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隐，坐语道德，可以清心悦神。初阳薄暝，兴味萧骚，可以畅怀舒啸。晴窗榻帖，挥麈闲吟，篝灯夜读，可以远辟睡魔。青衣红袖，密语谈私，可以助情热意。坐雨闭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醉筵醒客，夜雨蓬窗，长啸空楼，冰弦戛指，可以佐欢解渴。品之最优者，以沉香岕茶为首。第烹煮有法，必贞夫韵士，乃能究心耳。志香茗第十二。

　　——《长物志》

　　〔注释〕　岕茶：茶名。产于浙江长兴县境，因在宜兴、罗解两山之间，故名。

　　文震亨的《长物志》为杂家类书，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12类，此为末篇开首之序。

　　中国的饮茶之俗，据史载是始于三国时期，《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载孙皓曾以茶代酒，密赐亲随。而见诸文人赋咏，当始于晋杜育的《荈赋》(荈为茶之别称)。唐宋以还，饮茶品茗成为文人士大夫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产生了不少咏茶论茶的文学作品，直至明清之际，斯风不减，文震亨的这篇小品，正是这种文士风雅的产物。

　　文章论香茗之用，重在文人意兴，且辞句典丽，韵律谐婉，堪称是一篇富于文学情味的茶德颂。

　　作者在文中大谈饮茶之利，几乎泽被文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人隐士，骚人墨客，到才子佳人，酒徒醉客，无不与茶有难解之缘。作者在文中用了五个“可以”，指出了饮茶在文人生活中的各种功效，无论是清心悦神，畅怀舒啸，还是遣寂除烦，佐欢解渴，茶之为饮，莫不表现出一种属于文人士大夫的闲雅意兴，这与一般人们消渴生津的口腹之需是完全不同的。早在宋代，宋徽宗赵佶就认为饮茶有“祛襟涤滞，致清导和”之效，然此“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大观茶论序》)。这是因为，饮茶不仅需要清闲脱俗的氛围，更要体现一种优雅从容的情调，“坐语道德”、“挥麈闲吟”、“饭余散步”等等，莫不备具文人雅致，而香茶一盏，更佐以逸兴才思，此与庸人驴饮，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由于饮茶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意兴，所以，它不仅有资生之利，更具养性之功。因此，作者在文中最后说：“第烹煮有法，必贞夫韵士，乃能究心耳。”将茶事与人品联系起来，本是中国古代茶俗的一大特点。宋徽宗提倡在饮茶中要体现“冲澹闲洁，韵高致静”(《大观茶论序》)的精神风范，与作者同时的屠隆也说：“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废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相抗衡，斯善赏鉴者矣。”(《考槃余事·人品》)古人饮茶，是焚煮烧沸饮用的，其中的规矩条例繁多，不遑陈述，但是，他们特别强调饮者之高尚人品，以为非此不足以深谙茶道三昧。作者在文中所说的“贞夫韵士”即指文人墨客中高标脱俗的有节之士，认为必具如此人品，方能体会茶事之精微惬心处。这实际是把喝茶与做人联系起来，反映出中国传统士大夫力求以小见大的涵养品节，由此，则小小之茶事亦由技进乎道，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精神风貌的一种写照了。

　　这篇小品，颇道出我国文人风雅茶事的基本特色，亦不啻一篇劝茶嗜饮的广告书，其意境之美，藻辞之雅，使之本身亦如一盏清醇沁人的佳茗，读之令人逸兴勃发，口舌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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