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
1988 彩色片 111分钟 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摄制 导演：乔纳森·卡普兰 编剧：汤姆·托波 摄影：拉尔夫·博德 主要演员：朱迪·福斯特(饰莎拉·托拜厄斯) 凯莉·麦姬莉丝(饰凯瑟琳·墨菲) 伯尼·库尔森(饰肯尼思·乔伊斯) 本片获1988年美国影艺学院最佳女演员奥斯卡金像奖，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最佳女演员金球奖，全美电影评论家联合会最佳女演员奖
【剧情简介】
深夜，一位半裸的青年女子奔出“磨坊酒吧”，拦截了一辆货车。与此同时，公用电话亭内一男青年正在报警： “一女子被三个人强奸，还有人围观起哄……”受害女子莎拉·托拜厄斯到医院检查治疗，她下体红肿，身上伤痕斑斑。护士梳取阴毛、刮指甲以收集罪犯证据，还详细询问她月经、性病情况，出事当天有无性生活等尴尬问题。强奸中心女职员、地方副检察官凯瑟琳·墨菲及警长邓肯先后来到医院，他们被告知莎拉血中有大量酒精和大麻成分。一行人来到磨坊酒吧，莎拉指认了两名强奸者丹尼和柯特，还告诉另有一位大学生鲍勃参与此事。
法庭上，凯瑟琳指控三人犯了以暴力胁迫的一级强奸罪，法官却让每人交保一万元候审。当女侍应的莎拉在餐厅工作时从电视报道中得知被告律师认为此案并非强奸，而是女方自愿作性表演。凯瑟琳来拜访莎拉，莎拉承认在“磨坊”吸过半枝大麻、喝过两罐啤酒，但当时头脑清醒，并无醉意，她尤其对“穿着露胸短衫”和“自愿与三人玩性游戏”的说辞感到愤怒。凯瑟琳指出她有犯罪记录，她解释有次帮女友搬家，警察从车上一个书桌里找到半克可卡因，但那是女友的而非她的。最后她怨恨地表示要让强奸犯终生监禁。凯瑟琳又去找莎拉的女友，“磨坊”女侍应萨莉取证，萨莉推说当时正在干活，未看见游艺室中发生的强奸事件。但她表示莎拉当时微醉，人很开心。莎拉跟同居的拉里经常吵架，拉里明是音乐师，暗地里却是毒贩。不过萨莉也提供了重要线索：围观起哄者中有位手臂上纹有蝎子图案的人。凯瑟琳向地方检察官鲁道夫汇报，她相信此属强奸案，但诸多证据对莎拉不利，而且无人肯作证，报案者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鲁道夫指示说，她既无法胜诉，那就与被告律师进行私下交易。谈判中对方只承认为二级性骚扰，但要求宣判时不涉及性，因鲍勃只有22岁，不希望误其前程。电视报道三位被控轮奸的男子因鲁莽伤人罪未经庭审而判刑1～5年，双方未解释为何以较轻罪名结案，据说受害人未提出有力证据。莎拉闻讯冲到凯瑟琳家，怒斥她出卖了自己。凯瑟琳辨解道：“你要我送他们入狱，我办到了，这与强奸刑期相等。”莎拉痛苦地说：“你不知我当时内心感受，奸我时还有帮人喝采起哄，你却说已尽所能，你到底得到多少好处!?”萨拉回到家中，剪短头发，改变了外形，并把拉里赶出家门，她决心重新开始生活。
莎拉到商店买东西，一个名叫克里夫的男人见她面熟，一味纠缠她。莎拉急于摆脱他，走出商店时车钥匙不慎掉地，克里夫据此认出她就是“磨坊那玩弹子机的女人”，于是肆意羞辱，还用小货车挡住莎拉的去路。莎拉精神濒于崩溃，开车猛撞小货车……医院里，凯瑟琳前来探视卧床的莎拉，莎拉斥责她：“人人都视我为荡妇，这都是你惯的。我还以为你支持我，你却跟他们妥协!”凯瑟琳步出医院时发现受了轻伤的克里夫手臂上有蝎子图纹，忙追上去询问事件经过，他不屑地说：“她无缘无故撞我车，神经病!她是个婊子，我看过她的性表演，精彩之至!她被强奸?那是她自愿奉献，干得很开心，事后却怨怪别人。”凯瑟琳重理本案并查阅有关法律条文，决心以“教唆、诱发犯罪”的罪名起诉案发时的围观起哄者。鲁道夫反对她把矛头对准旁观者，认为无论输赢都有损于检察部门的声誉。