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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三笑记》原文及赏析

2020-03-10 15:07:50

  人生下来就大哭,过些天又会开口笑。婴儿自己不知道,这是哭,这是笑,是从大人的反应中知道效果的。于是哭笑不仅是发自内心,而且是有求于外,是含有预期得到效应的有意识的生理行为了。

  开怀大笑,不知道为什么,两人同时开口,无因无由无求无欲,这才难得。我有过这样的笑,值得庆幸。

  那是1966年夏秋之交,大学里如同开水锅,热闹非凡。不知怎么也有冷清的时候,有的地方会忽然平静无事,人都不知集中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天,我正在和一些“牛鬼蛇神”搬运石头,从屋边拣起大小石块放在筐内抬过一片开阔地,卸在当年洋人修的燕京大学围墙下面。和我同抬一筐的是化学系的傅鹰教授。两人不发一言,全心全意劳动。来回抬了几趟,不知怎么,突然寂无人声。在墙下卸完石头,抬头一看,只剩我们两个人。其他人不知哪里去了。竟没人给我们打招呼。我们也没有抬头看过周围的人,只低头劳动,入于人我两忘的高级禅境。这时猛然发现如在荒原,只有两个老头,对着一堆石头,一只筐,一根扁担,一堵墙,一片空地。

  不约而同,两人迸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得极其开心,不知为什么,也想不到会笑出什么来。笑过了,谁也没说话,拾起扁担,抬起筐,照旧去搬运石头。不过,这一阵笑后,轻松多了。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石头也不大不小,抬起来也不轻不重,缓步当车,自觉劳动,自然自在,自得其乐,什么化学公式佛教哲理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真是一生难得的一笑。开口大笑,不必说话,不用思想,超出了一切。是不是彼此别有会心?不一定。

  傅鹰教授是从美国回来的,在“大跃进”中,科学研究也上马大干。要他发表对千军万马协同作战研究科学的体会时,他背诵两句唐诗:“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因此挨了一顿批判。可是好像批与被批双方都不知批的是什么,为什么批。有人问我。我说,古诗和大事同样难懂。以不懂为妙。何必不懂装懂?他的夫人也是化学教授。两人都已故去了。既已安息,就不必多说话打扰他们了。

  又一次大笑是在这以后不到一年。我一直坚持劳动,但是同劳动的人却常常更换。有一天,留在空空一座大楼里劳动的只有三个人。我,教日文的刘振瀛和一位嫁给中国丈夫的日本女人,她取的中国姓是李。我们的任务是擦窗户。我初见李时,她好像是二十岁上下的美丽活泼的小姑娘,此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知何时起她当了职员,也不知为什么陪我们一起劳动。这个女的,据说当学生时在战后日本做过各种劳动,继承战时的“奉仕”(服务),不过是为自己生活不是为“圣战”了。她会操持家务,所以比两位老教授都“懂行”。她教我们怎么先用旧报纸,再用干布,然后用湿布,又重复用干布,从点到面擦玻璃。两个老学生随着她的示范倒也学得不慢。后来要站上窗台去清除上层积垢,两个老头都面有难色。虽是二楼,摔下去也不是玩的。还是她,自告奋勇,一跳便站上去。我给她递工具。窗子是开着的。她站得很坚定。我还是担心不稳。不一会,任务完成,她一回身便往下跳。我出于本能,不自量力,伸手去保护。哪知她心里也不踏实,跳下时怕往外倒,竟向内侧着,一见我伸手,转身一躲,反而维持不住平衡,一下子靠到我的手臂上。我本是无心中举臂,并未用力,也跟着一歪。幸而她不到三十岁,我也不过五十多,脚跟还站得稳,都没跌倒。旁边的刘出于意外吓了一跳。三人定过神来,不由自主同声哈哈一笑。我笑得最响。她也失去少女风度,张开大嘴。刘反而笑得庄严,不失留学日本时受的“喜怒不形于色”的磨练。这一阵笑声在空荡荡的大楼里和着回声仿佛突如其来的音乐,像有的交响乐的“曲终奏雅”,轰然巨响,真是难得。当然,这事除我们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他们两位大约随后便忘了。只有我记到现在,因为这是我的第二次老来开心大笑。

  现在刘已成为古人,李也回日本去了。三人余一,忽然想起这次三人大笑,接着又想起那次二人大笑,不由得又想笑,可是笑不出来。强迫哭比强迫笑容易。我老而不死也有好处,比别人多些时间回忆。记得笑比记得哭好。我的记忆中几乎都是一些可笑的事,都是我自己做下的。记不得生下来的哭。大约十岁以后就不哭了。二十岁时,哥哥突然去世。我艰难困苦回到家,见到老母忍不住伏在她膝上哭了一场。此外再也想不起什么时候哭过。那次哭后不久,我又离家外出,举目无亲,飘零各地,无论遇见什么事都不会哭,要哭也没有眼泪。我的女朋友告诉我,她好像不会脸红。我告诉她,我不会流泪。于是两人相对开心笑起来,觉得真够做朋友。

  还有第三次的笑,那一定是我登上八宝山“火遁”“尸解”的时候。但不会有人看见,自己也不知道了,所以预先在这里记下一笔。是为“三笑记”。记于1993年4月,癸酉闰三月前夕。

  金克木《三笑记》赏析

  这篇文章名为《三笑》,实际上只写了两笑,最后一笑还要留待生命结束之时,虚晃一枪,这且不谈。现在可以探究的是这两次“笑”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次,两个老教授,在浩劫之中都被“打翻在地”,在学校里被强迫劳动,偶然之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于是同时迸发出一场大笑。——这又有什么可笑的?又有什么可记的?第二次,三个人劳动,两个还是老教授,再加上一个“嫁给中国丈夫的日本女人”,也是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迸发出一场大笑。——也没有什么可笑,也没有什么可记。这些是不是作者在故弄玄虚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整个“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闹剧、一场丑剧。人们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或是“红卫兵”、“造反派”、“革命者”;或是“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分子”。只是闹得时间久了,似乎真是那么一回事了。“革命者”“革”得习以为常了。“劳改犯”“改”得认命了。大家都随着“剧情”的发展,亦步亦趋地顺流而下。突然,有了一个间隙,似乎两个演员回到后台休息的片刻,猛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在演戏,不过是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实际上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正如石头、扁担、箩筐一样自然,这才从心底里迸发出笑声,说明这没完没了的串演闹剧,太可笑了,太无聊了,太荒谬了。在这笑声中,大家都回到了“人”本身。于是:“轻松多了。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石头也不大不小,抬起来也不轻不重,缓步当车,自觉劳动,自然自在,自得其乐,……”。——又恢复到正常人的心态。但是,“开口大笑,不必说话,不用思想,超出了一切,是不是彼此别有会心?不一定。”这“不一定”三个字极妙。相当于陶渊明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忘言”的境界,能够体会,并不玄妙。

  作者写完“两笑”之后,为什么还要预先写上“第三笑”,即“登上八宝山,‘火遁’、‘尸解’的时候”那一笑呢?我想,他大约也是把整个人生看成一场戏,在生命结束时自己对自己发出会心之一笑。——这要比哭的境界高得多了。

  其实,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文章中还有一笑也属于这一类的,即“我的女朋友告诉我,她好像不会脸红。我告诉她,我不会流泪。于是两人相对开心笑起来,觉得真够做朋友”。由此可见,真正的夫妻情人,或是知心朋友,就是能够忘怀大笑的人,能够彼此把心打开的人。

  什么是幸福?就是经常能这样忘怀得失,开心大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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