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一切都是毕露的。一切都呈示出来，而且一切都强令人“直面”它。生、死，还有那有名的贫困。
我最初访问的城市孟买，是个美丽的都市。包括它那显得污秽的市容，也有难以言喻的美。不论你从哪里划分路段，都照样能成为画，在饭店的跟前，就可以看到昔日英国女王和总督从这里登陆进入印度的那壮丽的海门。在泥色、矮竹丛生的阿拉伯海的海风中，岱赭色的凯旋门式的门周围，披着色彩缤纷的纱丽的妇女、头顶货物的妇女、漆黑的乞丐、身着白衣的水兵们，组成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我所说的“画”，还不仅这些。
纽约街道上的人们，只是站着或走路。然而在这里，人们不只是站着或走路，有行走者，有驻步者，有蹲下者，有躺卧者，有吃香蕉者，有蹦跳的孩子，有坐在高台上的老人，加入这个行列里的还有白色的圣牛、狗、鸟笼中的鹦鹉、苍蝇、浓绿的树木，还有头缠红头巾和身披美丽纱丽者。参加进来，活动着，浑然一体，通力协作，在一瞬又一瞬间绘成不断变化的“生”的图画。
也许所谓“生”这一最可视的定义，到头来就是在那里安上画框，让它瞬即成画吧。不成画的东西，可以说就不是真正的生。
也许印度是世界第一的美人国。之所以说“也许”，这是一种退一步的说法，从我主观的想法来说，无疑是世界第一的美人国。日本有一种说法：“乡下也有稀罕的东西。”可我却遇见了令人难以相信的人世间最优雅的美女。近来机灵的大众作家虽已不使用“美得有点令人窒息”这类形容，但在饭店的大厅里、社交界人们云集的剧场或者在旧德里的污秽小巷里，甚至在牛车上，有时候你会看到镶嵌着一双深潭般的眼睛的绝世美女，即使用一千零一夜故事那种夸张的表现也决不显得夸张的。这是不稀罕的。
在孟买我看到跳印度舞蹈的一个姑娘时候，真想就这样把她带回日本，于是我想起歌德的《东方诗集》的抒情来。从纱丽中露出来的细长而优雅的胳膊之美，与瞬间手足的动作逆行的瞳眸的转动之耀眼光辉，在前进的当儿，急促把头扭向一旁旋即又扭回来，若带多余的动作，肢体就会在刹那间同时呈现严密的规制和蝶般的飘忽。当身着天蓝一色纱丽的女子静静地出现在饭店宽敞的大厅时，我不由地空想： 所谓阿斯帕西娅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女子吗?
……就这样，人在印度，就会立即直面“生”。人是决不能避开它的。
其次，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会直面“死”。
圣河恒河，西岸画出漂亮的新月形，就是圣地瓦拉纳西的水浴场。在这里沐浴，可以洗净一切罪恶。敬虔的印度教徒特意在日出时刻热心地沐浴。还可以看到朝着对岸升起的朝日顶礼膜拜的人们的姿影。在他们的近处，昼夜不停地在火上进行公开的火葬，因为据印度教的信仰，人在圣地死后可以立即升天回到五大(空气、土、水、火、乙醚)中去，尔后转世。骨灰集中一处后付诸东流。
三岁以下的幼儿尸体不能焚烧，要把它沉入河底，有了这种习惯，河边上就有人出售沉重的石头。
印度教是牺牲的宗教，过去在嘉普尔以众多的人体做祭供品，如今用公羊代替成为一般的牺牲品。孟加拉州尤其盛行信仰精力，其信仰对象是嗜血的大母神时母，因此在加尔各答有名的时母寺院里，每天要宰三四十头，在特别祭日里要宰四百头的公羊做献祭品，这牺牲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世界上也许就只有这里如此公开进行牺牲仪式吧。
在牺牲台上被套颈枷的小公羊悲鸣着。一击之下，羊首落地……在这里露出了人性通红的真相： 本来是人应直面的东西，然而近代生活却在厚厚的卫生的假面下，被完全掩盖起来了。
每当我想到这个国家佛教的衰灭，就不由地想到经过洗练、哲学性地体系化了的法则，即获得普遍性的宗教行将被这片土地的“自然”的根源性的力量所不断抛弃的法则。
人直面“生”与“死”的同时，在印度极其自然地要直面明显的“贫困”。
印度的贫困，决不只是经济问题。它还是宗教的、心理的、哲学的问题。即使饥饿，人们也不吃牛。北部印度和孟买西岸的信仰毗湿奴的菜食主义者，也不愿吃能够捕获到的丰富的鱼。因此它也给予了学识肤浅的旅行者以哲学性的、心理性的观察的自由。
如果在孟买豪华的泰吉·马哈尔饭店二楼餐厅靠窗的餐桌边，一面观赏阿拉伯海一面用餐的话，就会感到有一种目光从楼下的马路上直勾勾地盯视着你。视线战胜距离、战胜厚厚的玻璃，同日照一起射中我的左脸颊。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半裸的少年，一只手抱着一个半裸的小孩，另一只手高高举起，老在呼求布施。
这样的事，给我们的用餐以某种反社会的意味，给食物增添了苦味，带来了任何佐料都无法比拟的某种特殊的“价值”的香料。当然，也许因此而越发觉得膳食更加味美可口。也许因此而变得倒胃口。至少是，它在习惯上增添了某种意味。
