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
刘佛谛名旌勇,字义方,佛谛是我建议他采纳的别名。我们最初相识是在二十年代后期的通县师范,都是学生,他比我早两年。说起相识,只是在洗脸室里,我们都到得晚,他很胖,动作迟缓,就外表说,像是在羊群里孤立一头牛,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印象深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在学校以幽默出名,常说笑话,遇事满不在乎;又口才好,有相声的才能,据说一个人可以开教务会议,模仿校长、训育主任,以及有特点的教师,可以惟妙惟肖。当时给人起外号成为风气,他的外号来自英语,是fat,因为面容苍老,称呼时前面还要加“老”;有少数人宁愿直截了当,呼为老胖子。
当时究竟谈过话没有,现在不记得了。以常情推之,他是知名人士,我不是,也许对于我,连印象也没有吧?到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住在沙滩一带,他原在山海关教书,大概因为东北沦陷,那个地方不能再安身,也到北京来,并也住在沙滩一带,于是交往就多起来。我们都穷,但吃好些的欲望一如常人,于是就常常在一起用小煤火炉做饭吃。吃什么要由手头的松紧决定,松时自然很少,所以经常是买十枚铜币的肉,这样也可以饱餐一顿。有时候,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决定破例,就花七八角钱买个猪肘子,用微火炖烂,对坐享受一次。总之,是渐渐共苦乐了,交谊就越来越深厚。
当然,交谊的深厚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共同做饭吃,而是来自越来越相知。我发现他的为人,是两种性格的奇妙混合。他处理有关自己的事,是个乐天主义者,随遇而安,甚至及时行乐;谈天说地,扯皮取笑,常常近于玩世不恭;喜欢吃喝,常常顾前不顾后,简直可说是个享乐主义者。但是对人就完全不同,就是嘻嘻哈哈时候也决不越礼,并且,更可贵的是真挚,对老朋友总是热心关注。这种性格的影响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一面是与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死后还留在人的记忆里。坏的呢,都是与他自己有关的。他聪明,新旧学造诣都不坏,可是因为乐天,不急于事功,应该有成绩而竟没有留下什么。
依古训,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还是多说他的优点吧。总的说,最值得怀念的是在坎坷途中相互的扶助。这常常是在面对之时,周末的共饭,闲谈,抚今思昔就是一例。也有时候不是对面,例如有一次,他住在家乡永清县一个村庄,是五月节前,穷得连买菜钱都没有了,家居无聊,到镇上散散心,万没想到接到我寄去五元钱的信。回信说,他最不喜欢吃窝瓜,可是穷得要命,只能吃院里自种的窝瓜。五月节来了,想换换样,居然就由天上降下五元钱,可见上天无绝人之路,云云。我接到信,既欢乐又感慨,想到他曾开玩笑,说天老爷最胡涂,譬如他最喜欢吃鱼,可是鱼有刺,最不喜欢吃窝瓜,窝瓜却没有刺,如果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会多好,于是又写一封信,说幸而天老爷胡涂,如果聪明,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他的境遇就更可怜了。
此后不久,他回到北京,经人介绍,到宁晋县去做秘书工作。行前同我商量,说当教师惯了,改行,有些不安然,想改个名字。我说,就用昔年的外号,由英变中,写佛谛,不是很雅吗?他同意,就用这个新名前往。以后来了一封诉苦的信,说不只一次,遇见所谓通文墨的人士,见到他的名片就恭维说:“您一定是佛学大家了。”他说不是,对方以为是谦虚,他越矢口否认,对方越不怀疑,总之,闹得他进退两难,如坐针毡。
幸而时间不很长,他又回到北京,重理旧业,被尊为佛学大家的尴尬局面结束了。以后我们同住北城,见面的机会多了,周末共饭闲谈的机会也多了。寒来暑往,风平浪静,都以为可以长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故人见面不便,从此就断了音问。记得最后一面是1968年的夏天,是早晨,在我上班的路上,他估计时间,在路旁等我。我们不敢多谈。我只说是还平安,将来如何不知道。转到说他,我说推想不会怎么样。他说:“那也难定,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说完,他催我赶紧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
