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罗》
1975 彩色片 117分钟
意大利欧洲联合影片公司/法国联美影片公司联合摄制
编导:彼埃尔·帕索里尼(根据萨德侯爵小说《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改编) 摄影:桑德洛·巴塔格利亚基安卡洛·格拉纳特里 主要演员:保罗·波纳塞里(饰公爵) 基奥尔基奥·卡塔尔蒂(饰主教)乌别尔托·奎恩塔瓦勒(饰法官) 阿尔多·瓦勒蒂(饰总统)
【剧情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墨索里尼“社会共和国”首都萨罗城。萨罗湖水平如镜,从一排排树木中间望去,一片升平安乐景象。在一座被征用的豪华大厦的会议室里,四个中年人(主教、法官、总统和公爵)正在签署一部“宪法”。恐怖政体于是得到了确认。道路被封锁,到处开始围捕。母亲们嚎啕痛哭,少男少女们吓得四处躲藏。围捕的那些年轻牺牲者被带到这座大厦里来。这时开始了但丁式三段“叙事圈”(即“疯狂圈”、“粪便圈”和“嗜血圈”)的第一段——“疯狂圈”。在大厦的“狂欢厅”里,那四个权势人物的四名“助手”,四位风韵犹存的中年妓女,千方百计来挑动少男少女们的情欲:一位在钢琴上弹奏淫荡撩人的调子,另外三位轮流叙说她们如何与那些嫖客寻欢作乐的切身经验。开头,她们还需要权势人们来加以指点。一位“夫人”刚开始讲述就被告知:“你不应该省略细节。”于是她就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地描述起各种“细节”来。在这位金发夫人继续讲述的过程中,有个少年被一位急不可耐的权势人物拖进隔壁房间里去,但他接着就单独走出来说,这年轻人不合他意。金发夫人表示愿意提供服务,却遭到拒绝。那权势人物说:“我可以等待。”另一位“夫人”紧接着向一群吓坏了的姑娘讲授挑逗男人的课程。有个姑娘受命去为一个男性人体模型施行手淫。在场的一个姑娘大为惊骇之后割断自己的喉咙。
“疯狂圈”的结尾表现一个怪诞的结婚场面。“新娘”和“新郎”被迫一起躺在一堆百合花中间。他们受命现场做爱。这一对年轻人在胁迫之下虽然惊恐万分,彼此间却也产生了一瞬间真正的温情。他们正要做爱,一个权势人物冲上前来加以阻止——“这朵花是为我们保留的。”
当又一位“夫人”讲述她的故事时,那几个权势人物讨论起暴力“美学”来。其中一个当场在地板上大便,强迫那些敢于抗命、名字早已登记在册的牺牲者像狗一样跪行,并把那还冒着热气的粪便吃掉。见此情景,有两个少年同时颓然倒下;一个开始手淫,另一个趴在地板上用手指头胡乱画着一些字样。
“粪便圈”开始时,一位“夫人”正坐在梳妆台前梳妆打扮,一架轰炸机从她头顶上轰鸣而过。她来到“狂欢厅”,讲述她如何杀死她母亲的故事。“我把她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说也说不清的乐趣。”有个名叫艾娃的姑娘,她的母亲就是在围捕时为保护她而惨死于法西斯枪下,听了·这杀母的故事她痛苦得无法忍受。她跪在那权势人物面前哭喊道,“我请求您尊重我的悲哀。把我杀掉吧。”当她被迫去吃一匙粪便时,轰炸机正飞临大厦的上空。“真叫人想不通,她在这样的美味面前竟那么犹犹豫豫,”一个权势人物说。另一个权势人物对这种难以忍受的激动产生周期性反应,躲到旁边房间去行手淫。
这个场面之后,恐怖政体规定了关于粪便的管理条例。每个宿舍都放了几个便盆,规定每人都必须在此大便,绝对禁止各行其事。第二天,在为全体牺牲者举办的“筵席”上,一个个盛满粪便的蒸锅端上餐桌,与此同时,响起墨索里尼慷慨激昂地夸耀法西斯青年团“光荣”业绩的声音。艾娃的神经快要崩溃,另一位姑娘向她悄声说,“赶快向圣母马利亚祷告吧。”那位夫人继续讲她那杀母的故事。
接着举行少年“选丑”竞赛。权势人物们宣布:获胜者将被枪决。他们一边察看牺牲者裸露的身体,一边讨论起性反常行为的“乐趣”。“施虐和受虐别有一番滋味。它可以无尽无休地重复下去。”获胜者的脑后被顶上一支手枪。扳机扣动了,原来里面没有装子弹。“你这个傻瓜,”那执行者说,“你怎么会想到我们会把你杀死?我们要杀你一千次。”
然后是“嗜血圈”。那一伙权势人物在轰炸机的轰鸣声中慢吞吞地梳妆打扮,调整他们的耳环和假发。牺牲者们都在大厅里等待。一个权势人物喊道:“拍起手来唱起歌。我们要让你们临死前快乐快乐。你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个能留下来。”手风琴声响起。主教开始主持一种宗教仪式。另外几个权势人物手拉着少年当他们的新娘。那名叫鲁易基的善于见风使舵的少年“新娘”,喃喃地说道:“我的朋友们随时都做好准备。”这时,有个少年告了一个名叫格拉杰拉的姑娘的密,说她枕头下面藏有她男朋友的照片。告密者触发了一连串告发反应。被吓坏了的格拉杰拉宣布艾娃和另一位姑娘是同性恋者。艾娃被当场抓住之后,又告发一个叫恩基奥的少年正跟一个黑人女仆做爱。恩基奥也被当场抓住,他刚来得及行法西斯敬礼,就被权势人物们在盛怒之下开枪打死,他们决不容忍这种流露了人间真情的性爱场面的。黑姑娘也在近距离内遭到枪杀。
