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12日，对我来说，乃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日子。这天一大早，一位老诗人便来到了我的住地。几天以前，我们约好了由他领我去凭吊张志新烈士殉难的那一片旷野。
我知道，有一个悲壮的大潮正席卷着辽宁的文艺界，许多作家和诗人都在以虽则音色各异但感情却同等强烈的歌声，赞颂着这位伟大的先驱。老诗人本人就在写一部长诗。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曾经多次来过这个叫做大洼的可怕的处决“思想犯”的秘密场地。而陪伴过他的司机同志对这一带似乎更加熟悉。因此，他们二位，不仅是话语和脚步，就连一个眼神和一阵沉默，都是我的极可靠的向导。
大洼，位于沈阳北郊，离市区大约40里，附近没有多少村落;站在土坡上远远能望见虎石台，那倒是一个可以从地图上找得见名字的集镇。在大洼与虎石台之间，横亘着长满苞米、高粱的田地，一片森林和几个浑浊的水塘，刑场的地点就选在这一带，那里是少有人烟的。
一块里程碑闪过了车窗，我注意到上面标着的数目字：17，也就在这时，车子离开了柏油公路，插入左侧的一条斜径，杂草长得如此之茂盛，几乎要遮断这条本来就很狭窄、而且丝毫也看不出修葺痕迹的小路了。然而，前面又豁然开朗起来，简直能容得下两部卡车。司机同志熄了火，叹了一口气说：“到了。”稍停，又仿佛很不情愿地补充了一句：“他们，就停在这儿。”
不必再问，“他们”，是指的那些处死张志新同志的人，我宁愿猜想，这些人都是一群奉命执行者。于是，我看见了那部卡车。我是清醒的，可我不能同意说这是我的幻觉。不是吗?来东北半个月了，没有一天没有人不对我说起张志新。张志新的牺牲，是我们国家的奇耻大辱，但也是我们人民的无尚光荣。我体会到，在同志们的每一句话语中间，都充溢着这样两种极端矛盾的感情——这该就是近半年来一直在中国人民心上爆炸着的悲愤反应堆吧。
听说，张志新同志是被人从卡车上一脚踢下去的。为什么要踢她?因为她站着。站着，当然就意味着反动;在那些年，这算得上是一条“革命”常识，张志新说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句话：“我的观点不变”，就失去了喉管，她忍着剧痛，更坚定、更顽强地挺直了身子，走完了自己的最后一段生命之路：从这一小块砂地起步，翻越浅浅的一道土岗，到达前方不远的草丛，大约有七八十米。她立即被数名大汉按倒在地，子弹也立即直接射进了她的头部。为什么要瞄准她的头部打枪?大概是由于这个头脑居然产生了思想。在林彪、“四人帮”看来，一个公开声明自己有思想的革命者必定是“恶毒攻击”犯;这一点，由于有超越宪法和一切法律的《公安六条》，所以也早已变成了人所共知的“真理”。
大地将自己的女儿紧紧地搂在了怀中。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有960万平方公里，但是，孝顺的谦虚的不知私心为何物的张志新，仅仅要求给她六尺。妈妈本想把960万平方公里都给了她，可是，魔鬼却连最低限度的六尺也不让她享有。她的遗体被“消灭”了，如今，只有一个空空的骨灰盒。关于这件事，有一些传说，一些在有着高度文明的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可怕的民间传说，但那是不堪形诸笔墨的。
我问我自己：1975年4月4日上午10时12分，你在干什么?我久矣不写日记了，实在无从查考。然而，《刑场执行纪录》上，却分明有例行公事的冷漠的记载：“一枪毙命”。可到底我那时候在干什么呢?但愿我不是在吃，在喝，在游山逛水;但愿那时候我没有渺小的烦恼和愚蠢的念头……应该说，正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场秘而不宣的遍及全国的大地震，它的强烈的震波迄今才为人们所感觉，而且一直颤动到了心灵深处……
后来，这一片土地是耕耘过了。大概是开垦苗圃吧。我们在深可没膝的草丛中，发现了依稀可辨的亩垅和瘦弱的槐树秧子，至于烈士饮恨的地方，则清一色栽上了杨树!杨树还小，不过一人高，三指粗。杨树和野草都绿到了古诗中描写过的“伤心碧”的程度，生命十分旺盛。只是令人纳闷的是，我们在那儿徘徊盘桓了那么久，竟听不见半点声响，草叶儿不作声，树叶儿也不作声，这使我不禁好一阵战栗：莫非它们也一概被割断了喉管么?果真中国是无声的么?后来，我用一些诗句纪录了这种战栗。然而，现在毕竟到了大声呼喊的时候了，可以呼喊，应该呼喊，必须呼喊!
