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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老师对我说》原文及赏析

2020-03-09 23:08:46

  隔了三十多年以后,去年秋末,我又到了满城园林的苏州。一天下午,在昔日颇负盛名的城内某大学旧址,一个爬满藤萝的石砌大礼堂里,我回顾了自己文学创作的道路,不知怎么,最后竟谈到我少年时代的两位老师。

  时近黄昏,幽暗的池座里恍如浮起一层轻雾。台下人影模糊,落日光带来一种朦胧的感觉。在座的都是老师和未来的老师们。谢谢他们的耐心,让我在大庭广众之间,追溯漫长岁月里的艰难历程。我怀着眷念和感激之情,述说四十多年前引导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两位老师,无非是要借此向新时代的老师致以敬意。我发觉自己回忆往事的声音,在这个秋之暮,听起来连自己都感到是一种独白,充满了怀念,充满了依恋。

  可是谁也不知道,当时我对着台下众多的老师,忽发奇想,想像当年我那两位老师,倘若今天也坐在我前面,倾听一个上了年纪的学生,报告历年来在重重困难下做了些什么作业,将会在作文卷中批上一个什么分数?也许刚刚及格,或许是至今还不能及格?

  我的老师,假如你们今天还在世上,对今天的世界又会说些什么呢?

  李致远先生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

  一九三五年,火一样酷热的汉口之夏。我在长江边上那个繁华的城市里,读完了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考试结束,学校特地为应届毕业生安排了一次小小的欢送会。

  欢送会设在校舍底层的一间乒乓室里。室内屋顶低矮,如同地下室,整个屋子就显得更长。从图书室临时搬来的几张长桌排成一字形。桌上整整齐齐摆满了糕点瓜子和汽水之类。屋子里异乎寻常地安静极了。这一天,全班四十四个同学之间都谦让有礼,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低低的。是的,对所有被欢送的小学毕业生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谁都珍惜这临别依依的茶话会。

  我们的级任老师李致远先生不知什么时候进入屋内的,因为我们听见熟悉的咳嗽声。他大概三十岁左右,看起来倒像年近四十。有的同学说他当了那么多年小学教员,天天站在黑板前,吸了太多的粉笔灰,因此得了肺痨。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是不治之症。他脸色阴郁,戴着一副老式玳瑁边深度近视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那两只眼睛总是神经质地睁得大大的,好像随时随地要拍案而起大声疾呼的样子。只是在几声咳嗽过后,眼睛里那一缕升腾的火焰似乎又熄灭下去了。

  我是从另一个大城市转学到那个学校的,而且也只读了半年就毕业了。担任国文课的李先生也就是级任老师。说实话,我当小学生时的作文成绩一直是很差劲的。有一回还得到某老师触目的红笔批语:“文不对题”!颇有大喝一声以示训诫之意。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文学的爱好,开始我随同可爱的木偶匹诺曹经历了种种奇遇,旋即又钻进《水浒》、《三国》和《西游记》迷人的世界里。到了李先生的课堂上,我不胜奇怪,从第一堂作文课直到期终的毕业考试,仿佛一次又一次的奇遇,我的作文忽然都变得优秀起来,几乎每一篇都名列第一。有几次,李先生还在课堂上当众朗读我的作文,时或即席讲述一番,详细分析为什么要加以赞扬的原因,这时他那瘦削的脸上就泛起兴奋的红光。倘有用辞不当之处也必定加以指正。凡是他批改过的作文,即使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在他深度的近视眼下也决不会放过,他于是稍稍停顿片刻,向我投来逼人的眼光。那闪闪发光的视线里既有严格的要求,也有热烈的期望。他无声的话比说出来的要多得多,末了总是一阵呛咳,朗读也到此中止了。这实在使我又感动又难过。

  在李先生的教诲和鼓舞下,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小学时代。现在一转眼就要离别了,半年来课堂上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一阵掌声,我从沉思中抬起头来。

  简单的欢送仪式举行过后,在铺着洁白台布的一字形长桌尽头,李先生侧身站在桌旁。还没有开口,他用手帕掩着嘴咳了一会,随后以他锐利的眼光扫视全场。我想,只有一颗真正火热的心,才能隔着厚厚的镜片闪射那样炽热的光芒。

  “哦,毕业了。”李先生说了几句贺词,声调逐渐高昂:“在这个可诅咒的时代,毕业等于失业,摆在同学们前面的道路——不是生路,就是死路;不是新路,就是老路,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停停,他又讲下去,几乎变成愤激的大声呐喊:“鲁迅先生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学们!你们往后走哪条路,由你们选择,可是千万别重蹈覆辙,再踏上前人走过的那条自取灭亡的绝路!不!你们要去闯出一条崭新的路,去,去吧,去走新的路!”

