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信他的良心和别人的良心互相契合时，才会充分快乐。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我住在土丘上的小屋里。里加海滨一片皑皑白雪。积雪不断从高高的松树上一长缕一长缕地坠落下来，化作飞扬的雪尘。

　　积雪坠落下来，有时是因为海风，有时是因为松鼠在树上蹦来跳去。每当万籁俱寂的时候，可以听到松鼠咬碎松球的毕毕剥剥的响声。

　　小屋就在海边。只要走出院子的栅门，沿着雪地上踩出的小径稍稍走上一段路，经过一幢门窗钉死的别墅，便能看见大海。

　　这幢别墅的窗户还挂着夏天留下的窗帘。窗帘被风轻轻拂动着。想必那是海风透过难以察觉的缝隙吹进了空空的别墅，但远远看去，像是有人不时掀起窗帘，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你的行踪。

　　大海没有冻冰，积雪一直延伸到海水的边缘。雪地上可以看见野兔的脚印。

　　每当海上起了风浪，听到的不是波涛拍岸的喧嚣，而是冰屋破裂和积雪坍陷的声音。

　　冬天的波罗的海是荒凉和阴郁的。

　　拉脱维亚人把波罗的海叫做“琥珀海”，也许，这不仅是因为波罗的海盛产琥珀，并且还因为波罗的海的海水隐隐地泛着琥珀特有的棕黄色。

　　地平线上整天堆积着层层浓重的阴霾，遮住了低低的海岸的轮廓。在这层阴霾中只有几个地方可以看到垂向大海的毛茸茸的白练——那里正在下雪。

　　这一年大雁来得太早了。雁群有时降落在海面上，嘎嘎直叫。惊恐的叫声远远地传向海岸深处，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冬天沿海的树林里几乎是没有鸟的。

　　白天我住的小屋里过着习以为常的生活。木柴在彩色瓷砖壁炉里劈劈啪啪地燃烧，打字机低沉地嗒嗒直响，沉默寡言的女服务员莉莉娅坐在舒适的门厅里织花边。一切都很平常，都很简单。但是一到晚上，浓重的黑暗便包围了小屋，松树移到了小屋跟前，并且只要你走出灯光明亮的门厅，来到户外，便有一种独自面对寒冬、大海和黑夜的强烈的孤独感。

　　大海一直延伸到几百海里外的铅黑色的远方。海上看不见一星灯火，也听不见一声波涛。

　　小屋仿佛最后一座灯塔，兀立在雾茫茫的深渊边上。大海在这里断裂。令人惊奇的是屋里居然平和地亮着灯光，无线电依然放声歌唱，柔软的地毯使脚步声近乎消失，而桌上还摊着打开的书本和手稿。

　　小屋往西朝文茨皮尔斯①那个方向，隔着阴霾，有个小小的渔村，这是一个普通渔村，村里晾晒着许多随风飘动的渔网，一幢幢低矮的房舍的烟囱里升起低矮的炊烟，沙滩上搁着好些乌黑的汽艇，几条轻信生人的毛茸茸的狗在路上溜达。

　　几百年来这个村子里一直居住着拉脱维亚渔民。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里出生，又在这里死亡，多少眼神羞涩、嗓音悦耳的浅发姑娘在海风中变得皮肤粗糙，成了满脸皱纹的矮墩墩的老太婆，终日裹着厚实的头巾，多少戴着潇洒的便帽、面色红润的小伙子变成了胡子拉碴、目光平和的老头儿。

　　然而仍像几百年前一样，渔民出海去捕捞鲱鱼，仍像几百年前一样，不是所有的渔民都能生还。尤其秋天，当波罗的海风暴大作，仿佛魔鬼的锅子似的沸腾着冰冷的浪花时，更是如此。

　　但是不管发生过什么海难，不管多少次人们曾经摘下帽子悼念遇难的伙伴，毕竟还得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危险的、艰难的、却又是代代相传的事业。决不向大海屈服。