回想起来，昔日日本也有许多乞丐。在数寄屋桥上看见患麻风病的乞丐并非稀罕。虽然印度的乞丐比日本的乞丐更厚脸皮，却没有开罗的乞丐那么厚颜无耻，他们保持着一种威严。汽车停在十字路口，一双黑乎乎的手就会从车窗伸进来。至少因为日本没有乞丐，我们失去了乞丐所代表的神秘和哲学，失去了从这种不可知的东西坦率地向我们伸出污秽的手，失去了从最贫困中突然伸出的手。
另一面，贫困变成了肉眼看不见的、复杂的、逐渐逼将过来腐蚀你身心的东西。它已经成为一种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病患，是从“那个”世界来访的，不是促使我们觉醒的东西，而是没有自觉症状的病患。《推销员之死》所描绘的，就是这种贫困。
这种环境又使我们失去了比如“所谓树荫就是在其阴影下躺下休息的地方”这种认识。
我们驱车前往阿旃陀遗迹的路上，不时看到獴和长尾猿横穿过马路。我们停车，在树荫下打开盒饭的时候，我悟到所谓树荫就是让半裸着身子的人歇息的地方，意味着单纯的自然对猛烈的阳光的一种救济。那美丽的树荫，不仅是供人欣赏的。它对肉体与精神都是有用的。奥兰加巴托肥沃的原野，处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丛，处处的树丛落下了启示般的浓浓的阴影。
印度教在这块宽广的国土上，安置了巨大的朦胧的金色车轮，从自然向人间生活，又从人间生活向自然，循环不息。
当然，这个国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充满了难以解决的苦痛，以文学一事来说，要从15种语言育成统一的、广大国民的文学，是极其困难的。这里毕竟是泰戈尔诞生之地，我从孟加拉语圈的年轻诗人们的工作中，发现了简素的、被净化了的美。不过，我是通过英语阅读的。
但是，来到这个国家所感受到的，对问题本身来说，解决并不是所有的一切。如果说解决问题就是消灭问题，那么说实在的，印度本身并不希望那样的解决。在印度，问题就是一切，这样一来，就如同一个问题也没有一样。他们同问题一起生活了几千年。所谓问题就是“自然”，就是印度教神学的、同时拥有那样的创造和破坏的、丰富而残酷的自然。
眼下看来，印度在所有方面似乎是后进的。然而，这么大的国家，墨守如此众多的陈规陋习，就不寻常了。也许印度在准备给现代世界的急促脚步的、紊乱的、高度技术化的终结以新的精神价值。在瓦拉纳西浴场，我从一边一心祈祷一边沐浴的美国青年的姿影中，也感到了这点。
(叶渭渠 译)
【赏析】
《印度通讯》选自三岛由纪夫的散文随笔集《阿波罗之杯》，这是1967年他应印度政府的邀请赴印度访问后写成的。正如他一贯实践的“生、死、美”三位一体的美学主张，三岛在这篇散文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古老的印度毕露无遗的“生、死，还有那有名的贫困”。
在作家笔下的印度众生相中，有缤纷的色彩，有活跃的姿态，有绝世的美女，也有污秽的市容。也许正是熙熙攘攘的市井百态传达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生之美。而在令人直面的“生”之侧，展现着无从回避的“死”——这既是印度的真相，也是三岛的美学旨趣，即在生的欲求与死的渴望的极端对立中，给我们以宗教般的启示。
在生死共存的印度，有公开的火葬、沉河的习惯和血红的献祭，这为我们还原出被近代文明所掩盖的本真的人性与自然的力量。大部分印度人在由生至死的短暂旅途中，陪伴他们的是挥之不去的贫困。印度的贫困如乞丐赤裸裸伸出的肮脏的手，冲击着生命的尊严;但是，印度的贫困又宛如浓浓的树荫，是让我们可以在死亡的阴影中躺下休息的地方。
也许只有超然物外的宗教才能解答我们万事万物“生、住、异、灭”的道理。在印度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充满了难以解决的苦痛，然而这些问题就像“自然”本身一样以其创造之功和破坏之力，丰富着我们的视界，提供给现代世界的文明人以疗治的精神价值。印度文明以其厚重的底蕴给自诩文明的现代人展示着复杂的人世体验和真实的人生况味。这里没有矫揉的生，也没有造作的死，更没有肤浅的美和可鄙的丑，一切都在循环不息之中生动地存在着。
在全球化的今天，借助“他者”的观照，展开文明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时代的大势所趋。在这一背景下，三岛的这篇散文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三岛自幼浸淫于东西方文化，日本古典主义和希腊古典主义是其美学的两大支柱，加之，他一生游历过很多地方，这使他的视野能够突破民族的局限，游走于不同文明之间，敏锐地发现其他文明的美，并且以知性的笔调，带给我们丰富的感受和思考。这种精神、态度和能力，都是值得我们记取和学习的。
(祝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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