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蕴，字玉辉，南直隶徽州府人。在我看来，王玉辉是《儒林外史》书中最可怜的一个人。关于他的故事不长，但令人非常非常地不舒服——不过我对他的同情还是超过反感。
余大先生常年在外坐馆，回到家乡不久，喜事来报，选了徽州府学训导。余氏兄弟棠棣情深，大先生舍不得乍聚又别，邀着二先生一道赴任。徽州是有人文的地方，余大先生又本来极有文名，所以一到任，就受到当地学界的热烈欢迎。会见之下，“大先生胸怀坦白，言语爽利”，谈的都是些有学问的话，“众人越发钦敬，每天家里也有几个秀才来往。”
这一天，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秀才，“头戴方巾，身穿旧宝蓝直裰，面皮深黑，花白胡须”，手里拿的是门生帖——这人就是王玉辉。余大先生也素知其名，所以把训导的身份放在一边，不肯以生视之：“玉兄，二十年闻声相思，而今才得一见。我和你只好论兄弟，不必拘这些俗套。”就请到里面书房里坐，又叫二先生来一块会着。王玉辉依然谦恭执礼，不肯僭越。三人论道，谈的都是学问，颇为投机。王玉辉平生有一宏志，要纂三部书来嘉惠后学，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这不是坏事，教子弟们知书习礼，事亲敬长，有利于教化民众，匡正世风——虽然由迂拙的王玉辉来做，做出来的东西也未见得于教化、匡正有什么真正的益处，然而精神可嘉。况且王玉辉因这三部书，“手不停披”，连做馆的功夫都没有，日子过得也清苦，所以大先生、二先生很关心他的家境。王玉辉家离城十五里(辛苦老人家远道走了来!)，一儿四女，大女儿在娘家守节，另外三个都出嫁不上一年多。第二日，大先生亲自下乡来看望他，坐了一会，去了;第三日，二先生便带人送来了一石米、一两银子，还致歉所赠无多：“贵处这学署清苦，兼之家兄初到。虞博士在南京几十两的拿着送与名士用，家兄也想学他。”——余大先生可爱之人!正聊着，王玉辉三女儿夫家来人送信：“我家相公病的狠，相公娘叫我来请老爹到那里去看看。”——接下来的故事就非常地令人不忍卒读了。
王玉辉送走了二先生，走了二十里(辛苦!)，到了女婿家。女婿果然病重，医药无效，几天后就不在了。王玉辉的女儿哭得“天愁地惨”，候着丈夫入过殓，出来拜公婆和父亲，道：“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亲养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寒士，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王玉辉道：“你如今要怎样?”(这一句问的残忍!)三姑娘道：“我而今辞别公婆、父亲，也便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了!”公婆两个听见这话，“惊得泪如雨下”，急急苦劝;王玉辉却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返阻拦你?你竟是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妻子得信，责备王玉辉：“你怎的越老越呆了!一个女儿要死，你该劝他，怎么倒叫他死?这是甚么话说!”王玉辉还说：“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妻子痛哭流涕，赶到亲家去劝女儿;然而王玉辉的女儿心意已决，“每日梳洗，陪着母亲坐，只是茶饭全然不吃。”做母亲的看着，“伤心惨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家。而王玉辉在家，“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几天后，消息送到门上：“三姑娘饿了八日，在今日午时去世了!”王妻听见，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走到床前说：“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这故事是书中最惨烈的故事，比一切的故事更真切地展现礼教对人性的扭曲。徽州是繁富之邦，“仓廪实而知礼节”，徽商财富聚集之后，很重视子弟的教育，人文气息比一般地方都厚;然而同时，受礼教中那些桎梏人性的糟粕的毒害也比一般地方更深。尤其是徽商常年在外，为了保证男权的尊严不受损害，对留守在家中的女性的要求格外严厉，所以徽州又是最出节烈贞女的地方。现今保存最完整的贞节牌坊群“棠樾牌坊群”，就在徽州(安徽歙县)，或可为一佐证。王玉辉为人处事的迂拙不是什么不可容忍的缺点，甚至可能是让人觉得老人家可爱的地方，一如余大先生的迂直。然而他那样自觉地在自己的生活中执行惨无人道的节烈观念，足以令人不寒而栗。王玉辉的女儿无疑是打小从父亲那里接受惯了这种节烈观念的熏陶，并且一直都是谨从父亲教诲的孝顺女儿，所以她也同样自觉地做出了“殉夫”的决定——思想上的肯定与接受，可以这样坚定地战胜人性的本能与情感的难以割舍，真是无可救药，令人既痛恨，又无奈，甚至难以不感到几分恐怖。故事读到这里，觉得王玉辉可怜，更可恨。他的女儿是被礼教害死的，但更直接的，其实就是被他这个不仅自己自觉地信奉泯灭人性的礼教，而且还以此熏陶儿女的父亲害死的!
