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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翎《残梦补记》原文及赏析

2020-03-16 15:03:57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大概是在众所周知的 “光荣孤立” 之后,我发现了一种获得心情平静的好办法(至今还在不断探索中,无意申请专利权),那就是在极端繁忙或心烦意乱之余,最好能乐观的 (阿Q的?) 发点奇想或怪想,使精力分散,松弛,这比面壁静坐更有效。当我被批判得 “发昏章第十一” 时,曾羡慕过佛家所谓的 “心如枯井”、“老僧入定” 的宁静状态,若真能够炼就了那种本领,则不失为对付政治运动的极好办法。由羡慕而读记高僧的书,但越读越怀疑,仿佛从字里行间仍能看到打坐者的意识在流动,更不用说那些六根未净因而 “入魔走火” 的。失望之后走极端,忽然悟到,发奇想未必不是一种解脱之道。

  我很爱读并非作者生前编好而是死后由别人披露的日记。在中国,个人记日记,现在尚不清楚起于何时,唐宋以前的很少,明清以后的就多了。特别是近代,有的日记从作者的青年时代写起,直至寿终正寝,一日不辍,无意中为后人留下了研究其历史的丰富材料。由此,我忽然想到,为什么没有人像记日记那样,把自己每天做过的梦都记下来? 要是把一生的都记下来,积累一部“梦记”,它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可能要超过日记,甚至要超过世界上最长的意识流小说。对于热衷于研究潜意识的人来说,也远较日记或文艺作品更有参考价值。很遗憾,当我发现这个著作史上的空白时,已经活了五十多岁,连一天的残梦也没记录过。若是我早发现这一点,并下定决心每天记梦,说不定身后真可能有获得“老子天下第一”的好机会。

  按照通常的说法,做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这只能说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都不能当作科学的定义。其实,日有所思,夜间未必有所想。反过来,夜间有所想的,日间也未必有所思。文艺作品中的梦全是作家编的,应当除外。拿个人的经验说,我小时候听说本村出过“留洋” 的工程师,于是也“梦想” 过当工程师,可是在梦里从未当过工程师。从说书唱戏里知道有皇帝,梦里也未当过皇帝。岂但没当过皇帝,连官也没当过,自然也就不会梦中喊“长班”①,像 《聊斋志异》 中讽的官迷的梦话那样。

  没有做过的梦当然不算真梦,只有真正做过的梦,才能说明梦的真实性——有的是荒诞的真实性。我曾梦见过遍地是乱爬的蛇: 花的、青的、黑的、黄的; 梦见过到处是青蛙,大的像洗脸盆——成精了; 梦见过绿色的豆虫滚成堆; 梦见过丢炸弹的飞机落下来变成鸽子; 梦见自己的手指头原是皮包骨,揭开一看,肉都烂没了; 梦见自己双手贴身,两腿一蹬,像飞天一样上了高空; 梦见过烂了半截身子的牛仍在走路……这些,有的见过,有的想过; 有的则未见过,也未想过; 有的有联系,有的毫无联系。已经成了古人而现在又被某些人当作时髦引进来的弗洛伊德,曾把梦解释为性的潜意识。若按他的学说,要把丢炸弹的飞机忽而变成鸽子的梦解释通,恐怕要用九曲十八弯的弯弯绕,还不如请教中国的 “圆梦家” 省事。“圆梦”能把任何梦圆得头头是道,而且可以指出逢凶化吉之路——经过圆满编造的谎话,以安定做梦人的心。但是,“圆梦家”的可悲也正在于此,以为梦就是实际生活的前奏或序幕,生活要依照梦的暗示重现出来。生活就是生活,做梦就是做梦,如果二者的关系犹如影之随形,那正好通向了佛家或道家的虚无,“人生如梦” 耳。

  然而,还有比“圆梦家” 更可悲的人,比如据传的那些研究测梦仪器的人,那些靠 “逼供信” 达不到目的而求诸梦话的人,那些靠听梦话打小报告整人的人,竟然把严肃的政治活动和荒唐的梦中之境直接挂上钩,画上等号。他们的思想方法很像古巫,认为梦是灵魂离开躯体的出游,捉住了梦,也就抓住了人的真正灵魂——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等等。我补记的几段残梦,若是当时像记日记一样完整记下来,落到这些人手里,就能衍绎出该当 “千刀万剐” 的罪名: 生在社会主义时代,怎么会想到遍地毒蛇横行? 轰炸机变鸽子岂非调和战争与和平?手指头烂了肉,说明坏透了,应该 “脱胎换骨” 改造; 梦中飞上天是感到不自由,想飞往“自由世界”,叛国投敌。别以为我这是信口开河,胡乱栽派人,回想当年的 “大批判”、“大字报”,比这水平还要高得多。尤其 “文革” 期间的所谓 “专案组”,连梦话也没有听到,就立案调查做结论,让人哭笑不得。

  社会生活要纳入秩序的轨道,做梦则完全可以自由,既无需干涉,也干涉不了。做无论什么样的美梦,都不值得祝贺。做恶梦也不可怕: 天塌地陷也好,海枯石烂也好,山崩河决也好,牛头马面也好,醒来顶多出一身冷汗,脑袋依然长在脖子上,误不了起床、吃饭、干工作。相反,最可怕的是醒着的时候像做梦一样去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搞人事……那可要国穷民遭殃。人们把走过的坎坷曲折道路比喻为 “一场噩梦”,非常形象、非常生动、非常贴切。梦是断了线的风筝,是乱了套的意识流,是疯狂了的奔马,天马行空,想入非非。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同做梦腾空差不多,醒来还是躺在老地方,别人却早已走远了。

  生活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向着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是千军万马有秩序的豪迈进军。而 “左” 的思潮的归宿,是要把这一切都拉向梦境的。如果说它刚出现时,称之为 “幼稚病”非常恰当,那么,经过了几十年,这种病已是老资格了,不那么“幼稚”,而是相当的老顽固,已成痼疾矣!