  听起来声音有点古怪。这临别赠言有若沉闷黑夜里爆出一声惊雷,全场的同学无不为之愕然。李先生过于激动,慢慢坐下来,呛咳着。我近旁一个女同学埋下头去,一缕长发云彩般披落在肩头。她闭上眼睛,泪珠滚落在她苍白的脸上。

  我即将离开那个城市,出发远行以前,同那个女同学最后一次去看望李先生。他目光炯炯,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以后要多给他去信。沉默半晌,他忽然从杂乱无章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墨绿色封面的书,认真地写上给某某同学留念的字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一本美丽的书,一九三一年间陈梦家编选的一本诗选,其中包括闻一多几首著名的诗作。

  那一年秋天风雨如晦,我又回到上海读初中。过了不久,听说李致远先生的病终于不治,溘然长辞,身后萧条,只留下一堆不值几块大洋的文学书刊而已。他是旧时代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员,在他平凡的岗位上,耗尽了他全部的光和热。我引以为憾的是没有照他的嘱咐,给他写过一次信;可是在那个多雪的冬天里,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散文,那篇文章发表时用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题目:《路》。

  如果说李致远先生指点我应该走什么道路,那么进一步引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是孙太禾先生。

  孙先生是我在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国文女教师。在我记忆的画廊里,她永远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身材修长,风姿绰约,雍容大方。有一次她穿一套垂地的天蓝色的西式衣衫,又罩上一件深蓝色的披肩,远远看去像外国童话里的天使。然而在现实生活里,这却成为几个淘气的同学借以嘻笑的话题。她毫不在乎,一笑置之。其实她那时才二十五、六岁,没有结婚,大学毕业后就在这个中学里当教员。

  整整两年,她给予我精神上的东西是很多的。

  由于她的指引,我开始涉猎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从童话的幻想天地进入一个引人入胜地展示人类灵魂的精神世界。她的文学修养根底很深,而且有她自己的精辟见解。我们班上除了每周两小时的作文课以外,还有定期的课外读书随笔,先写内容提要,以后再写读后感。往往我做了一篇作文或一篇读书随笔之类的作业,她总是在后面写下一大篇批语,有时长达两三页之多。那不是老师例行的课卷批语,而是一种热情的倾谈。她的文字优美,很有文学性,且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她又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她的毛笔字,刚健俊拔,不像出于一个女教师之手。回想起来,每次发下课卷,我是多么热切地寻找她的批语,又从中得到多少鼓舞和启示啊!

  某次,她写着这样的话:“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范围有多大,文艺的范围就有多大。”

  又一次,她强调指出:“文艺无论如何要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时代的症结,以感情的力量表现出来,激起大众强烈的爱憎,震撼千万人的心灵,知所奋发,那文艺才是时代需要的文艺。”

  须知,这都是四十多年前一个中学老师的话,即使在今天听起来依然亲切,发人深思。

  一九三七年风云密布的夏天。暑假快要来临了,正是抗战前夕。六月里一个炎炎的下午,她约我到学校对门一家小馆子里吃冷饮。那天她谈了许多课堂上不可能谈到的话。谈腐败的社会,谈人生和理想,也稍稍谈到她自己。她是一个被撤职的法官的女儿,从小生长在北京,经受了生活的磨炼,饱尝了不少挫折和痛苦。我第一次看见她燃起了一支白金龙香烟,淡淡一笑,若有所思地说:“你将来也会懂的。”

  我茫然不解,默默地从她手里接过一本烫金纪念册,那是我刚刚买来,请她在上面第一个题字留念的。想不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以后是严酷的战争来了,学校毁于炮火之中。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她到哪里去了呢?好像无情的战争巨浪一下子把她席卷而去,从此音讯杳然。那年隆冬,一个夜间来客意外地带来了女老师的消息。一说是海轮失事,一说是她投海自尽,总之,她葬身于大海,被旧社会的茫茫大海吞噬了。大海夺去了她那么年轻的生命。大海成为她最后的归宿。

  然而,这许多年以来,在我走过的这条断断续续的文学道路上,这位热情美丽的女老师始终陪伴着我,时时鞭策着我,不断鼓励我努力前进。她批改过的作文簿和读书随笔不下二十余本,也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一九七○年我被迫迁居农村,不幸在搬家时辗转失落了。只是她给我的六、七封信和纪念册的几张残页,总算还留存下来。不久前,我鼓起勇气,从旧书箱里找出她写在我纪念册里的几句话,对照一下我自己,便感到一阵惶恐不安。

  那是从遥远岁月里传来的问询:

  “我们过去两载的情谊与我对你未来的希望,这里是难言的。我来问问你吧:一个人幼年的爱好,是会支配一生的遭际的,假如遭际不如意,你会不会后悔呢?你对它忠实的程度能发一个什么样的誓言呢?”

