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朱自清《论气节》读后感
假期重翻《朱自清文集》，其中有一篇《论气节》，里面说“气，是敢做敢为;节，是有所不为。”这样看来，其实我们做什么事情之前，常常考虑的是“后果是什么”，所以培养了怯懦、贪婪的品质，假如我们考虑的是“应不应该做”，应该做，则“虽千万人，吾往矣”，假如不应该做，则无论利益有多大，而能够“君子有所不为”，这样培养的才是正直、勇敢的气质。
其实我们学校或家庭的教育也应该注意这一点，建立在惩罚机制上的教育，实际上是专制制度下的教育，带给孩子的思考是“这件事带给我什么后果”，这样，关注的往往是，事情做了之后利害的评估，侥幸心理必然滋生，投机行为层出不穷，最终“管不胜管”。
假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引导孩子认识这件事，我究竟该不该做，也许能够多培养一些有正义感的正直之士。
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管理只是收到表面的效果，真正有作用的，往往是“润物细无声”观念渗透，带着孩子们多学一学历史上那些正直的士大夫们或学子们，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前途，舍生忘死，不计利害的动人事迹，比用一些虚假的宣传达到的效果要好得多。
在朱自清的文章中，引述的主要例证是明朝“东林党”人的故事。
在我的内心深处，最感人的一个是宋朝文天祥的故事，一个是清末谭嗣同的故事。
少年时，不懂事，读了文天祥写的〈过零丁洋〉，觉得为了一个“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去所做的一切，未免风格不够高。这些年，接触到的史论逐渐增多，才渐渐认识了文天祥的价值，诚如后人所言“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当外族入侵、国家破碎之际，一介士大夫，能不辞万难，历经百死，不断地组织起武装力量与强悍的元兵对抗。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这份执着和勇气，确实已经令人不得不佩服了，更何况，他被元军俘虏后，囚禁三年而其志不改，最后被害，这需要怎样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才能支持得往一千多个日子?只有真正了解他的经历之后，那首真正表达其胸中志向的〈正气歌〉，读来才犹觉沉郁慷慨，其力量汹涌却不喷勃，如一股岩浆在地壳下涌动：“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谭嗣同的故事，学过中国近代史的朋友，都不陌生的了，在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中，剖析得最是深入，当戊戌变法失败，康梁等首要分子纷纷四散逃亡之际，谭嗣同毅然拒绝了日本朋友接其进使馆避祸的请求，从容留下，给父亲留了一封信，为其脱罪，又再三声明，逃走的比留下的担子更重，来安朋友之心。但是他自己，则选择“为变法流血”。原因其实很简单，无论是变法还是革命，必得争取民众的支持，才能真正获得成功，假如事情一旦失败，为首者纷纷作鸟兽散，只留得一些凭着一腔热血，受了思想号召的小人物来作牺牲品的话，将来还有谁愿意跟着理想主义者们前行?
所以，从价值的角度来讲，首脑当中，必得有人要牺牲，才能真正激发民气，沸腾民血，使救亡兴国的努力不至于湮没于历史浮尘......
所以有了谭嗣同，后来又有了陈天华......
谭嗣同也不是一时热血沸腾之举，他深思熟虑，把一切后事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充分体谅朋友，为康梁的出走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忍死须臾，留下火种，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这份体贴和义气，也足以令人感佩了。
这些名字刻在历史上，其精神足以照亮千古的义士，他们的气和节，莫不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事迹，令人胸中气血涌动又深思不已。他们之行为言论，决不高调，所行所言，莫不深思，所思所谋，但在“义所当为”而不在“后果如何”，所以他们勇敢而不激愤，行事果断而不莽撞，思虑周详而不怯懦。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人，也指引了无数人。
我们再来看一看写了《春》，写了《匆匆》，写了《荷塘月色》这样一些风格细腻委婉的散文，仿佛文弱的散文家朱自清，他是怎样最后用生命来书写自己对“气”“节”这两个字的理解的吧：
“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朱自清身患严重的胃病，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
1948年8月24日，朱自清先生因患严重的胃病(严重的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不幸逝世，年仅50;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抓住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
还有一个细节，不记得是在哪里读到的，朱自清的收入虽然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了，但他家人口多，加上货币大幅贬值，物价飞涨，家中情形，已是很困窘，当时，拿着《宣言》来找他签名的另一位名教授(名字我却记不得了，一时也没有查到资料)，看着他卧病在床，家中情形惨淡，却不忍拿出来给他签名，他问过来意后，坚持要签，不仅签了，而且做到了。
朱自清先生一旦去世，家中本就失去了经济来源，余下的孤儿寡妇，度日必艰，我们可以想知，他叮嘱妻子之时，会是怎样的心情。
还是那句话“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在思虑周详、冷静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做当“义之所在，百死不辞”，“义所不在，百利不能动其心”，才能当得起“气”“节”二字，才能真正鼓舞人，激励人自觉地追随他们前行的脚步。
让我们一起来随着文天祥的《正气歌》来吟诵，来感悟其中蓬勃而深沉的力量吧：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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