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古圣开物成务①，废结绳而造书契②， 于是文字兴焉。夫依类象形之谓文， 形声相益之谓字;阅世递变而相沿，讹谬至不可殚极③。上古渺矣;汉承秦火，郑许④辈起，务究元本， 而小学乃权舆焉⑤。自汉而降，小学旁分，各有专门。欧阳永叔曰：“《尔雅》出于汉世，正名物讲说资之，于是有训诂之学;许慎作《说文》， 于是有偏旁之学;篆隶古文， 为体各异，于是有字书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而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吴敬甫⑥分三家：一曰体制⑦，二曰训诂， 三曰音韵。胡元瑞⑧则谓小学一端， 门径十数， 有博于文者、义者、音者、迹⑨者、考者、评者， 统类而要删之， 不外训诂、音韵、字书三者之学而已。
三者之学， 至我朝始称大备。凡诂释之难， 点画之细， 音韵之微，靡不详稽旁证，求其至当。然其得失异同， 匿庸与嗜奇者， 又往往互相主奴⑩， 聚讼纷纭， 莫衷一是。则以字形字声， 阅世而不能不变，今欲于屡变之后以返求夫未变之先，难矣。盖所以证其未变之形与声者， 第据此已变者耳;藉令沿源讨流， 悉其元本所是正者，一字之疑、一音之讹、一画之误已耳。殊不知古先造字， 点画音韵， 千变万化， 其赋以形而命以声者， 原无不变之理;而所以形其形而声其声， 以神其形声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盖形与声之最易变者，就每字言之;而形声变而犹有不变者，就集字成句言之也。《易》曰： “艮其辅，言有序⑾。”《诗》曰：“出言有章⑿。”曰“有序”， 曰“有章”， 即此有形有声之字， 施之于用各得其宜，而著为文者也。《传》曰： “物相杂故曰文⒀。” 《释名》谓“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⒁。今字形字声之最易变者， 则载籍极博，转使学者无所适从矣;而会集众字以成文， 其道终不变者， 则古无传焉。
士生今日而不读书为文章则已， 士生今日而读书为文章，将发古人之所未发而又与学者以易知易能⒂，其道奚从哉? 《学记》谓“比年入学， 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⒃”。其《疏》云：“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⒄。”《通雅》引作“离经辨句⒅”，谓“丽子六经使时习之，先辨其句读也。” ( [读]徐邈⒆音豆。)皇甫茂正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杜⒇。”“度”即“读”，所谓句心也。然则古人小学，必先讲解经理、断绝句读也明矣。夫知所以断绝句读，必先知所以集字成句成读之义。刘氏《文心雕龙》云： “夫人之立言， 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 句无玷也; 句之清英， 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 知一而万毕矣(21)。”顾振本知一之故， 刘氏亦未有发明(22)。
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书》(23)，听其终日伊吾(24);及少长也，则为之师者，就书衍说(25)。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26)， 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且同一字也，有弁(27)于句首者，有殿(28)于句尾者， 以及句读先后参差之所以然，塾师固昧然(29)也。而一二经师自命(30)与攻乎古文词者，语之及此， 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31)耳， 未可以言传也。噫!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 后生学者，将何考艺而问道焉?