在早，老诗人就告诉过我：春天一到，刑场上会开满许许多多五彩缤纷的小花。不过，此刻并非春天，在这北纬42度线上，甚至已是寒风如剪了，何以竟依旧盛开着这么些个花朵?!老诗人惊讶极了，我也惊讶极了。我们采撷了满满一把：其中白色的一种，小如米粒，单独开放的话，怕是未必能看得真切，然而，它们却团结在一起，像天上的一个一个的星座，使得任何人也不能无视其存在;罕见的一种则如蓝宝石，闪着一种寒冷的磷光，令人欲行又止，避开了还偏想回眸细看;黄的笼统说黄固然可以，细细一辨，又可以分别为浅黄、深黄、赭黄，还有一种近似失血者的青黄，不过，不管怎样，它们都是朴实而深厚的，一如我们的土地、黄河和皮肤;最揪心的莫过于猩红的一种了，我们不敢去触它，其原因，是大家都能想见的。
我们捧着这一束花回到了沈阳。车子经过市区的大街，大街上张贴着即将公演的戏剧海报：《张志新》《她没有死》《谁之罪》;我默念着这一批剧目，忽然想到，这岂不正是千百万人天天悬在嘴边压在心头的一个大问号么?张志新没有罪，谁之罪?其答案，也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我曾听到过某些关于宣传张志新烈士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不少从事这一写作的同志至今不但“余悸”不已，而且“预悸”重重。怎么办?我想，办法恐怕只有一个，这就是学习张志新，拿出张志新精神来宣传张志新，否则，我们就只好搁笔。
人们已经越来越详细地知道：在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暴政面前，张志新依据党的一贯教导，独立思考，对许多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着的问题，作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水平的解答。她在狱中写下的数万言书，我以为，就是和那些指导革命的理论家的著述摆在一起，其思想锋芒也毫无逊色。有关张志新烈士的案卷，例如《质问、控诉、声讨》这样大气磅礴的檄文，总有一天，会作为我们党的光辉文献而载入史册!当年，季米特洛夫同志面对着希特勒法西斯制造的所谓国会纵火案，在公审法庭上慷慨陈词，揭露了纳粹分子的卑劣阴谋，向全世界展示了共产主义者的磊落胸怀!那些辩护词激励了并且还在激励着为生活所教育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千百万男女。和季米特洛夫一样，张志新在邪恶和谬误审判她的时候作出了对邪恶和谬误的审判，她的全部“交代材料”，也必将是一卷最新的革命教科书。
不是有人大声疾呼，号召“歌德”吗?雪片一般飞向报刊的读者来信，正在歌颂张志新于险恶中见忠贞的共产党人的大德、美德、至德，不知道自诩为“歌德派”的同志看见了没有?我深信，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张志新之所以伟大，必将更加完整、更加深刻地为世人所充分认识。毫无疑问，斗争将是长期的，张志新同志不是早在1969年8月25日，就以她深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眼光预先写下了这一点么?“矛盾在短期内难于揭晓，揭露矛盾的阻力在短期内难于清扫。”天啊，我们多么希望她没有作过这样的预言!我们又多么希望她这个预言不要成为生活的实际历程!然而，这一切竟不幸而言中!
大家也都知道了这样的斗争故事：管教人员睁着眼睛瞎说“四人帮”横行的日子“形势大好”，张志新起来驳斥。于是，管教人员便破口大骂她是死硬而又死硬的反革命，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这时，张志新又凛然宣告：不去见上帝，要去见马克思!她说得多么好啊，真是字字金石，掷地有声!是的，见上帝去的人是有的，但那理应是告密者和刽子手，因为上帝从来就庇荫他们，他们也是上帝恭顺的子民。而我们的张志新烈士，却只能属于马克思。
当夜，上另一位朋友家辞行，我把这些想法对他谈了，他说：让我领你再去看看红旗广场的“党史雕塑群”吧。他并未多加解释，我也就随他挤上公共汽车去了。果然，气势雄伟!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台阶之上，四面都挡着这样一个木牌：“请勿近前”。这可难为我了，视力不济，兼之夜深灯暗，怎么欣赏呢?我终于鼓了鼓勇气，拉上这位朋友闯了这个“禁区”，凑近一看，原来竟赫然刻有“打倒党内走资派”字样以及塑有与之相适应的“各色高大形象”。我不禁咋舌惊叹，不知怎么在背后却出现了一位民警，他挥手叫我们走开，不过，倒也并不疾言厉色。我自然不想怪怨他，也不忍怪怨他，他不过也是个执行者罢了。
我们离开了那儿。但我蓦地又想起了张志新。我想，张志新是不需要纪念碑的，正如同真理从不为自己竖碑一样。然而，她为探求真理而生，又为保卫真理而死，又必然会得到一座理应属于她的纪念碑的……
接着，我又想起了布鲁诺，那个因为坚持太阳中心说而不见容于主教和教士们的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当布鲁诺镇静自若地走向火刑场时，他看见了一个可悲的景象——一位衣衫极其褴褛、表情极其虔诚的老妇，抱起一块木柴填进了火堆……布鲁诺大喊一声：“神圣的无知”;由张志新想到了布鲁诺，这是无端的思绪吗?不!极左路线是可憎的，而在极左路线下久而久之训练出来的愚昧、盲从和麻木，恐怕也是可怕的吧。应当更好地运用文艺手段，尽可能迅速和尽可能彻底地消除这种愚昧、盲从和麻木，然后，我们才可以指望最后从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路线桎梏下解放出来，为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也许是作为革命文艺战士的我们，对于张志新烈士的最好的纪念。