余大先生知道，“大惊，不胜惨然”，亲往拜祭，随即传令办备文书以请旌表——这也是余大先生能为王玉辉做的最切实的事了。“三学的人，听见老师如此隆重，也就纷纷来祭奠的，不计其数。”批文下来，“制主入祠，门首建坊”——徽州府又起了一座贞节牌坊。仪式隆重：知县出动，摆齐了执事，阖县绅衿，都穿着公服，步行来送烈女入祠。“知县祭、本学祭、余大先生祭、阖县乡绅祭、通学朋友祭、两家亲戚祭、两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明伦堂摆席。”一家出了烈女，不仅光耀自家的门楣，而且是一县的大事，从精神上的表彰到赋役减免这样的物质鼓励，受益者众多，饮水思源，大家要奉王玉辉来上坐，“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而“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就为这一句话，我对王玉辉的同情超过了反感。
王玉辉不阻拦、甚至还鼓励女儿殉夫，这样忍心，实在可恨;然而他却是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在做着符合圣贤之道的好事，所以在他看来，骂他呆的妻子才是呆子，不懂圣贤之道的呆子，和那些需要他做乡约书开启心智的“愚民”一样。信念的坚定支撑着他在内心深处亲情与礼教的争斗中，始终自觉地维护礼教，而决不肯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制度的不合情、不合理，更不肯提出一丝一毫的质疑。这种真心诚意的执迷不悟，是最让人生气却无奈的事。“死的好!死的好!”的仰天大笑，与其以礼教维护者的人性异化来解释;莫若理解为苍白的礼教面对鲜活的人性时显露的色厉内荏，以及为了掩饰这种色厉内荏而不得不做的自我说服与掩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王玉辉忍心地坐视女儿寻死，甚至通过暗示性的怂恿对女儿的殉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造成了自己作为生身父亲的巨大痛苦，他将这种痛苦消解为供奉给至高无上的礼教的牺牲，以此达到净化的效果，获得内心的平衡;而当这种牺牲被外界解释为做父亲的成就(生养了为伦纪生色的好女儿)、事实上造成他因女儿的殉死自身获得利益时，内心的平衡被打破了，亲情的谴责终于冲破礼教的说理迸发出来，使他心伤欲碎，不愿见任何不可能理解他的哀痛的不相干的外人——这是王玉辉为礼教所桎梏的麻木灵魂中人性温情不能自已的闪现，是使我们暂且原谅他的愚昧、迂腐、忍心、执迷不悟，对其不幸寄予哀伤与同情的一个理由。
女儿死后，王玉辉不忍在家日日看老妻悲恸(那是对他自己的一种鞭笞)，外出作游。一路“悲悼女儿，凄凄惶惶”，来到南京。行前余大先生热心为他写了荐书，去拜访庄杜迟武诸贤人，然而，“因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寻他去了;庄征君到故乡去修祖坟;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馆去了，一个也遇不着。”王玉辉的愚昧、迂腐，以及由此造成的间接害死女儿的忍心之举，是真正明晰圣贤之道、充满人性光辉的庄虞杜迟诸贤人所鄙薄的;然而王玉辉又实在是可怜的良善愚人，不当在痛斥之列，所以，还是不见面的好。王玉辉在南京遇到的故交之子邓质夫，与其言语投机，或可看作是王玉辉的一个分身。在王玉辉离开南京之后，邓质夫见到了玄武湖贤士群体中最为世俗化的人物武正字，转交了余大先生为王玉辉作的荐书。然而，会见之下，是“彼此不相值”。这个结果暗示性地说明了，虽然王玉辉有慕圣贤之诚意，在南京还特地瞻拜过具有圣贤象征意味的泰伯祠，但他终究与庄虞杜迟诸贤人不是一路人，难以同日而语。作者不肯让他见到心仪的贤人，或者多少是对他的一种惩罚。
王玉辉本性良善，书中赠称“遗贤”，然而终不过是一迂拙、痴迷、害人又害己的腐儒，不当在上品之列。王玉辉是儒林中的中品人物。
儒林外史主要内容分回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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