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想写文章是1933年的春天，那时候新遭父丧，挣扎在生活的重担下，悲愤，疲倦，寂寞，常常想找一个排遣的方法;又因为孤身寄寓，可与闲谈的人少，所以就翻翻《申报》，也看看里面的副刊《自由谈》。
这样就有了投稿的念头。
不过并没有就写。直到5月底， 因为父亲遗给我的债务，有一部分催逼得很紧;家里更是不断的来信，告诉我自从父亲死后， 亲戚的冷淡，父执的疏远，村人的作威作福，接着是母亲的右眼瞎了， 一万枝箭一齐射向我这颗年轻的心。我实在无法摆脱，躲在寓所里，听着兼旬雨声，心绪非常落寞，也非常悲愤。
但仍旧只能看看《自由谈》。
雨还是落下去，我也一天一天的愈加悲愤了。这时候惟一的自慰的方法，似乎就只有想想往事，随后也写在纸上，试寄到《自由谈》去，过了几天，居然登出来了，这是第一篇，也便是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故乡的雨》。
于是，我就成为《自由谈》的投稿者了。
但我并没有把自己的悲愤带到纸上去。起先写的，大概是属于回忆的闲谈和记事。有时也连带到文坛或时事，说话的态度率直，一直不知道忌讳， 实在是很幼稚、很孩子气的。
然而奇怪的是：竟有人把我当作是鲁迅先生的化名，指桑骂槐，率师兴兵，颇又劳动了几位英雄的干戈。这些文章，现在我也收在这个集子里， 而且还加了几句按语。
我的所以只加几句按语， 不作整篇论辩，是因为英雄们的本意，原只在于打诨， 并非真有什么了不起的深意的缘故。所以只把脸谱揭穿，让大家看看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也就算了结了。
鲁迅先生对于每一件事物，都有深切的认识，他经历过民元革命，经历过“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在年轻的时候看见过老新党的维新，30年后又看到了新老党的复古;他是生长在沙漠上，眼看着同伴们的高升，退隐，叛离，而自己却依旧在风雪的长途中跋涉，时时受到敌人的袭击;但他还是继续呐喊，继续在寂寞里打着“逍遥游”。他的苦斗的生平，反映到笔底，针对着自夸有蛮劲的绅士们的嘲笑。
凡现实所塑出来的一切，但凭空想，是学不像的。
民元革命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 “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小学，对于大转变的情形，我只能向书本里寻求，凡所论述，仅及皮毛， 以之比亲身经历过的记载来，这其间，相差是很远的。然而英雄们竟连这一点也看不出。
日子一多，干戈渐渐地平息了。这倒也并不是因为看出了我的浅薄，其实是在几篇文章里，我已经写明了自己的出处。
这时候， 英雄们大概也会失笑的吧。
此后我也向别的刊物投些稿子，这里所有的， 大都在《自由谈》、《火炬》、《太白》、《新语林》、《人世间》、《读书生活》、《动向》、《语林》等处发表过。不过也并不是全部，有许多因为散佚，有的则是由于故意的删去。
我写文章很慢， 往往改了又改， 说得好听一点， 那该是很小心的。但有时却反而小心出毛病来， 还因此惹起过一点误会， 然而误会罢了， 对于我自己，是不发生什么影响的。
正和我的出身一样，我到如今还是一个粗胚， 一个带有几分年轻人的血气的粗胚。
这几年来，我们常常看见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在玩着奇奇怪怪的把戏：幽默早已成名， 笑话也出过选集;玩骨董， 喝苦茶，题打油诗，读《庄子》，荐《文选》， 写篆字联;下焉者还要提倡读经，复兴文言，这叫做活得不耐烦，但遭殃的却是青年。因为自己活得不耐烦了， 于是也来劝青年们学老成， 装闲适，连10岁上下的孩子也不能幸免：小学读经了， 多少纯洁有用的脑子，被蹧踏成了化石。
在这些场合，我愿意放开喉咙， 尽我的力量去反对。这也并不因为自己还是青年， 问题特别切身的缘故， 实在是这两年来， 留给青年们走的路， 可真太艰难了。大大小小的责任，一开口，总是放到青年们的肩上;然而真的肩了起来呢，这个说“不对”，那个说“不是”，甚而至于还有“不许”。爱新鲜是需要说诳， 一失业又是眼界高， 才力弱。请想想吧，我的先生们，哪里是路呢?
