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一生两次遭贬。《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他第二次被贬途中写下的。
公元818年，唐宪宗派遣中使到凤翔法门寺迎佛骨。819年，佛骨迎至京师。唐宪宗令“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在这场敬佛的闹剧愈演愈烈之际，韩愈秉笔直书，写下了《论佛骨表》上呈朝廷，劝谏唐宪宗“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不料一片忠言反而招致杀身大祸。经裴度等人说情，才免去死刑，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这就是韩愈的第二次遭贬。慑于王命的韩愈不敢迟延，在“恩除潮州”的当天，就“奔驰上道”了。当他到达离长安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湘的到来，犹如在韩愈波澜迭起的心海中又投下一块石头，于是他写下了这首动人心魄的抒情名篇。
韩愈在诗中抒发了一种既悲且愤的情感。悲，显见于颈联和尾联;愤，则主要表现在前四句。首联写愤还较为含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诗人在叙写遭贬原因的同时。也流露出些微的艾怨和抗争——仅为一份奏章，何至于惩处得这样迅疾又这样严酷呢?颔联“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则在明言自己的冤屈和愤慨，为自己作理直气壮地争辩。上书为的是除“弊事”，自己的见解并没有错;“除弊事”为的是圣明天子，动机也是光明磊落的，我何罪之有呢?现在既然已经无罪遭贬，那么好吧，我宁愿捐弃衰朽之身，也不改初衷!
当然，诗中的“悲”和“愤”是水乳交融的。主写愤处有悲，从“路八千”、“衰朽”、“残年”等处，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惨戚。主写悲处亦有愤，“好收吾骨瘴江边”一语固然是对韩湘的嘱托，但其中又何尝不包含着作者决绝的态度呢?
悲，诚能引发人们的同情;愤，则使读者生出敬重之心。读了这首诗，人们不仅同情诗人的不幸遭遇，更为诗人的刚直不阿、老而弥坚所感动，平添几分凛然正气。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正是流落在字里行间的既悲且愤的感情，使这首诗获得了壮美，并在同类诗中独占高格。
叶燮在《原诗》中说;“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验之“左迁”一诗，这则评语也是确当的。写困顿而不萎靡，写哀伤而不消沉，这固然和作者的情怀襟抱有关，但是如果没有高超的艺术技巧，诗作也难以臻于此境。通读全诗，人们会发现它笔势纵横，开合自如。首联直陈非罪远谪的原因，颔联紧承其上，表明被贬前后的心迹，到了颈联又宕开一笔，写眼前之景，尾联则向韩湘交代后事，和颔联紧紧相扣。寄寓其中的悲愤之情，时而飞瀑直泻，时而盘旋冲决，宛如三峡之水，从顿挫中获得了更强的力度。
假若瞩目诗句，人们又会发现它“取景以大”的特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一联可以作为代表。诗人以“横”字状秦岭之广。以“拥”字状积雪之高，以“马不前”表征前路的艰危，境界的确是阔大的。无怪人们读后虽然领略了诗人那彻骨的哀伤，却没有多少低沉之感。至于“路八千”“九重天”这些短语，同样因为极言道路的迢遥、丹墀的高崇而带来廓大的气势。
钱仲联先生认为这首诗“卷洪波巨澜于方寸，能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确是的当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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