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六郎是唯一贯穿全书主要部分的人物。他的一生始终信守忠君报国的信条，临死之前，还嘱咐其子宗保：“倘圣上命汝征讨，须当仔细，务宜忠勤王事，不可失坠我杨门之威望也。”他要杨门后代“忠勇传家”，绵绵不绝。面对奸臣专权误国，妒贤嫉能，陷害忠良，面对权奸不断迫害，他也为“圣上”的“昏昧不明”而苦闷、怨愤，痛恨奸佞误国，但始终未能越过儒家“君臣大义”的雷池一步。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树立了“忠臣良将”的样板：文臣中以寇准、包拯为代表，武将则以杨六郎为代表。小说着力塑造杨六郎这个形象，反映了作者对明代中叶以后朝政腐败、外患不断的忧患意识，要求明君整顿朝纲、消除边患的政治理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保境安民”的愿望。
杨业生七子，在宋太宗时的抗辽战争中，四郎降辽，五郎在混战中逃至五台山出家，七郎被奸臣潘仁美射七十二箭而死，其余殉国，唯有六郎护驾而回。所以，杨六郎成了杨家府“忠勇传家”的唯一宗支。
“忠义全家为国谋”，杨六郎所维护的是杨家府“忠义勇将”“摅忠报国”的传统。为了维护这个传统，尽管他屡遭奸臣陷害，两次被发配充军，甚至险遭杀害，他也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其父杨业被潘仁美害死，他的部将愤而“落草”，五郎要率五百僧兵“杀到仁美营中，将老贼碎尸万段”，他却说：“仁美圣上所敕命者，如此杀他，是反朝廷矣!”在这场忠奸斗争中，六郎反以“不合私离军伍，充徒郑州一年”。他明知仁美因其女潘妃之故，太宗“定行宽宥”，自己的“冤仇难伸”，但也只能“放声大哭”、“欲撞死午门”而已，根本不敢表示丝毫的反抗。待辽兵进犯晋阳，他徒限刚满，即主动奔赴前线，带八娘、九妹赴晋阳破敌。退辽之后，宋真宗任命他为高州节度使，但他说：“欲授臣职，但佳山寨巡检可也。……臣为巡检，却有三事：一者，臣本徒流，私到边廷，略立微功，遂授节使之职，是开倖进之端而启人越分侵职也。二者，佳山寨与幽州相近，臣欲俟便直捣贼穴，收其地土，以绝万世边患。三者，闻彼地有几个草寇甚有勇力，臣欲擒之，使其弃邪归正，以除民之害也。”杨六郎这段话，集中说明了他的“忠君报国”思想的核心：甘愿任佳山寨这一“卑陋之官”，是为了消除边患，使“草寇”弃邪归正，做出整肃朝纲的榜样，堵住“倖进”与“越分侵职”之风，维护封建统治。六郎的这段表白，还得到真宗“忧国忧民，真社稷臣也”的赞语。焦赞杀死了陷害杨家府的谢金吾，六郎也斥之为“狂徒败我家门”。直到奸臣诬陷他充军汝州后“盗卖官酒”，真宗命人到汝州“取六郎首级”，朝臣要设计救他性命，他竟说：“小将赤心报国，惟天可表。今本无此事，君王听信谗言，下命赐死，吾岂敢辞?当砍我首级，回报朝廷便了!”只是朝中忠臣找到了替死鬼，他才得以躲藏在家。杨六郎就是这样一个“愚忠”的典型。他对皇帝一片“赤心”，皇帝和奸臣屡屡迫害他，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剧。
杨六郎的部将几乎都是“草寇”出身或中途受迫害而上山造反的，但这不能说明他也有叛逆的思想。朝中奸臣多次谎报“杨家父子反了”，那是有意陷害。他在擒获孟良时，骂孟良落草是“弃义灭理，甘心为贼”。当他的部将岳胜、孟良等痛恨奸臣误国、不堪迫害而反上太行山“称王称帝”时，他斥责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只无我一人，汝等尽皆乱做。”岳胜劝他占据太行山自称天子，他正色道：“我家世代忠贞，美名万祀……今据此不过为一草寇，其如后世唾骂何!”因此，他收取“草头王”作为部将，乃是一举两得：既平定了“内寇”，又利用草泽异材消除边患。
杨六郎屡遭陷害，他也明知“圣上昏昧不明”，所以也有苦闷和怨愤，也想“远害全身”。比如他被发配汝州不久，宋真宗命人将他处死，经朝臣营救，骗过真宗，使他隐匿家中。后来真宗在魏府被辽军包围，真宗又出赦书命他“救驾”时，他与令婆佘太君有这样一段对话：“六郎谓令婆曰：‘朝廷养我，譬如一马，出则乘我，以舒跋涉之劳;及至暇日，宰充庖厨。儿欲拜别母亲云游天下，付理乱于不闻也。’令婆曰：‘虽朝廷寡恩……汝今如此，非独负八王，乃祖乃宗令闻家声被汝堕尽矣。汝若不去，气杀我也!’六郎是个行孝的人，见母吃恼，遂安慰令婆，拜别前往三关去寻旧日部众。”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的薰陶，终于使杨六郎成为封建王朝“忠臣良将”的楷模。六郎攻破幽州、平定北辽之时，“四海宁静”之日，他的部队就被宋真宗遣散，诸将风流云散。岳胜等不愿离开他，他也只能感叹：“此君命所在，离别之情有难言也。”不久，胡延赞、孟良、焦赞相继惨死，六郎对此哀伤至极：“今兵革稍息，正好安享爵禄，而俱不幸而亡，哀哉!”他万念俱灰，“自是不出门庭，亦无心于理任矣。”
杨家将抗击外敌，集中体现了群众要求“保境安民”的愿望。在杨六郎漫长的戎马生涯中，始终不畏艰险，出生入死，不顾身家性命，是杨家将的杰出代表。他忍受奸臣的陷害，为了国家的利益，万死不辞;他曾被辽军困于山谷中数日，屡遭挫折，百折不挠;他坚守佳山寨，树起“杨家令字旗号”，智勇双全，击退辽国的一次次进犯;他一救太宗，二救真宗，又救出十朝臣、寇准等。正如柴王所说：“杨郡马忠贞良弼，捍边功绩，国朝第一。”这种昂扬奋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正是杨六郎这个形象的生命力之所在。
还应指出，杨六郎的悲剧性格，还有其认识价值。他的遭遇、他的思想性格中的矛盾，是时代的产物。他的悲剧性格，是植根于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生活的土壤的。处在这样的时代，作者呼唤能抗击外敌、与卖国奸臣作斗争的忠臣良将，于是借北宋的杨家府英雄传奇故事来表达这种愿望。杨六郎坎坷的一生，正是明代政治黑暗，朝政腐败的反映。正因为此，作者写杨六郎临死时嘱咐宗保，希望杨门子孙“务宜忠勤王事，不可失坠我杨门之威望”，终于未能继续下去。尽管后来有杨宗保征侬王，十二寡妇西征等，但到了杨文广，就公然违抗君命，“三朝不出”(仁宗、英宗、神宗朝)。到了文广之子怀玉，更是私自杀了奸相张茂，带领全家“直上太行山上”，敢于呼喊出“若以理论，非臣等负朝廷，乃朝廷负臣家也”。作者安排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局，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杨六郎这个形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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