　　渔村附近有块露出海面的巨大砾石。很久以前，渔民们就在这块砾石上刻下了下面的铭文：“纪念所有葬身大海和将要葬身大海的人。”这段铭文远远就能望见。

　　当我听说这段铭文时，我觉得它和所有的墓志铭一样，令人忧伤。但是告诉我铭文的那位拉脱维亚作家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说：

　　“恰恰相反。这是一段非常豪迈的铭文。它的意思是人绝不投降，不管风险多大，也要继续自己的事业。我甚至想把这段铭文当作卷首词，题在任何一本写人的劳动和顽强的书上。对我来说，这段铭文大致可以读作：‘纪念所有征服大海和将要征服大海的人。’”

　　我赞同他的意见，转念一想，这一卷首词同样适合于题在写作家劳动的书上。

　　作家一分钟也不能在苦难面前低头，在障碍面前却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应锲而不舍地从事自己的事业，这一前辈嘱托给他们、同时代人交付给他们的事业。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得好，文学哪怕沉寂一分钟，都无异于人民的死亡。

　　写作既不是手艺，也不是活计。写作乃是使命。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某些词的来源，它们的发音，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原始的意义。“使命”这个词在俄语中源于“召唤”。

　　绝对不会召唤一个人去从事机械的手艺。只能召唤他去履行天职，完成艰巨的任务。

　　那么是什么促使作家去从事他那有时是痛苦的，然而毕竟又是美好的劳动呢?

　　首先便是自己心灵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念不允许真正的作家像不结果实的花朵那样在这片大地上虚度一生，不把充满自己身心的异常丰富的思想和感觉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们。

　　不能哪怕稍稍擦亮读者眼睛的人算不得作家。

　　但一个人成为作家又不仅仅是听从心灵的召唤。因为我们听到心灵的声音常常是在青年时代，我们感情的纯洁世界还没有受到什么压制和摧残的时候。

　　到了成熟的年代，除了自己心灵的召唤，我们又清晰地听到另一种强有力的召唤——自己时代和自己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

　　人一旦听命召唤，服从内心的驱使，他就能创造奇迹，经受艰难困苦的考验。

　　荷兰作家爱德华·德克尔②的命运便是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他发表的作品都署笔名“穆尔塔图里”，这在拉丁文里意味着“苦人儿”。

　　我恰恰在这里，阴沉的波罗的海之滨，想起德克尔，大概是因为他的祖国荷兰同样濒临灰蒙蒙的北方的大海。他曾怀着痛苦和羞愧谈到自己的祖国：“我是荷兰的儿子，弗里西亚群岛和斯海尔德河之间那个强盗国家③的儿子。”

　　但荷兰当然不是文明强盗的国家。强盗只是少数，并不代表人民。荷兰人民是勤劳的，是造反的“乞丐”④和梯尔·乌兰斯比格⑤的后代。直到现在“克拉阿斯的骨灰还在敲击着”⑥许多荷兰人的心。它也敲击着穆利塔图里的心。

　　出身于航海世家的穆利塔图里曾被任命为爪哇岛的政府官员，不久以后升任该岛一个区的驻扎官。等待着他的是荣誉，褒奖，财富，乃至总督的高位，但是……“克拉阿斯的骨灰敲击着他的心”，穆利塔图里把功名富贵抛到了九霄云外。

　　他以罕见的勇气和顽强，企图从内部炸毁荷兰当局和富商巨贾对爪哇人的长期奴役。

　　任何时候他都挺身而出保护爪哇人，不让他们受到欺侮。他严惩贪官腐吏。他嘲笑总督和他的近臣——当然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此他引用基督要爱他人的教义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把他驳倒，但是可以把他消灭。

