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而水声也是不断的哗啦哗啦在耳边响,微微的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和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和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和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谁还有幽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也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与的创伤,毫不动摇的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对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于是我写着,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有沙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我决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呵!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苦苦的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的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到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社会有关系,因为这社会,我更不能忘怀于一切了。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的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那时候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的住一时期之后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较适于幽美平静。延安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原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从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呵!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那边,或者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份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拘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连仇敌也在内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有的伟大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份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Q”曾被那批御用的文人歪曲的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于幸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在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更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胧的月亮浮在西边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的躺到床上。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赏析
《风雨中忆萧红》是一篇悼念文章,写于萧红在香港去世三个月之后。丁玲怀着痛惜之情追忆自己与萧红的一段短暂的交往。
丁玲与萧红相识于抗战烽火四起的1938年春天。这是两位活跃在三十年代文坛女作家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当时丁玲率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前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与前来投奔民族革命大学的萧红在临汾相遇。不久,因日军逼近临汾,原先和萧红同行的萧军随民族革命大学撤往乡宁,而萧红却与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随同丁玲的西战团去西安。后来,萧军奔赴延安,遇到回延安办事的丁玲和聂绀弩,又随丁玲他们到了西安。在西安,两萧决定分手,因萧军要去延安,于是萧红与端木蕻良结伴回武汉;两萧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在丁玲的回忆里没有具体描述她和萧红交谈的内容,也未曾提及两萧之间那段不愉快的离异,或许这些都是丁玲有意而为之。然而,字里行间流淌着的感情却是真诚的、深沉的。对于萧红的处世为人、对于她的悄然离世,丁玲无法压抑自己的万千感情:她为萧红的坦然直率而惊讶不已,“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她为能有萧红这样一位女友而感到欣慰,“因为我们实在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她为自己不能劝说萧红去延安从事个人写作而后悔不及,因为延安“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许会使她更健康些”;她又为萧红的惨死而感到无言的寂寞,因而联想到在中国有才智有气节、能够耐苦而又不依赖于别的力量从事独立写作的女性是如此寥寥……
通览全文,我们不难发现风雨中丁玲不仅仅忆的是萧红,而且更多的是在抒说自己的感慨。或者说,因萧红的不幸身死诱发了丁玲内心复杂情感;或者说,丁玲是借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风雨中忆萧红》充溢着丁玲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情绪,令人琢磨不透。解读此文,须联系其写作背景。这篇散文写于1942年4月25日,距即将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不到一个月。此前,丁玲因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自己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而受到批判,便回到文协。而国民党特务机关乘机把丁玲和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小册子,四处散发,造谣惑众。可想而知,当丁玲撰写《风雨中忆萧红》时,她的内心承受的压力是何等巨大!
《风雨中忆萧红》写得跌宕起伏、情真意切,字字句句叩击着读者的心弦。文章从四月的延安像江南一样下起细雨开始入笔,描写自己烦闷焦躁的心绪,不堪忍受细雨没完没了的折磨,而宁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作者设问自答,“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
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痛感到连寂寞的宁静都没有的阴霾,作者的心在阵阵抽泣,她的思绪沸扬,飞向死去的或正在受着难的天涯故人。
她想到雪峰是她的知友中最没有自己的人;她想到秋白“政治家——文学家”二重生活使他面对死亡不能免于申诉;她想到萧红真诚少世故却遗憾能彼此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太少。
丁玲还想起了死。但她从故人的死,醒悟到死对人对己都是莫大的损失。因为在这世界上还存着戮尸遗法。即使是未死的胡风还被人说是汉奸,更不必说已死者,它无须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鲁迅的《阿Q正传》被人歪曲,萧红的《生死场》也难逃厄运。
轰轰烈烈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去,而现在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孑身困顿在窑洞的丁玲此时此刻,是多么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地存在着。丁玲的情绪从悲哀沮丧中走出,她相信,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然而这阿底拉斯的力又来自于何方呢?丁玲惟有寄语死去的和未来的朋友们,以聊表自慰:“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中忆萧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它使我们读到了一个真实的“自我”,读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它留给读者是更多的感慨与回味:生活原来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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