最后,牺牲者们奉命互相残杀。一小队少年用机关枪向“皇后”们扫射,他们早已被教会搞同性恋了。那几位“夫人”讲的故事越来越带有性虐待狂的性质,这时姑娘们在院子里正被少年行刑队肢解。那些权势人物用看歌剧的望远镜从窗子里观察。钢琴手突然中止弹奏,走进她的房间,从窗户跳下去。炸弹声在远处响成一片。一少女被拖到火刑柱上,一支点燃的蜡烛灼烤她的下部。一少年被鞭打至死,另一个被烙铁烫得皮焦肉烂,那些权势人物却跳起快步舞来。这时,有两个少年也在室内和着无线电播送的摇摆舞音乐跳舞。他们脚穿马靴,把枪支放在一旁。其中一个问:“你的姑娘叫什么来着?”“玛格丽塔,”另一个回答。就在这一瞬间,这两个少年化成一幅静态造型画面,他们身后墙上挂着的那些像机器般的未来派油画仿佛成了他们的边框。
【鉴赏】
《萨罗》是70年代意大利电影中的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独特现象。由于它是才华洋溢、屡在独辟蹊径的著名作家兼导演帕索里尼的最后一部影片,而在影片摄成后不久帕索里尼即神秘死亡并遗尸于奥斯蒂亚海滨,因而引起了意大利国内外评论界的极大关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就这部影片的思想内涵及艺术表现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评价,从而也触发了对这位企图“将马克思与耶稣基督甚至与弗洛伊德加以结合”的电影导演的研究兴趣。要评析这部作品,首先必须对帕索里尼的电影创作道路作一番简略的回顾。
彼埃尔·帕索里尼(1925-1975)在1961年拍摄他的第一部影片《迷惘的一代》之前就已是著名的作家、诗人、政论家和语言学家。他在60年代初发表的几篇论著曾为电影符号学作为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比法国的克里斯蒂昂·麦茨还早若干年。他的最初两部影片《迷惘的一代》和《罗马妈妈》(1962)在题材方面与新现实主义很接近,也是触及意大利社会矛盾及下层人民的苦难,但在风格上却迥然不同:对一切畸形丑恶的东西极其敏感,仿佛完全闭锁在卑劣的残酷的氛围之中。一位意大利评论家曾指出,新现实主义的美学在他的影片中得到了“过滤”。帕索里尼很熟悉大城市流氓无产者的心态,他着力表现的也是这些,这跟新现实主义影片中大多描绘工人、农民、手艺人及中小知识分子的生活又有所不同。对于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而又没有失掉人的尊严的流氓无产者,帕索里尼寄予深切的同情,在他的心目中,仿佛整个世界都充满着邪恶,而他的主人公必然要遭到毁灭的命运,他甚至不给观众带来“两分钱的希望”。然而《迷惘的一代》和《罗马妈妈》却是两部具有巨大艺术力量和严酷真实的作品。从此以后,帕索里尼再也没有去拍摄反映罗马底层日常生活的当代题材影片。
接下来的一部影片《马太福音》(1964)标志着帕索里尼朝另一方向探索的开端。影片中出现的烧焦的土地,牧羊人的破烂茅舍以及伊洛德王的石头宫殿以其原始性的野蛮而令人震惊。在这个人们汗流满面含辛茹苦地耕作土地、邪恶事物早已司空见惯的世界里,耶稣基督高高耸立,力图纠正这充满偏见、血腥和恐惧的世界。然而这个耶稣不是福音书里那位博爱和宽容的传道者、上帝的使者,而是一个常人。帕索里尼的耶稣坚定无畏、毫不妥协,号召人们采取果敢的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一个孤独的革命者,企图在愚昧无知、备受摧残的奴隶们心中唤起抵抗精神。
60年代后半期,帕索里尼在自己的创作中,不论在题材或风格探索方面都作了新的转变。例如《大鸟和小鸟》(1966)就是一部带有复杂而矛盾的哲理内容的稀奇古怪的先锋派影片,充满着悲观绝望的情调,它表明帕索里尼的政治立场陷于自相矛盾,明显地受到了在当时西欧知识分子某些阶层中广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此后有很长一段时期,帕索里尼又对弗洛伊德主义发生了迷恋,就连他那部具有反法西斯倾向的影片《猪圈》(1969)也混杂了这方面的内容。在与《猪圈》差不多同时出现的《俄狄浦斯王》(1967)和《美狄亚》(1969)这两部改编影片里,他更是以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进行精神分析方面的习作而没有显示出独立的艺术意义。这表明他的创作已陷于困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帕索里尼又在自己的创作中作了一次新的急剧的转折。