上稽经史，旁及诸子百家， 下至志书小说(32)，凡措字遣辞， 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传后者， 博引相参， 要皆有一成不变之例(33)。愚故罔揣固陋取《四书》、《三传》(34)、《史》、《汉》、韩文(35)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36)，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栉句比(37)，繁称博引，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38)， 穷古今之简篇， 字里行间，涣然冰释， 皆有以得其会通，辑为一书，名曰《文通》。部分为四。首正名。天下事之可学者各自不同，而其承用之名，亦各有主义(39)而不能相混。佛家之“根”“尘”“法”“相”(40)， 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 “即若”(41)， 与夫军中之令， 司官之式， 皆各自为条例。以及屈平之“灵修(42)”， 庄周之“因是”(43)， 鬼谷之“捭阖(44)， 苏张之“纵横(45)”， 所立之解均不可移置他书。若非预为诠解， 标其立义之所在而为之界说， 阅者必洸洋(46)而不知其所谓， 故以正名冠焉。次论实字。凡字有义理可解者， 皆曰实字; 即其字所有之义而类之， 或主之，或宾之(47)，或先焉，或后焉， 皆随其义以定其句中之位， 而措之乃各得其当。次论虚字。凡字无义理可解而惟用以助辞气之不足者曰虚字。刘彦和云： “至于‘夫’ ‘惟’ ‘盖’ ‘故’者， 发端之首唱;‘之’ ‘而’ ‘于’ ‘以’ 者， 乃札句之旧体; ‘乎’ ‘哉’ ‘矣’ ‘也’，亦送末之常科(48)。”虚字所助， 盖不外此三端， 而以类别之者因是已(49)。字类既判，而联字分疆(50)庶有定准，故以论句读终焉。
虽然， 学问之事， 可授受者规矩方圆， 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51)。然即其可授受者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 而刘氏所论之文心(52)，苏辙氏所论之文气(53)，要不难一蹴贯通也。余特怪伊古以来， 皆以文学有不可授受者在， 并其可授受者而不一讲焉， 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盖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 启其缄縢(54)，导后人以先路。挂一漏万， 知所不免。所望后起有同志者， 悉心领悟， 随时补正， 以臻美备， 则愚十余年力索之功庶不泯也已。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丹徒马建忠序。
(吕叔湘、王海棻编《马氏文通读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注释 ①开物成务——指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照这个道理做事情而取得成功。②“废结绳”句——结绳， 上古没有文字，在绳子上打结来记事。书契，指文字。契：用刀刻。古代用刀刻字，故文字有“书契”之称。③殚极——穷尽。④郑许——郑，指郑玄，东汉经学家。许，指许慎，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⑤“而小学”句——小学，汉代对文字学的称呼，因儿童入学先学文字而得名。后小学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清章炳麟认为小学之名不当， 主张改为语言文字学。权与，兴起。⑥“欧阳永叔曰”句——语出《崇文总目录叙释》“小学类”。欧阳永叔，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字永叔。《尔雅》，我国最早的一部词书。资之，依靠它，参考它。训诂，也叫训故、诂训、故训，解释词句的本义，推究其引申义。一般有三种基本方式：义训、声训和形训。《说文》，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的简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字书。字书，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术语，指以汉字为单位，解说字的形、音、义的书籍。五声，指唇、舌、齿、牙、喉五个发音部位所发的音。清浊，清音和浊音，清音指不带音的辅音，发音时声带不颤动;浊音指带音的辅音，发音时声带颤动。孙炎，三国魏经学家、训诂学家。音韵之学，也叫“声韵学”，研究汉语语音各个时期的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⑥吴敬甫——明文字学家吴元满字敬甫。⑦体制——指文字学。⑧胡元瑞——明文学家胡应麟字元瑞。⑨迹——考查，推究。⑩主奴——尊崇和贬抑。(11)“《易》曰”句——语出《易经·艮》“艮其辅，言有序，悔之。”此句意谓人或默而不言，言则要有条理。艮，止。辅，上颌。(12)“《诗》曰”句——语出《诗·小雅·都人士》：“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章， 文采。(13)“《传》曰”句——出自《易·系辞下》，指阴阳相杂而成文。《周易玩辞》： “物相杂者，初、三、五与二、四、上，阴阳相间也。”