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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煦《纪念拿破仑逝世100周年的演说》原文及赏析

2020-09-28 15:38:15

  [法国]费迪南·福煦

  比指挥军队克敌制胜更重要的是,按照祖国的需要为祖国服务,使正义在一切地方受到尊重。和平高于战争。

  【演讲词】

  只要想一想,1796年,拿破仑年仅27岁已经崭露头角,就不难知道他天赋非凡的资质。他把自己的天才不断地用于一生的丰功伟业之中。

  由于禀赋这种天才,他在人类军事史上走出了一条光辉的道路。他高举战无不胜的鹫旗从阿尔卑斯山进军到埃及的金字塔,从塔古斯河之滨到莫斯科河两岸。在飞舞的军旗下,他建立的赫赫武功超越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大将和恺撒大帝。这样,他以惊人的天才,不甘守成和好大喜功的本性成为胜过一切其他人的最伟大领袖人物。这种本性,有利于战争,但对维持和平的均势却很危险。

  他把战争艺术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而这就把他推到了岌岌可危的巅峰。他把国家的荣耀和他个人的荣耀视为一体,他要以武力控制各国的命运。他以为一个人能够以惨痛的牺牲为代价得到一系列的胜利,换来本民族的繁荣;以为这个民族可以靠光荣而不是靠劳动获得生存;以为那些被征服而失去独立的国家不会一朝奋起,列出阵容强大、士气高昂、战无不胜的义师,推翻武力统治,重新赢得独立;以为在文明世界里,道德公理不应比完全靠武力形成的力量为强大,不管这支武力有多大。由于这样的企图,拿破仑走了下坡路。他不是缺乏天才,而是由于他想做那不可能的事。他想以当时财枯力竭的法国使整个欧洲屈膝,岂知当时欧洲已经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很快就全面武装起来。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但是,比指挥军队克敌制胜更重要的是,按照祖国的需要为祖国服务,使正义在一切地方受到尊重。和平高于战争。

  的确,在处理人的问题时,如果只依赖个人的见识与才智,歪曲为尊重个人而制定的社会道德法律,歪曲作为我们文明基础和基督教本质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那么,即使是最有天才的人,也肯定会犯错误。

  陛下,请安息吧。你英灵未泯,你的精神仍然在为法兰西服务。每次国家危难的时刻,我们的鹫旗依然迎风招展。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你建造的凯旋门下胜利归来,那是因为奥斯特列茨的宝剑为他们指引了方向,教导他们如何团结起来带领军队取得胜利。你高深的教诲,你坚毅的努力,永远是我们不可磨灭的榜样。我们研究思索你的言行,战争的技艺便日益发展。只有恭谨地、认真地学习你不朽的光辉思想,我们的后代子孙才能成功地掌握作战的知识和统军的策略,以完成保卫我们祖国的神圣事业。

  【鉴赏】

  福煦(FerdinandFoch,1851—1929),法国元帅。1887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就职陆军参谋部。1907年升任将军,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法军总参谋长、协约国军队总司令,获法国元帅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法国以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大国身份出现在欧洲。法国当政者推行强硬的对外政策,法军力量在其殖民地或者“托管”地区里不断扩张;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法国又策划和参与了武装干涉苏联的行动。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拿破仑一世(即拿破仑·波拿巴)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来临了。1921年5月5日,在巴黎拿破仑的墓地,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法国“传奇人物”、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悼念仪式。在这个仪式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的福煦元帅向在场的政府官员、军人和民众,发表了这篇洋溢着军人激情和闪烁着军事家思想光彩的演说。

  这篇演说虽然篇幅不长,可结构严谨,措辞精当,热情的颂扬与蕴含哲理的评析有机地融为一体。它的特色之一是壮怀激烈、气宇轩昂,充分抒发了元帅本人对拿破仑崇高敬慕的真实情感。他在演说中对拿破仑的赞美之辞,都是发自肺腑的,也是十分贴切的。演说一开场,他就高度称颂拿破仑独具“非凡的资质”,一生不断建立“丰功伟业”。他自豪地历数拿破仑的光辉战绩——“从阿尔卑斯山进军到埃及的金字塔”,“从塔古斯河之滨到莫斯科河两岸”。福煦认为,拿破仑建立的赫赫战功超越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位军事强人,如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等。这是因为他“以惊人的天才,不甘守成和好大喜功的本性”而胜过其他领袖人物,这些禀性使他“把战争艺术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

  这篇演说的又一个特色是评析倚理、情深理直、褒贬得体,集中体现了演说者的哲学思辨能力和理性分析才华。福煦认同“物极必反”的深邃哲理,在评价拿破仑时,总是既高度赞扬他的军事贡献和地位,又毫不掩饰地指出这位军事统帅的缺陷;几乎在肯定功绩的同时也揭示出事物的另一个侧面。譬如:拿破仑的本性“有利于战争,但对维持和平的均势却很危险”;“他把战争艺术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而这就把他推到了岌岌可危的巅峰”,“他不是缺乏天才,而是由于他想做那不可能的事”……为了深刻剖析拿破仑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原因,福煦元帅在演说中连续使用了四个排比句,强调指出了拿破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根源及其唯武力治国理念的狭隘性、局限性。福煦认为,正是由于拿破仑只想“以武力控制各国的命运”,只想用“牺牲”、“光荣”来换取生存与繁荣,只想靠武力“征服”而忽略“道德公理”的力量;拿破仑不懂得“比指挥军队克敌制胜更重要的是,按照祖国的需要为祖国服务,使正义在一切地方受到尊重。和平高于战争”。所以,拿破仑走了“下坡路”,“想以当时财枯力竭的法国使整个欧洲屈膝”,结果难免惨败。想必此时,演说者在作出这番透彻分析时,也折射出了自己在干涉苏联遭受失败后的种种心理感受。

  拿破仑死后,世人评说纷纭,褒贬不一。客观而论,福煦元帅在拿破仑逝世百年纪念仪式上的评价是恰当而得体的。在他的眼中,拿破仑作为一代枭雄功不可没,但过失也理当记取,凭吊先辈在于激励今人、重振军威。在演说的结尾,福煦仰天祈祷拿破仑的英灵“安息”,深情地表示将永远继承他的精神,高举他的旗帜,学习他的思想,以完成保卫法兰西的“神圣事业”。军人为祖国而战是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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