凯瑟琳却表示她如被撤职，将以民事起诉罪犯和检察部门，正是由于检察官未尽职守，才令莎拉重入医院。凯瑟琳找到莎拉，当面向她认错，说明如起诉围观起哄者成功，三个强奸者便得坐足5年牢，并且将以强奸罪记录在案，先前的妥协将自动失效，不过莎拉必须有勇气原原本本讲出事件全部经过。凯瑟琳说服萨莉指认出三名主要起哄者，萨莉还讲述说拉里与其他女人有染，莎拉与他争吵后来找她消气，见邻座有两位大学生，认为其中一位叫鲍勃的长得“很帅”，便戏谑地表示要带他回家，当着拉里的面交欢，“气气他”。凯瑟琳被迫放弃让萨莉作证的打算，因这只对强奸者有利。凯瑟琳在“磨坊”发现一游戏机上有最高得分者名单，内列“1987—4—18 肯”，她想起酒吧男侍应的证词：“一大学生整晚玩游戏机”，便查阅《大学生联谊会会员名录》，找到了学电脑专业的肯尼思·乔伊斯。肯不愿作证，于是凯瑟琳播放了他报案的电话录音……
庭审开始，莎拉首次公开露面，细陈事件经过：“我与萨莉在座位交谈，丹尼请我们喝酒并走来与我们闲聊，随后丹尼带我到隔壁游艺室玩弹子机。我与丹尼、鲍勃玩了一轮，趁空吸了半枝大麻。音乐响起，我趁兴跳舞，丹尼趋前与我共跳贴身舞，进而吻我、捏我乳房。我推开他表示要回家，他却紧紧抱住我，将我放倒在弹子机上，撕破我上衣，强行揭开我的短裙，用力扯下我内裤。这时围观者喝采鼓掌、有人高喊‘压住她!’柯特按住我双手，丹尼捂住我的嘴，使劲顶入我体内。围观者又大叫‘大学生!上’鲍勃接着进入我体内，唱采鼓掌声四起，他们又叫：‘柯特!小馋虫!快上!’于是柯特也插入我身体里。起哄者还大唱‘直捣黄龙!’最后，我用力踢开柯特，逃到大路上……”被告律师反问莎拉，处于那种环境，她怎么知道谁在起哄?莎拉无言以对。肯探视狱中好友鲍勃后忽然变卦，以记不清为由拒绝出庭作证。莎拉痛苦地责问肯：“你看见我被轮奸，难道我该有此报应?你和他们是一丘之貉!”肯终于下定了决心，在法庭上他讲出自己所见的一切。这不但印证了莎拉的陈述，还补足了她的欠缺：丹尼将莎拉按倒在弹子机上后，围观者中便有人起哄。蝎子克里夫大嚷：“捅进去!”于是丹尼拽下了莎拉的内裤……随后蝎子又喊：“大学生，你去接班!”另两名被告便将鲍勃推向前并狂叫“上!上”当蝎子要柯特“向他学习”时，柯特先是叫“别胡说!”后在几名被告鼓噪下，推开尚未完事的鲍勃，自己扑了上去……肯的表述翔实可信，陪审团经过两天的辩论，终于作出了有罪的判决。
莎拉、凯瑟琳以及肯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鉴赏】
性骚扰乃至性攻击在美国已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引起美国人的普遍关注。本片详尽剖析了这样一个案例，以探究此一现象的社会成因。
影片从强奸中止后受害人逃离现场切入，观众只看到莎拉奔出磨坊酒吧，不明就里。编导巧妙地以肯报案的构思对这一画面进行旁述，这样既兀然突出了全片的主悬念，令观众急迫地想获知事件详情，又为后来肯的出庭作证留下了伏笔。医院检查一场戏展示了被害女子肉体受到的伤害并提供她酗酒及轻微吸毒行为的证据。随后的调查为莎拉勾勒了一幅轻佻的形象：她衣着贴身裸露，言行放荡，富有逃逗性，曾与多人做爱并有犯罪记录。在“磨坊”的表现有勾引男人之嫌，这样就很难区分磨坊事件的性质是强奸还是调情。加之许多知情人也不愿作证，要起诉证据不足。凯瑟琳原先为其主持公道的态度十分坚决，然而面对这复杂情况她深感棘手，终于听从了上司的指示，与被告方幕后交易，公办私了。莎拉知悉后怒不可遏，然而她一个弱女子，无钱无势，又能怎样?正如她冲凯瑟琳所嚷嚷的：“我吸毒、酗酒、卖弄风情!我不是被奸，我是贱人!我连控告的资格都没有，除非我有钱有地位!”平日生活不检的莎拉经此变故，备尝苦果。终于她幡然悔悟，决心重新做人(剪发改妆，赶走拉里便意味着她与过去的决裂)。