从1970年到1973年先后拍摄的《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和《一千零一夜》等影片,是分别根据薄伽丘、乔叟和阿拉伯神话的原作改编的。这是帕索里尼第一批在西方各国广作商业性发行并给影片投资者和发行者带来巨额收入的影片。在这些影片中,帕索里尼与他一度热衷的先锋派风格断然决裂,又表现出了他对日常生活真实性的追求。他企图找到一种新的接近普通人生活的“富有乡土味”的风格。帕索里尼极其缜密地通过内景、服装、装置和角色类型再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生活景象。与此同时,这些影片充斥了以赤裸裸的自然主义笔调描绘的性爱场面。帕索里尼认为,这些场面是“人性自由”、“人性解放”的体现,与资产阶级社会如此常见的虚伪和“假正经”适成鲜明对照。1974年,他在回答西方许多新闻记者关于他背离了他早期影片中所持有的思想政治立场的批评时,说他最近这三部影片(亦即上述的“生命三部曲”)是“他所拍摄过的影片中最有思想性的,不过没有明显表现出来而是深深隐藏着而已”。“我向观众表现的是整个世界,封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情欲极其深刻而狂热地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个人——即便他是最后一个穷人——是缺乏自尊感的。我要推出这个世界并且说:你们可以比较一下,我要向你们表明,我要向你们述说,我要向你们提醒。”
1975年,帕索里尼推出了《萨罗》。
《萨罗》又名《萨罗,或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取材于18世纪法国作家萨德的小说《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然而影片所表现的却是墨索里尼体制的最臭名昭著的一段史实。“萨罗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18个月中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堡垒,在这段恐怖统治期间,有72 000人惨遭屠杀,40 000人被截肢,数目大致相等的人被送往集中营。仅在马察博托一地,就有2000村民遭杀害,一大批妇女和少年被奸污或鸡奸。萨罗不是意大利人民愿意记住的意大利现代史上的一段插曲。但帕索里尼在一股冷冰冰的灵感触发之下,把这一历史暴行的事实和数字同萨德小说的大量色情内容结合了起来。小说是萨德在狱中以极快的速度写成的;这是一连串性反常行为的罗列,从与兽类交媾到与尸体交媾。帕索里尼在改编《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时去掉了萨德笔下性暴行中最不堪入目的部分,他把萨德所写的18世纪末期转移到20世纪中期,又将索多姆这一虚构地点搬到萨罗的傀儡共和国,这使他的影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帕索里尼的哥哥于1944年抵抗墨索里尼共和国期间被杀害,他选择这段历史是有其明确意图的。
西方评论认为,《萨罗》是帕索里尼所有影片中形式最完整的一部影片。按照但丁《神曲》的结构,影片分为序幕(他称之为“反地狱篇”)及三个“叙事圈”。四位权势人物(主教、法官、总统和公爵)均取自萨德笔下的人物类型,他们并非个性化的人物,而是分别代表着支撑反动政体的四根支柱——神权、法权、政权和封建势力。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阶级心理分析抽象出来的怪物,显示各种各样幼稚病形态及其色情狂固结。帕索里尼企图通过这些人物及其所作所为来表明法西斯主义在政治、社会、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全面堕落。在意大利电影中,从性的角度来分析法西斯和纳粹体制的精神实质的作品已有多部,既见于贝尔托鲁齐的《随波逐流的人》和《1900年》,也见于卡瓦尼的《夜间守门人》。不过《萨罗》所提供的形象更为浓缩,所采取的形式更为残酷而怵人心目而已。
在那些权势人物的淫威下,人的尊严受到了最冷酷的践踏。少男少女不仅成为他们随时发泄兽欲的工具,而且通过他们及其“助手”们的教唆,竟也发展为搞同性恋,最后达到了互相告密、互相残杀的地步。人变成了非人。在那个完全属于地狱性质的“狂欢厅”里,任何人间真正温情的流露都是不允许的,性行为也应该是性反常和性虐待狂的表现,就连消除恐惧心理(少年牺牲者)和排遣激动心情(权势人物)也采取了行手淫这种极其反常的手段。影片中唯一表现普通人性爱场面的那个段落,以男女主人公立即遭枪杀的结局表明了法西斯体制的代表人物对这种人间真情的决不容忍。《萨罗》既不同于“生命三部曲”里对“自然人”沉浸于性爱之中从而享受“生之欢乐”的表现,更与西方一般商业片中以赤裸裸的床上镜头来挑动人们情欲的描绘有别,这里一切的性描写都是反常的,畸形的,令人恶心的。