　　当爪哇爆发起义时，穆利塔图里站到了起义者一边，因为“克拉阿斯的骨灰继续敲击着他的心”。他以令人感动的爱描写爪哇人，描写这些轻信的孩子，满腔愤怒地谴责自己的同胞。

　　他揭露荷兰将军们采用卑鄙的军事伎俩。

　　爪哇人酷爱清洁，容不得污秽近身。荷兰人的诡计就是建立在他们的这种习性上的。

　　士兵们受命在爪哇人进攻时向他们投掷大粪。爪哇人敢于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却受不了这种侮辱性的战法，连连败北。

　　穆利塔图里被免职，派回欧洲。

　　他接连几年向议会呼吁，希望公正地对待爪哇人。他到处游说，还向众多大臣和国王写了请愿书。

　　但一切都是枉然。别人对他的意见没有兴趣，匆忙听完了事。后来他被说成是危险的怪物，甚至疯子。他到哪里都找不着工作，全家陷入挨饿的境地。

　　于是，穆利塔图里听从心灵的声音，换句话说，听从直到那时还不甚清晰的内心的召唤，开始写作。他写了一部揭露荷兰人在爪哇的罪恶的长篇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或咖啡商人》。但这只是初次尝试，在这本书里他似乎还在试探他那尚不扎实的文学功底。

　　但他的下一本书《情书》写得力透纸背。这力量来自穆利塔图里对自己真理在握的狂热信念。

　　书里的章节精彩纷呈，有的仿佛一个人看到骇人听闻的恶行，抱头惨叫，有的仿佛辛辣而又俏皮的抨击性寓言，有的仿佛对心爱的人的温柔的抚慰，字里行间洋溢着悲哀的幽默，有的仿佛是为恢复天真的童年时代的信念而作的最后的努力。

　　“上帝并不存在，要不他应该是仁慈的，”穆利塔图里写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穷人的盘剥!”

　　他离开荷兰，指望在异国他乡为自己挣得一块面包。他的妻子和儿子全都留在阿姆斯特丹。他没有钱把他们带走。

　　他到过欧洲的许多城市，始终生活贫穷，但他写作，不停地写作，这个令上流社会难堪，嘲讽权贵，因而受尽折磨的游子，几乎没有收到过妻子的信，因为她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

　　他思念妻子，思念儿女，尤其是蓝眼睛的小儿子。他害怕这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不会向人信赖地微笑，他祈求大人们不要使孩子过早地流泪。

　　穆利塔图里的书谁也不想出版。

　　终于，事情有了转机!荷兰一家大出版社同意买下手稿，条件是他永不在其他地方出版这些作品。

　　心力交瘁的穆利塔图里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回到祖国。出版社甚至向他支付了不多的稿费。但他们买下手稿，纯粹是为了解除此人的武装。手稿付梓出版，但印数是那样低，定价却那样高，无异销毁这些手稿。荷兰商人和当局一天不把这个火药桶弄到手，就一天不得安宁。

　　穆利塔图里死了。至死也没有等到公正。不然，他还能写出许多佳作，许多按照惯常的说法不是用墨水，而是用心血写成的巨著。

　　他作了力所能及的斗争，可惜英年早逝。但他“征服了大海”。也许不久以后，在独立的爪哇，在雅加达，将会树起一座塑像，以纪念这位无私的受难者。

　　这就是一位集两项伟大使命于一身的人的生平。

　　在狂热地忠于自己事业这一点上，穆利塔图里有位同道，也是荷兰人，还是他的同时代人，那就是画家文森特·凡高。

　　为艺术献身的例子莫过于凡高的一生。他曾梦想在法国创建“美术家协会”，一种能让画家全心全意从事绘画的公社。

　　凡高多灾多难。他在《吃马铃薯的人》和《囚徒放风》中沉到了人的绝望的最底层。他认为画家的职责就是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天才对抗痛苦。