然而路是有的，但必须由青年们自己去开出来。
我的文章， 有时也出现于绅士的座上——提倡闲适的刊物里， 不过我是只卖稿、不卖身的，所以有许多意见，也仍旧是粗胚的意见。但天下的自我，偏偏只有一家，绅士们有自我， 而粗胚是不准有自我的， 那命运是被删改。
我于是不再走到绅士座上去。
看看又是黄梅时节了，我的心绪还是不改两年前的悲愤、疲倦和寂寞。把这些文字编辑成书，名之曰《推背集》，是没有什么深意的，也并不是说我的文章将预言着什么。相传李淳风和袁天纲作《推背图》，做到第60图，袁推李背止之，这是《推背图》名的由来。我现在只写一点杂文，并未管到后世，然而却也时时觉得有人在推着我的背脊阻止我。好了，现在把到1935年3月止的文章编订成集，终算告了一个小小的结束。倘使一定要说《推背集》有什么意思，那么，这就算是我的意思吧。
末了，我得特别感谢黎烈文先生，他提起我写这些文章的兴趣。同时， 对于为我出这本书而尽过力的几位先生， 一并在此志谢。
1935年5月记于上海旅次
(《推背集》， 上海天马书店1936年版)
赏析 1933年至1934年之间，鲁迅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避免麻烦，他只好不断更换笔名。唐弢初学写作，也常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因二人文风相似， “唐弢”被一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当成了鲁迅的笔名之一。1935年，唐弢将自己的文章结为《推背集》，并写了这篇序文。
无怪乎“英雄们”把唐弢的文章同鲁迅先生的相提并论，的确，从这篇序文中就可以看出来，唐弢的文章中隐隐有些“鲁迅风”。
一个人的觉醒程度与其精神痛苦的深度是成正比的，长夜难明， “中国觉醒的人……须一面清结旧账， 一面开辟新路”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哪里是路呢?”1935年黄梅时节的唐弢，正在苦闷之中深深思索。
唐弢在思索鲁迅。鲁迅所处的环境是险恶的：“生长在沙漠上，眼看着同伴们的高升，退隐，叛离，而自己却依旧在风雪的长途中跋涉，时时受到敌人的袭击”，但是鲁迅却没有丝毫的妥协与屈服： “还是继续呐喊，继续在寂寞里打着‘逍遥游”’。鲁迅正如他1934年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所说，是那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虽然“被摧残，被抹杀”，以至被逼转入“地底下”，却仍在“前仆后继的战斗”。唐弢对鲁迅是敬重的，认为鲁迅“对于每一件事物，都有深切的认识”， 自己文章虽表面与鲁迅的相似，但由于是从“书本里寻求”来的， 比起鲁迅“亲身经历过的记载来”， “相差是很远的”。不过，还是可以这样说，鲁迅的“苦斗”感染、激励着唐弢，也是唐弢的苦斗，同样作为觉醒的先驱者，他们所体验到的巨大的精神苦痛也是有相似仍至相同处的。鲁迅在《随感录》中，曾引用易卜生《国民公敌》中的名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两年间一直生活在“悲愤、疲倦、寂寞”中的唐弢是孤立的，但同时也是强有力的。
唐弢也在思索道路。
“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已经为青年指出了道路。1933年《自由谈》刊出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他们不但自己“玩着奇奇怪怪的把戏”，而且劝青年们“学老成，装闲适”。唐弢对于这些绅士，是横眉冷对，不屑一顾的，在“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鲁迅《准风月谈》)的年代，不谈风云反谈风月，是“活得不耐烦”了。显然，这条道路是唐弢拒绝的，他“于是不再走到绅士座上去”。
唐弢是个“带有几分年青人的血气的粗胚”， “年青”昭示着进步与活力，“血气”意味着激情与顽强， “粗胚”则象征着纯洁的非成熟。青年，是唐弢苦苦思索后的希望所在。路在何方这个问题当时的唐弢是无法回答的，庄子说：“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唐弢知道，光“哀”是于事无补的，“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鲁迅《文化偏至论》)。既然已有的只是歧路和穷途，那么真正的路“必须由青年们自己去开出来”。这是唐弢对青年的要求，也更是对自己的要求。正如李大钊对青年的希翼： “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明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界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
唐弢的思索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他需要上路;但他的思索是极其富有价值的，因为它使他在上路时更知道如何走。
负有使命感的一代人就这样“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黑暗跟在他后面……”(鲁迅：《过客》)
“推背”的意思是与停止有关的，但《〈推背集〉前记》留下的却是一幅前进者的剪影。他觉醒了，他不再犹豫，在与黑暗的挣扎搏斗中，在灵魂的阵痛裂变中，内心岩浆般灼烈的冲突外化为高度的冷静与深刻，这也正是唐弢当时生活与精神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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