  “左” 比右好,这是近代的错觉和时尚。中国古代并不那么崇尚“左”,左乃贬词。贬官谓之“左迁”。脱离正宗谓之“旁门左道”。我觉得,还之以古义,更容易惊醒仍在“痴梦”中的“左” 得利同志: 你搞的那一套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而是不折不扣的“旁门左道之术”。它的古代艺术形象就是牛鼻子老道式的人物,一股妖气,有什么美,有什么值得恋恋不舍?

  (选自《中国作家》1985年第1期)

  蓝翎《残梦补记》赏析

  《残梦补记》,如果光是把个人的几段残梦补记出来,于读者何益?只有以梦为议论点引发新颖、广泛的“奇想”,别开生面,以及阐发深刻独特的见解,震聋发愦,才能吸引读者,启动他们的社会思考力。这样的文章才称得上奇崛。

  它抒“奇想”,恣肆汪洋,挥洒自如,且又幽默调侃。文章起首便告诉大家: 作者的“奇想或怪想”,是荒唐岁月的特定产物,是在被不正常的社会环境搅得七荤八素时的一种“解脱之道”。因此,爱发“奇想”的实质,从一开始就是摆脱僵化思维、荒诞逻辑的企图,是对反常习见的一种反讽。而且,直到现在,其性质仍然未变。

  奇想之一,是发现了“著作史上的空白”——没有一部“梦记”。公开出版的日记,并不少见,但由“作者生前编好”的日记,无甚可读,只有“死后由别人披露的日记”才令人“爱读”。为什么? 联想到不时有人靠发表“日记”,来沽名钓誉的事情,顿时明白:“梦记”的可贵,不正在于其真实吗?

  奇想之二,是对老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的怀疑。作者以自己的经验为例,从两方面说明:这句话“只能说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都不能当作科学的定义”。首先,“日有所思,夜间未必有所想”,他白天想过要当工程师,也知道皇帝的显赫,但都从来没有在梦里当过。其次,“夜间有所想的,日间也未必有所思”,有自己的梦为证。这些个梦绝对是荒诞不经的,但又是绝对真实的——自己“真正做过的梦”。要把这种梦,硬和“日有所思”联系起来,即使时髦的弗洛依德理论有“九曲十八弯的弯弯绕”本领,也难解释通。中国的“圆梦家”自然可以把任何梦圆得头头是道,但可悲也正在于此,因为“生活就是生活,做梦就是做梦”,如果二者的关系不可分离,那不正成了“人生如梦”,生活就是做梦了吗?

  由“圆梦家”的可悲,作者的奇想之三便通向了更为可悲的人,他们“把严肃的政治活动和荒唐的梦中之境直接挂上钩”,以梦来判断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等。作者假设,自己补记的几段残梦,要是落到了这些人手里,马上会被无限上纲到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反动”上去。曾经亲身经历荒唐岁月的读者,此时会哑然失笑: 那时就是如此荒谬。而青年学生则可能会以为这是一种“黑色幽默”: 那有这样的事! 所以作者要特地说明:“别以为我这是信口开河,胡乱栽派人”,“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甚至连梦都无需知道,就可以凭空给你定罪名。

  这以后的“奇想”,实际上已很少“奇”的成份,所“想”的是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严肃的问题了。作者觉得梦的命运应该改变了,认为:“社会生活要纳入秩序的轨道,做梦则完全可以自由”,无论做什么梦,都可以,都对生活没有影响。最可怕的是“醒着的时候像做梦一样”搞工作。其后果,要么是人为地制造“一场噩梦”,庸人自忧、自我折腾,要么是想入非非,做自欺欺人的假共产主义的“梦想”。或整人,或空想,作者指出这些“‘左’的思潮的归宿,是要把这一切都拉向梦境”。这“左”的可恶不是很明显吗? 遗憾的是,今天还有“左比右好”的错觉和时尚。所以,作者风趣地引述古义,说明“左”从来不是褒词,而是不折不扣的贬词。文章以一句反问“有什么值得恋恋不舍?”嘎然而止杀了青,留给读者以联想、“奇想”的广阔余地。除了作者已经指出的,生活中还有那些“左”的货色,在必须抛弃之列呢?

  作者自称发“奇想”为求“解脱”,但读完全文,发现其“奇想”虽多,却仍然无法从困扰中“解脱”出来,非但没“解脱”,反而更加“介入”了,“介入”进更深长的思索中去。看来,置身在纷纭繁复的社会生活中,“解脱”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渴望“摆脱”,更快更彻底地摆脱掉恶梦般的种种纠缠,使每一个人都能在实事求是、自由自在的空气里生活。以发“奇想”始,以求理想终,这正是文章的高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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