由于强奸案结案不公，未能将所有罪犯绳之以法，因此很快又生出新事端：蝎子克里夫一旦认出莎拉便百般戏弄，其表现与在磨坊毫无二致，可以想见今后他对莎拉的骚扰将是无穷无尽的。莎拉身心俱焚，终于不计后果地开车向其撞去。这一撞深深震憾了凯瑟琳的心，虽然她前此的妥协也有无奈的成份，然而心底里也怨其不争，故未尽全力。莎拉的再度入院使她深感事态的严重和受害人的无助，自己的冷漠造成了后遗症，这又使她内疚，她决心补救愆尤，为公正结案战斗到底，即便丢掉饭碗也在所不惜。蝎子恶毒的话及他对莎拉的一再骚扰令凯瑟琳对起哄者的作用深思，然而要想起诉未参与强奸的围观者又谈何容易?这等于是向传统挑战，不仅上司反对，同事也无人支持。凯瑟琳反复查阅法律条例，终于弄清了旁观与起哄的区别。起哄意味着指使、煽动，意味着推波助澜，完全可以“诱发犯罪”的罪名起诉。不过要起诉就必须有肯出庭的证人，她设法打消了萨莉的疑虑，使她指认了起哄者。然而萨莉的进一步证言又对莎拉不利，尽管莎拉有关鲍勃的言谈只是报复拉里的气话，并未付诸行动。
凯瑟琳只好另找证人，她从磨坊游艺室的蛛丝马迹中挖出了肯。肯是鲍勃的同窗好友，那晚首次随其到磨坊玩游戏机，目睹了事件全过程。他良心未泯，对眼前发生的姿意妄为劣行深感震惊，但又没有勇气制止暴行的发展，尤其是密友也卷入其中。为求得心理平衡他报了案，然而此后他时而为自己未能挺身而出感到负疚，时而又以“与己无关”自慰，始终处于矛盾心态之中。凯瑟琳找到他，他初时还搪塞对方并欺骗自己，被点明报警事后才勉强同意出庭作证。他认为这次告的是起哄者而不是好友，但如不打招呼未免不够朋友，于是又去探视鲍勃。鲍勃告之他不是坐强奸罪，如肯去作证，他便会因强奸重新定罪，刑期也将由9个月延至5年，肯闻之再度犹豫，鲍勃趁机要他以喝醉酒记不清为由推辞。在没有物证人证的情况下仅凭爱害人的证词是难以给围观起哄者定罪的，尤其是莎拉又喝了酒、抽了大麻，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和喧闹鼓噪声中忙于挣扎反抗，有时还闭眼不敢看这可怕的现实，那有精力去仔细辨认并不认识的起哄者，因此她被迫同意辩方律师的结论：她认不出起哄者。在这种情况下肯的旁证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成为本案成败的关键，肯的退缩就意味着败诉。莎拉悲愤难忍，肯只得实说不忍让好友蹲5年牢。莎拉戚怆地斥责道：“难道他就是显贵人物而我只能算贱娼?他就该当你面强奸我?其实你比他们更卑鄙!”受害人的当面指斥深深触动了肯的良知，在康德所称的道德“绝对命令”的驱使下他终于抛弃了种种顾虑，坚定了助其伸冤的决心。在这里编导没有简单地将肯脸谱化，而是以一定篇幅刻画他的心理转化，从而使其形象更为真实可信。
强奸的具体经过是本片的核心，事件的缘起及当事者的实际表现，是强奸抑或是性表演，蝎子等三人是旁观者还是起哄煽动者皆要经由具体过程的展现方可确认。此一过程的呈现亦成为全片的高潮，开篇伊始的头几个镜头影片就以画面和旁白设置了强奸主悬念，但细节吝于一见。随后通过他人的口述，因莎拉有行为不端之嫌，以“性表演”说向“强奸”论置疑，使得案情复杂化。经幕后交易观众对强奸已不存疑，但对轻判和不能正名感到意犹未尽，同时对莎拉如何“行为不端”产生更浓厚兴趣。蝎子的再度滋事又把煽动起哄的问题掺和进强奸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萨莉的证词重新强化了性游戏的疑虑，至此整个案情扑朔迷离。编导经过来回几番搅和，影片的悬疑气氛愈显厚重。莎拉走上法庭详述事件经过，面对观众首次把事件完整地串缀起来，解开了观众心中部分疑团，然而煽动起哄的关键问题却语焉不详。同时她作为受害人的主观叙述难免带有感情色彩，言辞不可尽信(更遑论她刚饮酒吸毒，难避神志不清之嫌)。在此情况下肯的客观证词便一言九鼎，足以定乾坤(因他与本案无利害冲突，没有必要捏造，偏袒一方)。