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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冒险记幸》原文及鉴赏

2020-03-10 16:07:30

  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蒙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像刀刃一样坚硬,害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泥团子。厨房只是个席棚;旁边另有个席棚存放车辆和工具。我们端着饭碗尽量往两个席棚里挤。棚当中,地较干;站在边缘不仅泥泞,还有雨丝飕飕地往里扑。但不论站在席棚的中央或边缘,头顶上还点点滴滴漏下雨来。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碗。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也不能由北京邮寄。唉!息县的雨天,实在叫人鼓不起劲来。

  一次,连着几天下雨。我们上午就在村里开会学习,饭后只核心或骨干人员开会,其余的人就放任自流了。许多人回到寄寓的老乡家,或写信,或缝补,或赶做冬衣。我住在副队长家里,虽然也是六面泥的小房子,却比别家讲究些,朝南的泥墙上还有个一尺宽、半尺高的窗洞。我们糊上一层薄纸,又挡风,又透亮。我的床位在没风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呆不住。屋里只有窗下那一点微弱的光,我也不愿占用。况且雨里的全副武装——雨衣、雨裤、长统雨鞋,都沾满泥浆,脱换费事;还有一把水淋淋的雨伞也没处挂。我索性一手打着伞,一手拄着拐棍,走到雨里去。

  我在苏州故居的时候最爱下雨天。后园的树木,雨里绿叶青翠欲滴,铺地的石子冲洗得光洁无尘;自己觉得身上清润,心上洁净。可是息县的雨,使人觉得自己确是黄土捏成的,好像连骨头都要化成一堆烂泥了。我踏着一片泥海,走出村子;看看表,才两点多,忽然动念何不去看看默存。我知道擅自外出是犯规,可是这时候不会吹号、列队、点名。我打算偷偷儿抄过厨房,直奔西去的大道。

  连片的田里都有沟;平时是干的,积雨之后,成了大大小小的河渠。我走下一座小桥,桥下的路已淹在水里,和沟水汇成一股小河。但只差几步就跨上大道了。我不甘心后退,小心翼翼,试探着踩过靠岸的浅水;虽然有几脚陷得深些,居然平安上坡。我回头看看后无追兵,就直奔大道西去,只心上切记,回来不能再走这条路。

  泥泞里无法快走,得步步着实。雨鞋愈走愈重;走一段路,得停下用拐杖把鞋上沾的烂泥拨掉。雨鞋虽是高统,一路上的烂泥粘得变成“胶力士”,争着为我脱鞋;好几次我险的把雨鞋留在泥里。而且不知从哪里搓出来不少泥丸子,会落进高统的雨鞋里去。我走在路南边,就觉得路北边多几茎草,可免滑跌;走到路北边,又觉得还是南边草多。这是一条坦直的大道,可是将近砖窑,有二三丈路基塌陷。当初我们菜园挖井,阿香和我推车往菜地送饭的时候,到这里就得由阿香推车下坡又上坡。连天下雨,这里一片汪洋,成了个清可见底的大水塘。中间有两条堤岸;我举足踹上堤岸,立即深深陷下去;原来那是大车拱起的轮辙,浸了水是一条“酥堤”。我跋涉到此,虽然走的是平坦大道,也不大容易,不愿废然而返。水并不没过靴统,还差着一二寸。水底有些地方是沙,有些地方是草;沙地有软有硬,草地也有软有硬。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试探着前行,想不到竟安然渡过了这个大水塘。

  上坡走到砖窑,就该拐弯往北。有一条小河由北而南,流到砖窑坡下,稍一停洄,就泛入窑西低洼的荒地里去。坡下那片地,平时河水蜿蜒而过,雨后水涨流急,给冲成一个小岛。我沿河北去,只见河面愈来愈广。默存的宿舍在河对岸,是几排灰色瓦房的最后一排。我到那里一看,河宽至少一丈。原来的一架四五尺宽的小桥,早已冲垮,歪歪斜斜浮在下游水面上。雨丝绵绵密密,把天和地都连成一片;可是面前这一道丈许的河,却隔断了道路。我在东岸望着西岸,默存住的房间更在这排十几间房间的最西头。我望着望着,不见一人;忽想到假如给人看见,我岂不成了笑话。没奈何,我只得踏着泥泞的路,再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打算盘。河愈南去愈窄,水也愈急。可是如果到砖窑坡下跳上小岛,跳过河去,不就到了对岸吗?那边看去尽是乱石荒墩,并没有道路;可是地该是连着的,没有河流间隔。但河边泥滑,穿了雨靴不如穿布鞋灵便;小岛的泥土也不知是否坚固。我回到那里,伸过手杖去扎那个小岛,泥土很结实。我把手杖扎得深深地,攀着杖跳上小岛,又如法跳到对岸。一路坑坑坡坡,一脚泥、一脚水,历尽千难万阻,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门口。

