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中，宋惠莲从第22回出场，到第26回就死去了，她的故事只是一段插曲，像《红楼梦》里尤三姐的故事一样。但作者不仅把这段故事写得真实生动，而且能使读者由此掂出生活的重量，其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对人性的揭示和剖析，尤耐人咀嚼，并因此使宋惠莲这样一个卑微的人物，一部大书里的配角映射出美学的光辉。
宋惠莲十多岁时被卖到蔡通判家当丫头，后来因为一桩与男女风情有关的丑事，被撵出蔡家，嫁给了厨役蒋聪。不久，一场小小的争端酿成动刀殴斗，酗酒的厨役死于非命。惠莲因请西门庆的干仆来旺儿转求西门庆，报了夫仇后就改嫁了来旺，进了西门庆的家，成了下人媳妇，其实，早在她还是厨役妻子的时候，就暗中与来旺有勾搭。在西门庆家，“看了玉楼、金莲等人打扮，他把髢髻垫得高高的，梳得虚笼笼的头发，把水鬓描得长长的，在上面递茶递水，被西门庆睃在眼里。”并很快和主人接上关系，做了西门庆的姘妇。对我们这些习惯以道德眼光看人生，并且很知道中国小说人物类型特点的读者，很快就会作出判断，作者是在向我们介绍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一个“淫妇”，又一个潘金莲——作者开始也确实把她写得像一个潘金莲的影子，“性明敏，善机变，会妆饰”，“嘲汉子的班头，坏家风的领袖”，“小金莲两岁”，“比金莲脚还小些儿”，甚至她原来的名字也叫“金莲”，只是到了西门庆家称呼起来不便，才改名为“惠莲”的。
这个女人是那样的贪财爱势，轻佻浅薄。搭上了主子第二天早上就急不可耐地显示自己的得意。她自以为和别的仆婢已经不同，于是践踏和自己“都是一锹土上人”的下人、媳妇。元宵那天西门庆家饮合欢酒，她竟给了自己一个主仆之间的位置。她是那样轻易地忘记自己的身份，“仗着西门庆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里，逐日与玉楼、金莲、李瓶儿、西门大姐、春梅在一起玩耍”。在花园里和她们一道打秋千，在房屋里看她们打牌，还插嘴发表意见，元宵节也跟人家去走百病，看放花炮，和陈经济打情骂俏。
宋惠莲的表现，连西门庆家里玳安、平安那些见惯了肮脏和丑陋人色的家僮都瞧不起，受过她倾轧的来保媳妇惠祥更是把她骂得狗血喷头。宋惠莲自己把自己搞得一团糟，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她是一个堕落无耻的下贱女人。不过，在《金瓶梅》里，这只是宋惠莲故事的上半，到第26回作者写到“宋惠莲含羞自缢”，每个读者却不免大吃一惊。
原来西门庆是把来旺派往杭州织造蔡太师生辰衣服趁机和宋惠莲苟合的，现在来旺办完事回来了，他从孙雪娥那里得悉妻子不贞，又知道潘金莲包庇他们的偷情。来旺怒打了惠莲，这当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但他醉后骂了潘金莲，还扬言要杀西门庆，这就把问题搞大了。潘金莲决心要害来旺，宋惠莲虽然极力庇护自己的丈夫，但终究未敌潘五儿。来旺被诬陷入狱，虽有个叫阴骘的官员出于恻隐，使来旺儿保全了性命，到底还是被打了一顿，流放出去。这些本来是瞒着惠莲的，后来有人说漏给她，她大哭起来，哭了一回就取了一条长毛巾在卧房门楹上自缢。第一回她没有死，被人救下来。以后她果然不再理西门庆，也不要西门庆的东西，并最终还是吊死了，作者带着叹惋的口气说这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若按中国旧时的等级和传统的道德观念，宋惠莲无疑属于那种卑贱的女性，以往和以后高雅的中国文学是不屑把她这类人作为描写对象，当我们读着《金瓶梅》对宋惠莲平凡的人生历程绘声绘色的描写时，我们体味到了作者对人的一种新态度。