(14)“《释名》谓”句——《释名》，东汉刘熙编著，我国第一部词源学专著。锦绣，精致华丽的丝织品。词谊，文词的义理。文绣，刺绣华美的丝织品或衣服。⒂与学者以易知易能——用容易理解的办法向学习者传授知识。⒃“《学记》谓”句——《学记》， 《礼记》篇名。比年，每年。中年，隔一年。离经辨志，分析经籍的义理，点断文句，辨别其心意所向，此句意谓每年有学生入学，隔一年考察一次他们的成绩，第一年就要检查他们标点分段的能力。⒄“其《疏》云”句——郑玄曾为《礼记》作注。这句话引自唐孔颖达为郑注所作的《疏》。⒅“《通雅》引作”句——《通雅》，训诂学书，明代方以智撰。全书五十二卷，引文出自第三卷。⒆徐邈——东晋训诂学家。⒇“皇甫茂正云”句——皇甫茂正，唐代文人皇甫湜字持正，“茂”字误。引语见《皇甫持子文集》第四卷《答李生第二书》。服郑、即汉代学者服虔、郑玄。“杜”字误。(21)“刘氏《文心雕龙》云”句——刘氏指刘勰，南朝梁文艺理论家。引语出自《文心雕龙·章句》。彪炳，文采焕发。明靡，鲜艳华丽。清英，文字清新挺拔。本末，树根和树梢，用来比喻字句和篇章的关系。词句的基础打好了，才能写好文章。(22)发明——说明、阐释。(23)《四子书》——即《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24)伊吾——象声词，读书声。(25)就书衍说——只就文章本身推衍义理。(26)部分类别——指区分词性和在句中所起的语法作用。(27)弁——古时男人戴的帽子。此处活用为动词，放在前头。(28)殿——放在后边。(29)昧然——糊涂无知。(30)经师自命——自命为经师的人。(31)神而明之——心领神会之意。(32)志书小说——方志和笔记小说。(33)例——模式。(34)《三传》——指为《春秋》作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35)韩文——指唐代散文家韩愈的文章。(36)升降三宗——高低优劣变化的大端。(37)字栉句比——逐字逐句地排列比较。栉，梳子。(38)触类而长之——掌握一类事物的知识或规律就能推知增长同类事物的知识。(39)主义——主要的意思，特定的意义。(40)根、尘、法、相——根，能生、增生之义。佛家把人的感官看作感觉的根源。尘，指一切世间世法染污真性。法，梵名达摩，通一切之语。相，事物之相状表于外而想像于心。(41)“法律家”句——“以”、“准”等六个词均为法律条文或文书中常用的术语。(42)屈平之“灵修”——屈原所说的灵修。灵修，指楚怀王。(43)庄周之“因是”——庄子的因是的观点。因是，《庄子·齐物论》：“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较通行且简单的理解为：有因而认为是正确的，也就有因而认为错误的;有因而认为错误的，也就有因而认为正确的。(44)鬼谷之“捭阖”——战国时纵横家鬼谷子，长于纵横捭阖艺术。捭阖，开合。战国时策士游说的一种方法。(45)苏张之“纵横”——苏张，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张仪的合称。纵横，合纵、连横。(46)洸洋——水势浩大，漫无边际。这里比喻茫无边际，不知所云。(47)或主之，或宾之——或做主语，或做宾语。(48)“刘彦和云”句——刘勰字彦和。引语出自《文心雕龙·章句》。发端之首唱，用于句首的发语词。札句之旧体，在句中起连结作用的老用法。送末之常科，用于句末的常用方式。(49)“而以类别”句——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区分词的类别。(50)联字分疆——词和词连成句读的界限。(51)心营意造：指作家凭想像力进行的创造。(52)文心——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 (53)“苏辙氏”句——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文者，气之所形。”即促使写文章的思想感情。(54)缄滕——绳索。
赏析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专著。作者马建忠与其说是一位语言学家，毋宁说是知识渊博的爱国者更合适些。他毕生从事的活动大都与爱国救国有关，就是撰写《马氏文通》也不例外。因此，他不同于一般为功利抑或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某某家。他研究语言的目的、方法和态度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篇序中，马建忠指出了我国语法研究的落后薄弱状况，指明了语法研究的重要性和作用，同时也就明确了自己研究语法以求实用的目的。
自从文字出现后， 与文字相关的许多学科如文字、音韵、训诂学相继兴起并繁盛起来，“而会集众字以成文，其道终不变者， 则古无传焉。”(《文通·序》。以下简称《序》)语法学被严重地忽视了。对于古人来说，学习语言的主要手段是什么呢?是诵读，正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曾国藩说： “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家书》)在反复的诵读中领会作者的用意，体味语气文风，领悟为文之道。对于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马建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书》，听其终日伊吾;……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塾师固昧然也。