经过前此的多重铺垫，赋予肯的证词如此重任之后，编导终于借其口原原本本展现了事件的具体经过，前此的表述都是言语性的，缺乏形象感，此时编导却以活生生的画面、直观地完整地加以再现，充分发挥了电影的特长，造成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效果，迅速把影片推向高潮。在这一过程中观众心中所有的疑点全都得以消解。性攻击与性游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当事者是否受到胁迫，交合是否出于自愿。在事件的再现过程中观众亲耳听到莎拉在丹尼刚有非分之举时便提出想要回家，亲眼目睹他是如何将莎拉按在弹子机上，在蝎子“捅进去!”的鼓噪下开始强奸行径的。观众还看到鲍勃虽属意于莎拉，但还未敢造次，只是在蝎子等的怂恿推搡下才丧失理智的。至于柯特，开始还斥责蝎子胡说，但在起哄者的点名鼓动下邪念攻心、恶胆横生，沦为强奸犯。甚至观众的一些细小疑窦也在画面中得到解答，如莎拉改变外形后，蝎子根据掉在地上的汽车钥匙认出了她。在事件闪回画面中观众看到，当莎拉挣扎时那串带有特殊标识的钥匙掉在了地上。
本片精彩地透析了一桩强奸案，但如果仅就事论事地把它看成普通的强奸案，那显然有负编导的良苦用心。编导解剖这只麻雀意在告知人们：你周边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麻雀。影片结束后银幕上打出这样的字幕：“在美国每6分钟便有一宗强奸案，1/4的受害人被两个以上的人强暴。”(凯瑟琳的扮演者凯莉·麦姬莉丝本人便是位受害者，编导曾属意由她扮演莎拉，但她因不堪回首而坚拒，不过却很乐意扮演向强奸犯宣战的检察官。)强奸案发率如此之高原因很多，本片编导痛心疾首，并且通过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向社会大声疾呼的，正是人们对此一现象的漠视与纵容。美国标榜民主自由，特别是60年代以来受到形形色色时髦思潮的猛烈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较之以往(美国曾是个深受基督教教规统御、注重伦理道德的社会)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加之美国人天性浪漫、开放，近二三十年来性解放盛行一时，未婚同居、婚外恋、同性恋已成普遍现象。要言之，只要性交往的双方自愿(甚至不限于男女之间)，就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与法律的禁忌可以制约(乱伦除外)。人们随意挑选性伴侣，旁人不加干涉，甚至在社交场合多人的滥交也不算违法。在后一种情况下，旁观者的喝采还可能被视为助兴。人们这种极为随便的性态度使得社会问题复杂化，罪与非罪仅取决于当事人是否自愿，而自愿本身又是个随意性、伸缩性很大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的意愿很难判断(如本片中莎拉在被丹尼放倒之前，其言行便有挑逗之嫌)。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久而久之，很多人养成“不干涉他人自由”的习惯。不仅对不违法的性交往不干涉，甚至对明目张胆的性强暴(受害的自然是纤弱的女性)也漠然置之。这种姑息纵容的风气助长了不法之徒的嚣张气焰。他们或以侵犯他人的自由来满足自己的性自由;或助纣为虐，甚至煽动挑唆，以观赏性强暴为乐事。而他们在施暴后往往还振振有词地说是受害者自愿，前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泰森强奸华盛顿小姐一案，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我们不妨说强奸的泛滥正是性解放的恶果，是“自由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痼疾。
