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灵璧张氏园亭记》原文|赏析|鉴赏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楩，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维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灵璧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妄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 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履，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
宋神宗元丰二年 (1079) 七月，世称“乌台”的御史府御史何正臣、舒亶、李定等先后断章取义苏轼诗文，构陷东坡愚弄朝廷、讥斥时政，铸就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加罪东坡。其中，“文罪”之一即为《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苏轼所言的“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妄其身，不仕则忘其君”一句，被“乌台诗案”定为“教天下之人必无进之心，以乱取士之法”之罪名，系狱而后贬至黄州“赋闲”。这篇作于当年三月苏轼罢知徐州改知湖州上任途中的园林文字，可欣赏的“风光”，固然有苏轼因文累罪的、得之于心成之于纸的“不必仕，不必不仕”“可隐可仕”的儒意佛心道人语，但灵壁张氏园亭可观览的显然不止于此，更有别景风光能够娱情乐意。
《凤阳府志》云：“张氏园亭，在灵璧县 (今安徽灵璧县) 古汴水之阳”，苏轼以优美文字状其景述其用，“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此句言张园以修竹乔木为庭院屏障，“高深”二字，写出张园的规模与神秘感。“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在造园艺术上，张氏可称匠心独运，借天成的汴河干涸后遗留下的水坑，人工注水为园中池塘，配上具有观赏价值的奇石怪岩，形成假山假水别致景。小小园林中，自有一种山水格局陶然世界可以散心闲情。“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池中芦苇莲蓬菱芡覆水，高大桐柏遮山掩石，奇美花草点径缀室，飞檐画栋挑梁架屋，一园皆具。真是人造江湖山林庭院中既有“京洛、吴蜀之巧”，又有真江湖山水之灵气。可供游览之余，中看还中用的张氏园亭，“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身居一园，自足自乐自养自有一番天地，美观实用，完全是中国园林的典型风格。如此风景，胸蕴山水的东坡，自然要停轿皖中名园，游情游意，赐与园主妙文墨宝了。
状园之美述园之用如此，追园之成之功又何如呢?文章自然段二水到渠成似地把此问阐述明白了。园成之因在于“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灵璧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张家祖上显贵，鼎借祖荫，成此蓄身养亲之园亭。“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子孙发扬光大祖上功德，日日增治调理，半个世纪下来，才使得一个寻常居处坐落的家园成为“无一不可人意者”的可人园亭。
停轿坐爱张园景，步移足行中，东坡免不得要借园写心，道一道他奔波于仕途宦道的了悟心得。“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古代的君子贤人，不一定非要入世做官，安邦治国;也不一定非要避世不做官，隐山匿林。“仕与不仕”关键在于能“蹈其义，赴其节”，入世出世都能自主自由，不失义节操守。说白一点，就是无论进退朝野，都不失独立人格。苏轼正是立于这一点，不苟同于那些安故难出的“出世者”、“多余人”，也批判了那些贪利忘义的小人，从而褒扬张氏先人“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其“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可隐可仕”进退入出自足自由的心志功德，果然“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这正是苏轼所推崇的人生。
身随时势起伏升降，“时仕时不仕”的苏轼，元丰初年已历仕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亲历熙宁变法，对北宋反复多变、党争此起彼伏的动荡政局感触尤深。早年“奋励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的“仕”愿已屡屡受挫;更加思想中儒释道一统于心，入世出世避世的念头交织在一起，“不仕”意或淡逸或豪迈地表现在他黄州文学时期前后的诗文中。山水园林文字就经常和论政理事文字交错出现，或共操于一篇，儒衣僧帽道人鞋着于一身，难分难解了。这是东坡散文中的一大风格。
自然段四，不用多费口舌，也不难看出东坡期望如张氏一样，无论仕隐行处，能有一“可人园亭”，“养生冶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只可惜，东坡一生留下的都只是不限于此文的养性言志的浩瀚文墨而已，更何曾料及这点闲情逸致竟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使他锒铛下狱。政客们的肠胃未免也太小气促狭了一些吧?子虚也好，乌有也罢，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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