  我推门进去,默存吃了一惊。

  “你怎么来了?”

  我笑说:“来看看你。”

  默存急得直骂我,催促我回去。我也不敢逗留,因为我看过表,一路上费的时候比平时多一倍不止。我又怕小岛愈冲愈小,我就过不得河了。灰蒙蒙的天,再昏暗下来,过那片水塘就难免陷入泥里去。

  恰巧有人要过砖窑往西到“中心点”去办事。我告诉他说,桥已冲垮。他说不要紧,南去另有出路。我就跟他同走。默存穿上雨鞋,打着雨伞,送了我们一段路。那位同志过砖窑往西,我就往东。好在那一路都是刚刚走过的,只需耐心、小心,不妨大着胆子。我走到我们厨房,天已经昏黑。晚饭已过,可是席棚里还有灯火,还有人声。我做贼也似的悄悄掠过厨房,泥泞中用最快的步子回屋。

  我再也记不起我那天的晚饭是怎么吃的:记不起是否自己保留了半个馒头,还是默存给我吃了什么东西;也记不起是否饿了肚子。我只自幸没有掉在河里,没有陷入泥里,没有滑跌,也没有被领导抓住;便是同屋的伙伴,也没有觉察我干了什么反常的事。

  入冬,我们全连搬进自己盖的新屋。“军宣队”要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吃一餐丰盛的年夜饭,免得我们苦苦思家。

  外文所原是文学所分出来的。我们连里有几个女同志的“老头儿”(默存就是我的“老头儿”——不管老不老,丈夫就叫“老头儿”)在他们连里,我们连里同意把几位“老头儿”请来同吃年夜饭。厨房里的烹调能手各显奇能,做了许多菜:熏鱼、酱鸡、红烧猪肉、咖喱牛肉等等应有尽有;还有凉拌的素菜,都很可口。默存欣然加入我们菜园一伙,围着一张长方大桌子吃了一餐盛馔。小趋在桌子底下也吃了个撑肠拄腹;我料想它尾巴都摇酸了。记得默存六十周岁那天,我也附带庆祝自己的六十虚岁,我们只开了一罐头红烧鸡。那天我虽放假,他却不放假。放假吃两餐,不放假吃三餐。我吃了早饭到他那里,中午还吃不下饭,却又等不及吃晚饭就得回连,所以只勉强啃了几口馒头。这番吃年夜饭,又有好菜,又有好酒;虽然我们俩不喝酒,也和旁人一起陶然忘忧。晚饭后我送他一程,一路走一路闲谈,直到拖拉机翻倒河里的桥边,默存说:“你回去吧。”他过桥北去,还有一半路。

  那天是大雪之后,大道上雪已融化,烂泥半干,踩在脚下软软的,也不滑,也不硬。可是桥以北的小路上雪还没化。天色已经昏黑,我怕默存近视眼看不清路——他向来不会认路——干脆直把他送回宿舍。

  雪地里,路径和田地连成一片,很难分辨。我一路留心记住一处处的标志,例如哪个转角处有一簇几棵大树、几棵小树、树的枝叶是什么姿势;什么地方,路是斜斜地拐;什么地方的雪特厚,哪是田边的沟,面上是雪,踹下去是半融化的泥浆,归途应当回避等等。

  默存屋里已经灯光雪亮。我因为时间不早,不敢停留,立即辞归。一位年轻人在旁说:天黑了,他送我回去吧。我想这是大年夜,他在暖融融的屋里,说说笑笑正热闹,叫他冲黑冒寒送我,是不情之请。所以我说不必,我认识路。默存给他这么一提,倒不放心了。我就吹牛说:“这条路,我哪天不走两遍!况且我带着个很亮的手电呢,不怕的。”其实我每天来回走的路,只是北岸的堤和南岸的东西大道。默存也不知道。不到半小时之间,室外的天地已经变了颜色,那一路上已不复是我们同归时的光景了。而且回来朝着有灯光的房子走,容易找路;从亮处到黑地里去另是一回事。我坚持不要人送,他也不再勉强。他送我到灯光所及的地方,我就叫他回去。