作者不时用嘲笑的笔调讽刺他的人物，使她难堪，那是因为鄙夷她的行为，揭露她的弱点，但绝不因此丢掉自己对人的同情和尊重。他的笔对人绝不过份刻薄。比如他写宋惠莲很美，美到使西门庆一家上下的女人都侧目和妒忌，虽然这里面包括搔首弄姿的成份，但一个人不是天然丽质，仅仅是搔首弄姿大概不会使人妒忌，丑女人的过火表演只能令人厌恶或感到可笑。她的外貌如何，我们不甚清楚，作者却向我们炫耀过她的体态，合府女人都没有她荡秋千荡得好，“那秋千飞起在半天云里，然后拖地飞将下来，端的却是飞仙一般，甚可人爱”。穷人家出身的文盲，文化修养谈不上，可聪慧并不缺少：看牌比谁都快;伶牙利口，俏皮话儿特别多;只用一根木柴，就能很快把一个猪头烧得皮脱肉化，使吃的人都赞不绝口。贪图物质、轻贱佚荡是宋惠莲表现出来的品质，但那是外在环境和内在本能欲望交互作用的结果，作者对人欲并不抱着否定的态度，因此，对惠莲的一系列讽刺，实际上只是一种带着同情的讥笑，“彩云易散琉璃脆”与其说是对其生命的叹惋，实不如说是对其青春活力、热情和聪慧的惋惜。作者用他惯用的那种写实手法慢慢地写到宋惠莲的死，使其前后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运动变化，使人物表现出生命的张力。宋惠莲之死的直接动因是来旺被害，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忘不了“一夜夫妻百夜恩”，不过说宋惠莲的死是出于对来旺的忠贞，当然是迂腐和不切实际的，连西门庆都说：“他早有贞节之心，当初只守着厨子的蒋聪，不嫁来旺儿了。”将宋惠莲之死归结为共同生活的穷人与穷人之间相互同情的感情，似乎也不尽然。
应该说她的死是其所处复杂社会关系及其内心深处诸多心理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看到作者多次写到她“脸红”：在藏春坞雪洞里和西门庆过夜后出来，“看见潘金莲，把脸通红了”，遇见知情的仆人嘲笑，她又脸红了; 企图教训孟玉楼看牌，遭到斥责，她“羞得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飞红了面皮”。这或许正可说明她的道德良心未泯。她的好胜心特别强，自觉不自觉地要和人比高低，当然都是很无聊的事，比如她老是要显示自己比潘金莲脚小，甚至在潘金莲急于勾搭陈经济的时候，当着潘金莲的面与陈经济调笑，有意挫折这个西门庆府中顶尖的女人。一个中国16世纪的仆妇当然谈不上高尚的人生追求，但在宋惠莲轻浮鄙贱的表层性格下难道不深蕴着若干实现生命的本能意念吗?尽管她所希求的境界是那样的卑下，使用的手段是那样的不堪，其胸中却自有可以归于理想的意念的动荡。来旺儿事件的结果，甚至可能有利于她具体目的实现，但因为性格气质的原因，她由此却真正尝到了人生失败的滋味，深深体会到一种心理上的挫败，交织于其内心的，或许有对来旺的同情或怜爱，或许有对西门庆的愤恨，或许有对周围人心险恶的寒心，或许有对自我的认识和悔恨，她的心灵难以承受这些冲突折磨，绝不是外在的压力和单一感情的驱动，而是心灵的破碎导致了她的自尽。《金瓶梅》中的宋惠莲故事，是对一种沉重人生的真实描写，比较起来，《红楼梦》里鲍二家的故事，只能算是轮廓模糊的复制品。宋惠莲之死，是其正常人性的最后闪光，其所包含的意蕴，是惯常的思维定式很难全部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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