本片编导对美国社会的这一畸形现象痛心疾首，他们创作本片的动因就在于要振聋发聩，于麻木中唤醒人们的良知，促使人们认真思考。本片中编导挥动的实际上是四棱刀，与本案有关的所有人或轻或重都要挨一刀，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负有责任。首先，编导痛心某些受害人“行为不端”，授人以柄。莎拉患有典型的前述“时代病”，她性态度随便，未婚同居，同时还酗酒、吸毒，结果惹火烧身。编导令其在自食苦果后悔过重生，最后又让她在法庭上勇敢讲出自己的受害经过(这点很有现实意义，因大多数受害女子连报案勇气都没有，徒使强奸案愈演愈烈)。其次，编导善意地责备了那些初时未曾挺身而出、最后终能改过相助的人。如凯瑟琳，她虽是嫉恶如仇的检察官，但面对有缺失的受害人，在办案有阻力时也不愿尽力而为;只是在因其办案不公、受害人再度受害时她才痛感自己失职，从而竭尽全力为受害人伸张正义。再如肯，他目睹强奸而不加制止，仅以报案求取心理平衡;但最终他还是战胜自我、挺身为受害人伸冤。编导所要鞭挞的是那些姑息纵容罪犯的人。这首先要推地方检察官鲁道夫，他身为为民伸冤的官方代表，对受害人毫无同情心，成天想的是宦海沉浮和幕后交易，甚至对克尽职守的凯瑟琳横加阻拦。他实际上是现体制的代表，强奸罪禁而不止，他们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再有就是萨莉这样的人，她身为莎拉的朋友却在莎拉遭难时赶紧溜走，连报警电话都不愿打，甚至在凯瑟琳向她调查时还闪烁其词。她的可悲就在于她想明哲保身，然而一味纵容罪犯的后果是早晚自己也得搭进去。编导最为痛恨的是那些人面兽心的罪犯。这里编导又将他们分成两类，即强奸者与挑唆者。前者是直接的罪犯，容易辨认;编导的锋芒所向主要还在于后者。正如本片所揭露的那样，他们在犯罪过程中起着极为恶劣的作用(强奸变成轮奸，犯罪规模扩大，后果加重，全在于他们的指使)。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仅作为旁观者并不承担罪责，本片的创意就在于把他们也押上了审判台(这确如片中电视记者所言，是“首创先例”的审判)。实际上编导在本片中希望人们深思的，正是强奸犯之外，所有与强奸案有关的其他人的责任问题(编导将强奸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是深有用意的)。如果强奸案能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如果不再发生草率判决、量刑过轻的丑剧，强奸案在美国还能是“每6分钟一次”吗?编导将本片定名为《被告》，除了片中被送上刑事法庭的，那围观看热闹的，知情不举的，乱判葫芦案的，是否也应被送上道德法庭?
我们还可换个视角，从女权主义出发剖析本片。弱女子莎拉遭到大男子主义者的性迫害(强奸、起哄及蝎子的性羞辱)，众多男子对此漠然视之(包括象征现体制的地方检察官)，甚至萨莉一类的女人也受到男性中心思想的戕害，不敢向同性施以援手。女权主义者凯瑟琳初时也附和了男性社会的主导思想，但很快她就意识到同胞姐妹做人的权利被褫夺，决心挺身而出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在她的点拨下萨莉觉醒了，但却爱莫能助。肯代表着对妇女受歧视抱持同情心的男性，经凯瑟琳做工作，成了与女权主义者并肩战斗的战友。妇女解放运动今日在美国正方兴未艾，这一视角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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