  我自恃惯走黑路,站定了先辨辨方向。有人说,女同志多半不辨方向。我记得哪本书上说:女人和母鸡,出门就迷失方向。这也许是侮辱了女人。但我确是个不辨方向的动物,往往“欲往城南往城北”。默存虽然不会认路,我却靠他辨认方向。这时我留意辨明方向:往西南,斜斜地穿出树林,走上林边大道;往西,到那一簇三五棵树的地方,再往南拐;过桥就直奔我走熟的大道回宿舍。

  可是我一走出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一团昏黑里。天上没一点星光,地下只一片雪白;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路。打开手电,只照见远远近近的树干。我让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一下,再睁眼细看,只见一团昏黑,一片雪白。树林里那条蜿蜒小路,靠宿舍里的灯光指引,暮色苍茫中依稀还能辨认,这时完全看不见了。我几乎想退回去请人送送。可是再一转念:遍地是雪,多两只眼睛亦未必能找出路来;况且人家送了我回去,还得独自回来呢,不如我一人闯去。

  我自信四下观望的时候脚下并没有移动。我就硬着头皮,约莫朝西南方向,一纳头走进黑地里去。假如太往西,就出不了树林;我宁可偏向南走。地下看着雪白,踩下去却是泥浆。幸亏雪下有些黍秸秆儿、断草绳、落叶之类,倒也不很滑。我留心只往南走,有树挡住,就往西让。我回头望望默存宿舍的灯光,已经看不见了,也不知身在何处。走了一回,忽一脚踩个空,栽在沟里,吓了我一大跳;但我随即记起林边大道旁有个又宽又深的沟,这时撞入沟里,不胜忻喜,忙打开手电,找到个可以上坡的地方,爬上林边的大道。

  大道上没雪,很好走,可以放开步子;可是得及时往南拐弯。如果一直走,便走到“中心点”以西的邻村去了。大道两旁植树,十几步一棵。我只见树干,看不见枝叶,更看不见树的什么姿势。来时所认的标志,一无所见。我只怕错失了拐弯处,就找不到拖拉机翻身的那座桥。迟拐弯不如早拐弯——拐迟了走入连片的大田,就够我在里面转个通宵了。所以我看见有几棵树聚近在一起,就忙拐弯往南。

  一离开大道,我又失去方向;走了几步,发现自己在黍秸丛里。我且直往前走。只要是往南,总会走到河边;到了河边,总会找到那座桥。

  我曾听说,有坏人黑夜躲在黍秸田里;我也怕野狗闻声蹿来,所以机灵着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轻悄悄地走,不拂动两旁黍秸的枯叶。脚下很泥泞,却不滑。我五官并用,只不用手电。不知走了多久,忽见前面横着一条路,更前面是高高的堤岸。我终于到了河边!只是雪地又加黑夜,熟悉的路也全然陌生,无法分辨自己是在桥东还是桥西——因为桥西也有高高的堤岸。假如我已在桥西,那条河愈西去愈宽,要走到“中心点”西头的另一个砖窑,才能转到河对岸,然后再折向东去找自己的宿舍。听说新近有个干校学员在那个砖窑里上吊死了。幸亏我已经不是原先的胆小鬼,否则桥下有人淹死,窑里有人吊死,我只好徘徊河边吓死。我估计自己性急,一定是拐弯过早,还在桥东,所以且往西走;一路找去,果然找到了那座桥。

  过桥虽然还有一半路,我飞步疾行,一会儿就到家了。

  “回来了?”同屋的伙伴儿笑脸相迎,好像我才出门走了几步路。在灯光明亮的屋里,想不到昏黑的野外另有一番天地。

  一九七一年早春,学部干校大搬家,由息县迁往明港师部的营房。干部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