而一二经师自命与攻乎古文词者，语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噫嚱!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后生学者，将何考艺而问道焉?”(《序》)这种“神而明之”不求其所以然的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文通·后序》)。马建忠认为，与西洋语言一样，华文中“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如果能掌握语言的这种结构规律，就可以“与学者以易知易能”，有“知一而万毕”的作用，后生学者遵照语言的规律学习语言自然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文通·后序》)。结果必是“能自群不为他群所群”(《文通·后序》)，所以，马建忠发大愿， “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缄縢，导后人以先路。”( 《序》)
我们今天的某些研究似乎已忘记了要用以指导实践的目的，而走上了玄而又玄的道路，忙于创造新名词，构筑新体系，以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和标新立异的理论模式来显示学问的高深。
在具体的研究方面，马建忠十分重视对真实的语言材料的分析。他广泛地搜集例句，达六、七千句之多。他在《序》中叙述写作过程时说：“取《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栉句比，繁称博引，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穷古今之简篇，字里行间，涣然冰释， 皆有以得其会通，辑为一书，名曰《文通》。”可见，作者在材料的搜集、整理、分析上下过很大的功夫，也只有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才有可能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现代的有些研究者看起来要比马建忠“聪明”，要么从其他研究者的书中直接拿取现成的例句，要么为自己的理论生造一些例句，对与自己理论不符的例句却避而不谈。吕叔湘先生在《马氏文通评述》中指出：“这些例句里边有不少马氏所作分析是错误的或者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其中有很多是到现在还仍然缺乏令人满意的分析的。但是《文通》把它们摆了出来，没有因为它们难于解说而把它们藏起来，像后来许多语法书那样。”
在《序》的结尾，作者说： “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真可谓厚积薄发。后人对《文通》批评尤甚的就是说他机械模仿西洋语法，削足适履。《文通》确是用拉丁语法的框架来描写古汉语语法的，他自己也说过：“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后序》)这无需讳言，但应注意他不仅求其所同，也求其所不同，且不说学习本身首先就是从模仿开始的，从无到有，模仿也是一种创造，也先不谈在《文通》中确有大量的西洋语法中所没有的属于他自己的创见，如在词类中另立“助字”，单单就他积十余年之力而成此编来论，他的模仿就不可能是机械的。现今的学术界很有些日产万字的学问家，如果只是单纯的照搬照套，让这些学问家来写，我想是不用十余年，也许十余月也用不了，十余天就够了。许是马先生过于蠢笨，但钱钟书先生搞译著，每日也不过五百字，就是王力先生当年为卖文章而作文章，也要为一篇千字文而耗费五个钟头，而且还为这种“为字纸篓提供供应品而内疚不已”。我们当今几日就可编出一本经典文集，对语言略知一二就要建立新体系的“大家”们实在是过于聪明了。
当然，马建忠在《序》中的某些说法也不尽正确， 比如，他说语法“古无传焉”，实际上从很早我们就对语法有了研究，只不过是一些针对个别词句或某个类别的零散的研究，很不全面，很不系统罢了;又如，他说语法“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实际上语法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过是比较缓慢罢了。《文通》的理论体系也有很多矛盾和不完备之处，但瑕不掩瑜， 《文通》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专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篇序言作为强调语法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它所表现出的马建忠的治学态度及治学方法仍值得我们效法，那就是：他注重科学研究的实用性，虽然他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这种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向是应该肯定的;重视语言材料的搜集和研究，不凭空虚造;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踏踏实实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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