————1979年8月30日
公刘《刑场归来》赏析
张志新是“文革”期间为追求、捍卫真理而被残酷杀害的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粉碎“四人帮”后，在烈士殉难四周年之际，一个纪念张志新、学习张志新的悲壮大潮从辽宁掀起，涌向全国各地。作者握起他的诗笔，写了《呼喊——献给伟大的先驱张志新烈士》，表达了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和无比愤激之情。随后，又不远千里专程前往沈阳，凭吊烈士的殉难地。归来后，连续写了《哎，大森林!——刻在烈士饮恨的洼地上》、《刑场》等诗篇，并写下了这篇随笔。这一系列诗文，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张志新烈士的无比崇敬，和对张志新之死的历史教训、现实意义的深沉思考。
《刑场归来》这个题目本身就是沉甸甸的，充满了悲愤的色彩，蕴涵着深切的情思。作者用大半篇幅来抒写亲历昔日刑场的体验，记述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那是一片旷野，是“少有人烟”的“秘密场地”，是林彪、“四人帮”横行逆施、残杀无辜的见证者。在那里，张志新宁死不屈、从容殉难;同时，也留下了“一群奉命执行者”和“看客”的身影。作者以凝重的语调向人们叙说了这段骇人听闻的故事。然后又用诗一般的语言抒发了心中的哀痛和愤懑：“大地将自己的女儿紧紧地搂在了怀中。……孝顺的谦虚的不知私心为何物的张志新……妈妈本想把960万平方公里都给了她，可是，魔鬼却连最低限度的六尺也不让她享有。……只有一个空空的骨灰盒”。语调似乎是平缓的，然而，强烈而炽热的情感，溢于言表，令人震撼。“后来，这一片土地是耕耘过了”。作者在那儿徘徊盘桓，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寂寥的氛围，似乎都与烈士有关，都融入了作者的情思。在诗人眼里，那盛开的花朵，无论是白的、蓝的，还是黄的、猩红的，都各有其象征的意义。
现实与回忆、思索相交织，是本文结构和行文的一个特点。作者有时是从现实中的所见所闻而引起对烈士的回忆和思索，有时又是从回忆思索转而审视现实。刑场归来，从街头的海报，使他想到在“宣传张志新烈士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少同志至今不但“余悸”不已，而且“预悸”重重;夜幕下随一位朋友去看红旗广场的“党史雕塑群”，闯“禁区”的情景，也更使他感到拨乱反正，需要时日，需要深长反思，需要具有张志新那样的精神和勇气。正因为如此，本文缅怀张志新，主要着眼于张志新在精神品质上给我们留下些什么。所以没有详述她的生平，也没有罗列有关她的种种传闻，而是截取她在监狱和刑场的几个片段，来集中地显示她的精神品格的主要特征。那就是作为共产党人，既具有崇高信仰而又坚持独立思考，“为探求真理而生，又为保卫真理而死”。她早在1969年8月15日，就预见到“矛盾在短期内难于揭晓，揭露矛盾的阻力在短期内难于扫清”。在狱中，她写下《质问、控诉、声讨》这样大气磅礴的檄文;她大义凛然地宣告，自己死了也是要去见马克思不是去见上帝。在刑场上，她始终站着，不肯低头。生命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观点不变”，被割断了喉管，“她忍着剧痛，更坚定、更顽强地挺直了身子，走完了自己的最后一段生命之路。”作者以朴直、简练的笔触，为我们勾勒了张志新作为一个有思想的革命者的崇高形象和卓越不凡的精神风貌。
为了记取张志新之死的历史教训和深入认识纪念张志新的现实意义，作者还多次运用了类比的写法。比如用张志新“在狱中写下的数万言书”与当年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相类比。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在被邪恶和谬误审判时，勇敢地“作出了对邪恶和谬误的审判”。又如将布鲁诺走向火刑场时，一位老妇所表现出的“神圣的无知”，与“在极左路线下久而久之训练出来的愚昧、盲从和麻木”相类比。通过这样的类比，张志新的形象显得更为崇高，杀害她的林彪、“四人帮”显得更为卑劣，而清除极左路线余毒的任务也显得更为重要，更见迫切。
有人说，公刘的诗作“思想敏锐，感情深沉，有独特的风格”。这个评价也完全适用于这篇随笔。作者在追忆张志新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的同时，不仅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而且把自己摆进去与烈士相对照：“我问我自己：1975年4月4日上午10时12分，你在干什么?……但愿我不是在吃，在喝，在游山逛水;但愿那时候我没有渺小的烦恼和愚蠢的念头……”这样让人感到发烫的文字，这种对于灵魂的拷问，在当时为纪念张志新而作的诗文中可以说是并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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