  看电影大概也算是一项学习,好比上课,谁也不准逃学(默存因眼睛不好,看不见,得以豁免)。放映电影的晚上,我们晚饭后各提马扎儿,列队上广场。各连有指定的地盘,各人挨次放下马扎儿入座。有时雨后,指定的地方泥泞,马扎儿只好放在烂泥上;而且保不定天又下雨,得带着雨具。天热了,还有防不胜防的大群蚊子。不过上这种课不用考试。我睁眼就看看,闭眼就歇歇。电影只那么几部,这一回闭眼没看到的部分,尽有机会以后补看。回宿舍有三十人同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我只需旁听,不必泄露自己的无知。

  一次我看完一场电影,随着队伍回宿舍。我睁着眼睛继续做我自己的梦,低头只看着前人的脚跟走。忽见前面的队伍渐渐分散,我到了宿舍的走廊里,但不是自己的宿舍。我急忙退回队伍,队伍只剩个尾巴了;一会儿,这些人都纷纷走进宿舍去。我不知道自己的宿舍何在,连问几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各自忙忙回屋,也无暇理会我。我忽然好比流落异乡,举目无亲。

  抬头只见满天星斗。我认得几个星座;这些星座这时都乱了位置。我不会借星座的位置辨认方向,只凭颠倒的位置知道离自己的宿舍很远了。营地很大,远远近近不知有多少营房,里面都亮着灯。营地上纵横曲折的路,也不知有多少。营房都是一个式样,假如我在纵横曲折的路上乱跑,一会儿各宿舍熄了灯,更无从寻找自己的宿舍了。目前只有一法:找到营房南边铺石块的大道,就认识归路。放映电影的广场离大道不远,我错到的陌生宿舍,估计离广场也不远;营房大多南向,北斗星在房后——这一点我还知道。我只要背着这个宿舍往南去,寻找大道;即使绕了远路,道路却好走。

  我怕耽误时间,不及随着小道曲折而行,只顾抄近,直往南去;不防走进了营地的菜圃。营地的菜圃不比我们在息县的菜圃。这里地肥,满畦密密茂茂的菜,盖没了一畦畦的分界。我知道这里每一二畦有一眼沤肥的粪井,井很深。不久前,也是看电影回去,我们连里一位高个儿年轻人失足落井。他爬了出来,不顾寒冷,在“水房”——我们的盥洗室——冲洗了好半天才悄悄回屋,没闹得人人皆知。我如落井,谅必一沉到底,呼号也没有救应。冷水冲洗之厄,压根儿可不必考虑。

  我当初因为跟着队伍走不需手电,并未注意换电池。我的手电昏暗无光,只照见满地菜叶,也不知是什么菜。我想学猪八戒走冰的办法,虽然没有扁担可以横架肩头,我可以横抱着马扎儿,扩大自己的身躯。可是如果我掉下半身,呼救无应,还得掉下粪井。我不敢再胡思乱想,一手提马扎儿,一手打着手电,每一步都得踢开菜叶,缓缓落脚,心上虽急,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一步不敢草率。好容易走过这片菜地,过一道沟仍是菜地。简直像梦魇似的,走呀、走呀,总走不出这片菜地。

  幸亏方向没错,我出得菜地,越过煤渣铺的小道,越过乱草、石堆,终于走上了石块铺的大路。我立即拔步飞跑,跑几步,走几步,然后转北,一口气跑回宿舍。屋里还没有熄灯,末一批上厕所的刚回房,可见我在菜地里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好在没走冤枉路,我好像只是上了厕所回屋,谁也没有想到我会睁着眼睛跟错队伍。假如我掉在粪井里,几时才会被人发现呢?

  我睡在硬邦邦、结结实实的小床上,感到享不尽的安稳。

  有一位比我小两岁的同事,晚饭后乖乖地坐在马扎上看电影,散场时他因脑溢血已不能动弹,救治不及,就去世了。从此老年人可以免修晚上的电影课。我常想,假如我那晚在陌生的宿舍前叫喊求救,是否可让老年人早些免修这门课呢?只怕我的叫喊求救还不够悲剧,只能成为反面教材。