直到1969年春天,才由他女儿那里知道,是1968年后期,说清查出身,发见故乡还有几十亩地在他的名下。照当时的不成文法,这就要遣送还乡。也许就因为怕走上这条路吧,在1969年年初,他在西郊新迁的一间个人独宿的小屋里喝了敌敌畏,“自愿”离开这个世界了。据说死的几天前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我的,但写后不久就烧了。又死前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他女儿说,这是怕脏了,孩子们不能用。
人生百年,终于不能免这样一次,走了也就罢了。但他常常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乐天主义,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我多年以为能够理解他,也许实际并不理解他吧?每想到这里,总觉得没有看到他的最后一封信,真是太可惜了。
张中行《刘佛谛》鉴赏
1986年,书店里冒出一本叫《负暄琐话》的新书。作者是张中行,当时没听说过,但是文笔极老练,见识极广博,思路极清晰,非同凡响。一打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编辑,老北大毕业的,已经七十多岁了。以后,他当然越来越出名,成为“学者散文”的一大家。
《负暄琐话》和续出的《续话》、《三话》,都以写人见长,追忆的大多是他的师友,本世纪大师级的文化人,但写得十分生动有味,从中可以见出作者对这些大师的为人行事,尤其对他们的学识是熟透了。在他的忆人文章里,也有回忆不怎么出名的人,那就是写他的亲戚、朋友,也是三笔两笔,人物的面貌和性格都出来了,而且有情,甚至情谊很重,如这篇《刘佛谛》。
人到老年,总有一个感觉:朋友是老的好。活了一辈子,总有一个两个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所谓“总角之交”,后来又总粘在一起,分不开,也不愿分开,见面无话不谈,不见又常常想念,比家里的亲人还贴心,还知己,而一旦先我而去,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张中行先生与他的老友刘佛谛大约就是这样的交情。所以他的开头第一段就有情有味:“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
张中行写人,十分简约,即使是好朋友,也总是拣最难忘的事写:穷学生时代是两个人一块儿炖肉吃;刘佛谛失业在家只能吃窝瓜时,居然能收到好朋友寄来的五元钱;尤其是文革期间,人人自危,朋友难通音问之时,刘居然等在张中行上班的路旁,互道平安——而这就成了永别。
对于刘佛谛的死,这里写得比较简单。1996年,张中行写回忆录《流年碎影》时,对刘佛谛专门写了一章,其中说到他的死:
“重复一次古文滥调,光阴如白驹过隙,日日劳动、请罪,竟也到了1969年。是2月6日,未加晚班,下班回家。照常吃晚饭,饭后干点杂事,直到入夜,妻才说,义方(即刘佛谛——引者)的长子应鲸曾来,说义方脑溢血,于1月26日去世。因为怕我伤心,饭前没告诉我。我先是有些愕然,接着就想了很多。后门桥一别,以后就没有再见面,是遗憾。刘大嫂作古以后,他困苦的成分增加,沿着同一条路得解脱,也不无好处。大好是就可以不再为不知明天会怎么样而心惊胆战。但主要还是我自顾不暇,知道他有了个结束,有时反而像是比他在世时心里更安定些。记不清又过了多少天,可能因为刘兄的小女儿来家里一次,一天晚上,妻又告诉我,上次,怕消息太突然我承受不住,告诉我的死因是假的。他是喝敌敌畏死的。据说是查历史,家乡还有五十亩地在他名下,他虽然没收过租,家中有地,也要赶回老家,他忧虑自己回去不能活,所以寻了短见。他死于新租的一间房,在苹果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是怕遗留的衣物不能用,都叠得整整齐齐。死的前几天,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李秀三,一封给我,未寄,烧了。”
读到这里,不禁想到:如果当时张中行也随他的好友一起去了,今日就读不到这么多厚重的文章和书籍;如果刘佛谛也能坚持一下,活到八十年代,说不定也能写一点幽默诙谐的文字,给我们后辈读读。我们其实是在命运的夹缝中互通声息,所谓“浩劫”,这两个字的分量真不小啊!
张中行行文十分流畅,如同说话一般,款款道来。他说过:“写文章就是写话,把话写下来就是文章。”读他的文章就似乎在听他说话;当然,因为他是一位文人,书读得多,句子也就古雅些,精练些,但是他的声、腔、气韵都浮动在文字之上,所以他的文章是要放出声音来读的。不读,是死的文字;一读,就成了他的话语,读得多了,能发现他的语言习惯,即他的行文风格。久而久之,就有听熟人说话的那种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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