  我并不后悔。我对自己幼年爱好的文学事业忠贞不渝,不过对老师的问题很可能要终其一生才能作出最好的答案。

  于是又响起她感情洋溢的声音:

  “我以你最忠实的朋友的资格,看你用大众创造的语言,去对不醒的世界吹喇叭,我等待着为你拍手!”

  我的老师,假如我有一支喇叭而又能够吹响,那是你亲手给我的。假如我以前吹得并不怎么响亮,今后我将奋不顾身举起手中的喇叭,用力气吹得响亮一些,就像老师在那里等待着我!

  深秋黄昏的最后一抹余晖渐渐消逝了。石砌的大礼堂里,蓦地灯火灿然。站在那么多的老师面前,我想说,今天的世界是多么幸福,要是我的老师至今犹在人间该有多好!不,我的老师将永远和我同在!我亲爱的老师!

  我的话完了。我没有说的话也许比我说出来的更多,也许在座的老师们能听得出,也许不。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下午,充满了回忆,充满了希望。

  ————一九七九年一月

  何为《老师对我说》赏析

  童年时期,由于父亲的工作变动,何为先随全家从浙江宁海移居上海,不久再迁四川宜昌,1934年初冬,又到了湖北武汉。在武汉他只读了半年书,就从小学毕业了,这期间,他幸运地遇上了第一位文学启蒙老师李致远,1937年6月,他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发表的处女作《路》,就是为纪念这位国文老师兼级任老师而作的。1935年秋,何为再度返回上海,进入大夏大学附中读书,初中一、二年级,他的国文老师孙太禾是一位美丽、热情、有着良好文学修养的年轻女性,作为何为第二位文学启蒙老师,她又进一步引领着他走上了通向缪斯宫殿的道路。《老师对我说》一文正是何为1979年1月献给这两位老师的一曲深情而耐人寻味的歌。

  在那个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发轫的年代,本文以两位旧中国的中小学老师为讴歌对象,对他们的人格、情操、修养等进行观照和赞美,是有一定的启蒙成分隐含其间的。

  首先,在建国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小学教师一直处于被扭曲和异化的境地,成了历史的“边缘人”。虽然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教师作为国家未来的缔造者,开始理所应当地得到了全社会的初步认可和尊重,但当此之际,教师所发挥的作用还囿于传授有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作为国民人格的塑造者的作用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甚至连他们自己的人格建设也没有真正起步。而在本文中,作者两位恩师对抗战前夕国家命运和青少年前途的关切,折射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他们一方面对昏睡的世界深恶痛绝,满怀唤醒民众的热望,另一方面又有十分强烈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李致远和孙太禾两位先生身上所表现的这些可贵品格,正是“文革”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缺失而且亟待恢复的。

  其次,孙太禾先生关于文学创作所发表的看法,如“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范围有多大,文艺的范围就有多大”,“文艺无论如何要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时代的症结,以感情的力量表现出来,激起大众强烈的爱憎,震撼千万人的心灵,知所奋发,那文艺才是时代需要的文艺”等,与建国后所建立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等规范,是有很大差异的,而这种文艺思想在70年代末还被许多人习惯性视为异端。李致远先生赠与作者的诗集,是新月派主将之一陈梦家所编选的,在当时,新月派也仍然被“正统”的话语体系排斥在冷宫之中。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作者对两位先生的怀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寄托着自己对回归“五四”文学传统的热切愿望。

  何为在《老师对我说》一文里,不仅寓现实的清醒思考于历史的动情回顾之中,而且在艺术上也开始了新的探索。全文以倒叙为主,辅之以插叙,起承转合十分自然,没有丝毫斧凿痕迹,行文中有场面描写、有肖像描写,有情节、也有细节,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并不刻意为之,语言也显得淳朴、率真,较之以前那种精巧、细腻、隽永的风格来说,这种返朴归真当属一种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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