“粪便圈”这一别出心裁但同样令人恶心的构想,是帕索里尼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一贯抗议的延续。粪便作为“消费社会”的最直接产物必须由人们自己“消费”。因此,大人物的粪便必须由无辜而又无助的小人物吃掉;小人物的粪便也得由小人物自身作为“美味”而加以享用。帕索里尼曾写过大量哲学论文和政论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消费社会”的各种弊病,但他并不了解形成这种社会弊病的深刻根源以及造成贫富悬殊的内在原因。在他写的一篇题名《贫穷万岁!》的政论文章里就表明了他极端混乱而矛盾的思想观点。他一方面号召“要使我们的文化不再是可怜的穷人文化,而转变成一种共产主义文化”,甚至喊出了“为实现现实生活要求的共产主义斗争万岁”的口号,而另一方面却高喊“让我们回到过去!贫穷万岁!”
帕索里尼曾一再说过,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绝对正确”的,但他又自称为“异端马克思主义者”而非“普通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和耶稣基督在他的意识中并肩而立,谁也不妨碍谁。这在他的影片《马太福音》中看得十分清楚。他许多影片中对弗洛伊德主义及其最新分支“左的弗洛伊德主义”的依赖也同样明显。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曾宣称:通过具有所谓“批判潜力”的性欲倒错,并借助知识分子和脱离劳动阶级的分子联合起来造反,可以“瓦解”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理论”对包括《萨罗》在内的帕索里尼许多后期影片显然产生了影响。
然而帕索里尼在他生命末期却坚定地声明,尽管他过去在许多问题上与意大利共产党的策略存在意见分歧,如今他与意共站在一起,因为他认为意共是反对他所深恶痛绝的新法西斯主义复活的斗争的主要力量。在他去世前几天致佛罗伦萨激进派集会的一封电文里,他宣布将要来出席这次集会,但不是作为一个激进分子,而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将要投意共的票,他信赖新一代的共产党员。他突然逝世后不久,意共机关报《团结报》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这位充满复杂矛盾的艺术家的生平和创作仿佛作了一番总结。有的文章称帕索里尼为“民族文化和社会思想的最杰出代表之一”,同时指出,他的创作的矛盾性反映了意大利所经历的历史阶段的矛盾。《团结报》社论更指出:“在他的个性中和他的探索中,在他的创作中和他的多方面活动中悲剧性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都同时发生了,这导致他个人的悲剧,他生存的悲剧和他死亡的悲剧。这是互有联系的因果链。”
关于帕索里尼的死亡原因,众说不一。据西方某评论家称,他是因搞同性恋,被一个不堪其纠缠的17岁少年用棍棒打死的。考诸帕索里尼的生平和作品,此说也不是毫无根据。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得悉帕索里尼死讯后,对意大利电影蒙受的巨大损失表现深切的悲痛,同时也认为有必要指出,帕索里尼之死应“写进”他本人创作的上下文。“这是他本人已经预见到并在众多方面加以研究的最高悲剧。”安东尼奥尼所暗示的可能也是这个意思。
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帕索里尼的创作清楚地表明: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当他处于受形形色色哲学信条束缚的环境中,使他不能清楚地看到人类的精神解放首先应通过争取社会和政治解放的现实斗争时,他的创作道路是何等艰辛,对他说来,完整的世界观又是何等重要。
《萨罗》这部极其冷酷而令人难以忍受的影片,在电影史上也属于甚为罕见的现象,它也许可以为我们研究分析西方这一类电影艺术家的深刻思想危机及其复杂矛盾心态提供一个形象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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