翻了，被逐，回到娘家去，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与历代宫闱的阴谋，诡秘森惨的，大不相同。也就是这种地方，使他们亲近人生，使我们千载之下还能够亲近他们。
杨贵妃的热闹，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温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的惆怅。苏青却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焰焰的光，听得见哔栗剥落的爆炸，可是比较难伺候，添煤添柴，烟气呛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画，画着个老女仆，伸手向火。惨淡的隆冬的色调，灰褐、紫褐。她弯腰坐着，庞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炉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围裙底下，她身上各处都发出凄凄的冷气，就像要把火炉吹灭了。由此我想到苏青。整个的社会到苏青那里去取暖，扑出一阵阵的冷风——真是寒冷的天气呀，从来没这么冷过!
所以我同苏青谈话，到后来常常有点恋恋不舍的。为什么这样，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她可是要抱怨：“你是一句爽气话也没有的!甚至于我说出话来你都不一定立刻听得懂。”那一半是因为方言的关系，但我也实在是迟钝。我抱歉的笑着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可是你知道，只要有多一点的时间，随便你说什么我都能够懂得的。”她说：“是的，我知道……你能够完全懂得的。不过，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要是男朋友能够安慰。”她这一类的隽语，向来是听上去有点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是结实的真实。常常她有精采的议论，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写下来呢?”她却睁大了眼睛，很诧异似地，把脸色正了一正，说：“这个怎么可以写呢?”然而她过后也许想着，张爱玲说可以写，大约不至于触犯了非礼勿视的人们，因为，隔不了多少天，这一节意见还是在她的文章里出现了。这我觉得很荣幸。她看到这篇文章，指出几节来说：“这句话说得有道理。”我笑起来了：“是你自己说的呀——当然你觉得有道理了!”关于进取心，她说：“是的，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究竟怎样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我说“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她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外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吧，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然而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一看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
张爱玲《我看苏青》赏析
一篇人物速写，名为《我看苏青》，按通常的理解，应是以描写苏青为基本内容、主要内容。处理不好，插入太多的另一个人的行为，就会喧宾夺主，有“强塞”之嫌，产生文与题相异之感。然而，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写的就是两个人：苏青与张爱玲自己。且不是一明一暗，两者都是直接的明写，从份量上说，甚至难分谁轻谁重。张爱玲知道习见的“文章作法”已经给读者培养起来的阅读习惯，于是，她在本文中对此解释道：“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实在对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释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发来解释。”这一解释表达了她对读者因阅读习惯而难以接受这篇文章写法的隐忧。
张爱玲的散文写作经常不受“文章作法”对主题、结构等要素要求的约束，挥洒自如，只凭胸中涌动的情绪来组织文章，围绕情绪主旨收放文笔，真正做到了“形散神聚”的境界，这“神”又非文章明确的“主题”之神，而是某种情绪、感觉、共同的状态。“我看苏青”，必有“我”在其中，“我”的作用实际上又岂是简单的为苏青“解释”，而是在相互的映照之中写出乱世中，两位女作家的相知与相异，身世与情感，在时代沉落中的生存与挣扎。张爱玲历来对对象的观察带有强烈的主体性，她重视的是自己独特的发现，这是“张看”的根本特征，也是一个优秀作家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本篇中份量不轻的关于“我”的叙述也是这一“张看”特征在写法上的具体化：知道我的种种经历与感悟，才会理解苏青这样特别的女人。
苏青差不多是张爱玲惟一认可的同道，同属文友，又均为女性，不“相轻”、“相妒”而“相亲”，实属不易。当然没有亲密到形影相随的世俗关系，她们其实很少见面，是文人间的深知与认同。文章中说：“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明确把冰心、白薇排除在外。以张爱玲的个性，能与苏青保持此等亲近，也属不易。她在《造人》一文中曾说：“我一向是对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苏青与张爱玲岁数差不多，苏青略长几岁，却深受张爱玲推崇。张爱玲与人的交往，特别重视这个人的才华，能与她结为亲近关系的往往是富于才华和灵性的，身份、地位等外部因素不在她的视野之内。苏青在创作上确有过人之处，这是她们相交的基础。沦陷区的上海，再也找不出能与张爱玲有所交流与对话的女作家，苏青成了惟一的选择，尽管她们之间也常相互“听不懂”。
苏青的创作所达到的高度，本不在与张爱玲同一的层面上，她们之间相异甚多。文中写到三个女人逛商店做衣服，苏青的审美观是大众与潮流，“人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我们知道，张爱玲则常以奇装炫人。这是生活中的小事，关键在于她们创作上的巨大差异。“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是难得的东西。”“苏青在理论上往往不能跳出流行思想的圈子”。虽然她们同对世俗生活有热爱，迷恋人生的“生趣”，求世俗的平安，但张爱玲写世俗生活有悲剧意识作为背景，是在“惘惘的威胁”之下，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苏青笔下只有世俗的烦恼，而没有形而上的人生悲剧意识，她甚至听不懂张爱玲类似的话，“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一看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 富于特色的“张看”令人惊心之处还在于面对如此亲近的女友，她也能冷静到极至，过于清楚地看到彼此的相异，并且把它直陈出来。
然而，张爱玲在苏青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乱世中的真女人，乱世里当盛世过的人。苏青真诚、豪爽、独立、热情，不失天真，有不过分的向往，有对俗世的热爱，有对亲情的承担，在张爱玲看来“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张爱玲因此而认同她，认同世俗，使她们相知。她们都身处乱世，又在家庭中经历过各自不同的磨难，懂得了“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辟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她们身处于不可靠的乱世，眼前的一切日常的景物转瞬就可能被毁坏，“一只钟滴嗒滴嗒，越走越响。将来也许整个的地面上见不到一只时辰钟。”这文明的节拍也将被毁灭，只余下原始的荒村。因此，她们对眼前的一切格外懂得珍惜，对物质生活，对生命本身，多了一点明了与爱悦。生逢乱世，无可选择，却心存盛世的向往，张爱玲“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中国的房屋有所谓‘一明两暗’，这当然是明间。”苏青的理想则是安定而热闹的，也是充裕的，有男子气慨的丈夫，谈得来的朋友，有变化的生活，鲜花、应酬、电话铃声。并不过分的愿望在乱世中却成为遥远的梦。张爱玲感叹道：“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不幸的是，当乱世过去，在太平世界里，她们果真变得寄人篱下了，一语成谶!张爱玲漂泊海外，想来那中国风的房仍然在她的梦中。苏青命运坎坷，曾身陷囹圄，爱热闹的苏青晚年贫病交加，更深地体会了世态人情，在寂寞凄苦中走完了她的一生。
遥远的盛世不可得，就及时地把握当下的人生。难得的是苏青这个别样的女人还能将自己有限的温暖施之于人。她独立支撑家庭，逃难起来，只有她保护人，没有人保护她。她总是兴兴头头地生活，她像一个小火炉，张爱玲也从她那里得到了温暖。乱世中，广大的寒冷中，那微温的火炉更让人难忘与珍惜。灯火，是张爱玲作品中常用的意象。微弱的灯火被无边的黑暗所包围，这一点光亮给予人短暂的温暖，它本身也是不确定的。这篇文章中几次写到灯火意象，皆真实而深刻地传达了张爱玲身处乱世中的人生感悟，饱含着深刻的悲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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