  所记三事,在我,就算是冒险,其实说不上什么险;除非很不幸,才会变成险。

  杨绛《冒险记幸》鉴赏

  杨绛与钱钟书这一对夫妻以博学多才而闻名中外,但由于时代的原因,也不免遇到许多坎坷、磨难、不幸和痛苦。

  这对夫妻一生谨慎和淡泊,故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他们的冲击还算不太大。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他们就在劫难逃了。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中回忆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钱钟书的字)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他说:‘还没有,快了吧?’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于是他们这对学者夫妇就与许多“牛鬼蛇神”一道受到许多非人的待遇。1969年和1970年,他们夫妇被迫先后“下放到‘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就是当时为了“改造”知识分子而设立的劳动基地,他们所属的“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的“五七干校”设在河南省南部的穷困地区——罗山和息县的农村。直至1972年3月,他们才作为“老弱病残”人员而被“特赦”回到北京。这时他们唯一的女儿钱瑗也下放在工厂劳动,女婿王得一则因被诬为“五一六分子”而含冤自杀了。

  1981年,杨绛女士发表了回忆性质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是人们长期压抑在心中积郁的一次喷发,但作者却是用极淡的笔墨、和缓的声气、平静的心态表达出来的,这就更耐人咀嚼,更引人深思。

  这固然是由于作者当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火气不如年轻人大。更由于作者在生活上受尽折磨历尽沧桑,思想通达,所以写出来的文章清淡如水,却醇厚如酒,臻于化境。

  杨绛的散文,是典型的女性散文,她习惯于用淡笔来写浓情,用工笔来描实景,而且不发一句议论却意蕴无穷。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他们这对夫妻在六十岁时遭此劫难,当然彼此更加珍惜和关怀了。在“军事化”的“干校”,即使是老夫老妻,也要编在两处;咫尺天涯,难得相会。但这个极儒雅柔弱的老妇人,却一次冒雨一次摸黑,去探望丈夫,这才有了前两次“冒险”的经历。她在记述这些经历时,似在轻描淡写地缓缓道来,有时还要扯到别的地方去兜个小圈子,但是,你细细读来会发现,她的心全牵挂在丈夫钱钟书的身上,这一次次苦和累,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老夫老妻能有片刻的团聚。“我推门进去,默存吃了一惊。‘你怎么来了?’我笑着说:‘来看看你。’默存急得直骂我”,一个“笑”字,一个“急”字,平淡至极,却生动地反映了这对老夫妻的执着。人们常说,女性为了爱情可以焕发出极大的精神力量。这位女学者,到了老年,矮小柔弱的身躯却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真令人感慨不已。

  杨绛的笔调十分细腻。第二次冒险时,她一个人从钱钟书的住处回家,“一纳头走进黑地里去”,以下将近千字,都是写她一个人在雪夜中摸索归去之路,看来琐碎,其实一环扣一环,结构十分严谨,而且在情绪上波澜起伏,最后甚至有一段关于鬼的想像与记忆,更使人为她担心害怕。一直到“‘回来了?’同屋的伙伴儿笑脸相迎……”——这才舒过一口气来,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仍然存在着不少好心人的“笑脸”。我们读者也就是这么关心地读下去,没有想到她在剪裁和铺排上,是花了大功夫,用了不少心思的。

  最微妙的是作者只是絮絮叨叨地同你谈,追述她“下放”时的几件小故事,似乎脸上还带着微笑,她没有一个字评论,如她写道路泥泞,雨鞋好几次陷入泥中拔不出来,用笔极细,让你有身临其境之感,而她却决不吐一个“苦”字。即使偶有感触,也极其节制,如明明是最具权威的研究机构“学部”,一旦到了干校,也是骤然变了性质,作者为此捎带写了一句:“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真是一语中的,恰到好处,而蕴含于其中的沉重与苦涩,读者尽可思而得之。诚如作者在篇末所说:“其实说不上什么险”,但她讲的这些琐事,背景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浩劫,对他们个人生平而言,又是实实在在的灾难。她愈是这么缓缓地讲、细细地谈,愈是使人感到窒息、痛苦和愤怒,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与这些“琐事”密切相关的悲惨场景。——这种语调,也许是她长期以来为逃避灾难而练就的自我保护法,更是一种具有我国讲究含蓄、朴实的艺术风格。但不管怎么说,她说了自己要想说的事,她用了一种个性化的风格和话语来表述自己的意思,这对于长期以来束缚我们每个知识分子的“权力话语”,也是一种突破,使人感到亲切和真实。这种语气是久违了,但听了这种语气,人们感到十分温暖,而且可信——这才能进一步产生共鸣和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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