　　画家应当孕育欢乐。于是他创造欢乐，调动他最运用自如的手段——色彩。

　　他在自己画布上改造大地。他似乎用神水把它全都洗涤了一遍。于是大地重光，处处闪耀着浓艳的色彩，每棵老树都成了雕塑作品，每块开满小花的三叶草地都泛出金灿灿的阳光。

　　他按自己的意志停止了万物色彩的不断变化，以便我们能够深入领略这些色彩的美。

　　在明白这一切以后，难道还能断言凡高对人冷漠?他向人们赠送了他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他在闪耀着万千色彩和这些色彩万千最细微的变化的大地上借以生活的才华。

　　他贫穷，高傲，不务实际。他和无家可归的人分享最后一块面包，对社会的不公有切肤之痛。他蔑视廉价的成功。

　　当然，他不是斗士。他的英雄气概在于他狂热地相信劳动人民——农夫和工人，诗人和学者——会有美好的未来。他未能成为斗士，但他希望给未来的宝库贡献，并且也确实贡献了自己的瑰宝——他那一幅幅歌颂大地的名画。

　　在各种各样的美中，凡高仅仅选择了一种： 色彩。大自然准确无误的搭配颜色的本领，它所拥有的无穷无尽的中间色，它那时刻都在变化，然而无论什么季节，无论什么地方总是那样美丽的景致，历来都使凡高惊叹不已。

　　是时候了，应当在评价凡高，评价诸如费鲁别尔，鲍里索夫—穆萨托夫⑦、高更以及其他许多画家的问题上，恢复公正的态度。

　　我们需要一切能够丰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一切能够提高其感情生活的格调的东西。这一起码的道理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其实，我们应当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艺术的拥有者。我们应当把那些因为美的存在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而恶意中伤美的伪道学驱逐出我们的国家。

　　请原谅我离开文学，发表了这些有关绘画的议论。我认为一切艺术样式都有助于作家提高写作技巧。这个问题以后还将专门谈到。

　　千万不能丧失使命感。无论清醒的思考还是文学的经验都不能取代它。

　　应当正确理解作家的使命，这里根本没有廉价的怀疑论者力图强加给这一使命的那些品格，既没有虚假的激情，也没有作家自视特殊的傲慢。

　　普里什文⑧是位绝对具有作家使命感的人。他一生都听从使命感的支配，然而恰恰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作家最大的幸福就是不自视特殊，自视清高，而是和大家一样做个普通人。”

　　(曹国维　译)

　　注释：

　　① 文茨皮尔斯： 俄罗斯城市名。

　　② 爱德华·德克尔(1820—1887)： 荷兰19世纪的作家。

　　③ 17世纪末，荷兰曾是世界最大的海上殖民帝国。

　　④ “乞丐”：　16世纪中期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游击队员的绰号。

　　⑤ 梯尔·乌兰斯比格： 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佛来芒人传说中的英雄。

　　⑥ 克拉阿斯是梯尔·乌兰斯比格的父亲，死于西班牙殖民者之手。梯尔·乌兰斯比格曾说：“克拉阿斯的骨灰敲击着我的心。”

　　⑦ 弗鲁别尔(1865—1910)，鲍里索夫—穆萨托夫(1870—1905)： 均为俄罗斯画家。

　　⑧ 普里什文(1873—1954)：　俄罗斯作家。

　　【赏析】

　　文学到底是什么?文学还有良知吗?作家的责任、使命又是什么?在一个商品化的、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显得幼稚、可笑，甚至不识时务呢?也许，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砾石上的铭文》，可以部分地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渔民在海面的巨大砾石上刻下了一行铭文：“纪念所有葬身大海和将要葬身大海的人。”一位拉脱维亚作家对它作出令人警醒的解读：“这是一段非常豪迈的铭文。它的意思是人绝不投降，不管风险多大，也要继续自己的事业。……这段铭文大致可以读作：‘纪念所有征服大海和将要征服大海的人。’”这对作家从事写作劳动极有启迪。

　　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使一切都变成了可供消费的商品，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或者是精神文化的生产，都是仅供人们消费而已。生产者关心的是它的物质利益，它究竟能够带来多少利润。在这种逻辑下，作家已经失去了精神导师的地位，蜕化为一个制作者。写作已经不是跟精神领域紧密相连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一种职业，跟其他的职业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与此相关，文学的荣耀、文学的辉煌、文学的神圣、文学的崇高及至文学所应承担的道德良心与社会责任的功能，似乎都已不复存在，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即。

　　但是，我们真的要放弃文学本来应承担的一切吗?难道在我们的心灵中就没有了对人类崇高情感的渴望、追求了吗?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就没有了寻求一种依靠、一种皈依的向往吗?不是的。文学不是现代社会的奢侈品，绝对不是。它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像阳光、空气、水。当然，这里指的是真正的文学，作家用自己的心血、生命浇铸而成的文学。而且，它的作用并不是粉饰现实，让我们快乐;它往往揭示实现，让我们痛苦。这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人生际遇，经历种种不同的人生考验，从而构成了丰富绚丽的生命景象。可是，共存于同一个天地中，我们又具有很多共同的精神情感，个体的孤独、生命的无法把握、对无限的渴望、对生命本质的追问等等，都促使我们要寻求互相的依靠，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安慰，才能携手共同越过那深不可测的生命的深渊，到达和谐安宁的彼岸世界。这时，有一些人开始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握笔在手，书写自己灵魂深处的声音。不管它是激昂抑或沉闷，快乐抑或痛苦，它绝对是属于一个人的，是一个人隐秘的心灵世界。

　　在这个隐秘的世界中，有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需求。作者，除了书写自己，也会关心每个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诉求，它也是大众的、每个人的。他与一定的民族、国家甚至人类联系在一起，他关心的是全人类的出路。作家承担了道德责任甚至人类的使命。它可以超越民族、种族、国家，获得更广泛的精神认同，给人类寻找一个灵魂的避难所。

　　文学是没有实际的功用的，它给予我们的是精神的美食。文学犹如茫茫大海上的灯塔，总是给黑暗中远行的人带来光明和希望;文学也是家中亮起的一盏灯，当我们东跌西撞、身心疲惫地回到自己的居所时，总能给人以温暖和休憩。文学在我们的生存当中，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人间神界”，是我们人类的精神所能达到的一个现实的高度。那是我们永远的理想，无数代人的梦想，一直支撑着我们走到了今天。

　　而作家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却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要经历种种的艰难困苦，承受许多的打击磨难，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许多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曾经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用自己的笔墨，甚至生命，建起了一座座英雄的丰碑，让后来者景仰，叹为观止。

　　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充满感情与富于哲理的笔调，从自然景物入手，写到人类与大自然的斗争，进而升华到人类为了自由、幸福与各种邪恶势力的斗争，以及在斗争中坚持真理的作家、艺术家的事迹。他们竭尽所能，为了大多数人的自由幸福，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承担了人类的使命，从而使自己的命运与大多数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写作及其艺术活动，就同时具有了精神的关怀与现实诉求，也就具有了更普遍、更深远的意义。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可以丰富人的内心世界，提升人的感情格调，给予人类一个更崇高、更美好的精神境界。凡·高说过：“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为了要达到这个境界，帕乌斯托夫斯基提醒我们：“千万不能丧失使命感。无论清醒的思考还是文学的经验都不能取代它。”而且，关于如何理解使命感，作者也具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应当正确理解作家的使命，这里根本没有廉价的怀疑论者力图强加给这一使命的那些品格，既没有虚假的激情，也没有作家自视特殊的傲慢。”使命感既不是作家刻意表现出来的虚假的欺骗人民的感情，也不是自认为高高在上，自视甚高的傲慢，使命感使自己真正融入人民之中，成为人民当中普普通通的一分子。这也是真正作家的最大的幸福。

　　(刘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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