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

　　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于彼哉?

　　——《临川先生文集》

　　〔赏析〕这篇读书随感，短至一百又十字，然而却涉及到一个如何评价柳宗元等革新派人士的大问题。作者在直言不讳地表明对柳宗元等看法的同时，重笔对世俗“欲为君子者”进行了辛辣的讥讽和有力的抨击。文章明快犀利，言虽简而殊有新意。

　　这里涉及到一桩历史公案，即柳宗元等人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而遭贬谪的史实，《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柳宗元传》对此皆有叙及。王叔文推行政治、经济及军事诸方面的改革，矛头直指豪族官僚集团和与之相勾结的宦官、藩镇势力，当政一百四十六天，惩贪官，罢宫市，免停盐铁史和地方官员的进奉，释放宫廷教坊的女乐……后因遭旧势力的猛烈反击而惨败，并受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王叔文被贬为渝州(今重庆一带)司户，次年被杀害，其他被株连者柳宗元、韩泰、韩晔、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和韦执谊等八人同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司马(郡的佐官)，史称“八司马”。八司马参与革新而遭贬，罪在保守势力，退一步讲，即使所谓“陷于不义”，也不过是“为叔文所诱”，八司马何当遭此厄运!而“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尤显见其天理不公!对此，作者针锋相对，于文章一开头便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王安石对包括柳宗元在内的革新派的由衷评价，是中肯的，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求实精神是可贵的。这也是作者自己革新思想的间接表露，又是对世俗“君子”的有力还击。

　　作者对八司马的评价还表现在对他们虽“无所用于世”，而“往往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的不屈精神的赞扬上，说他们“其名卒不废”，永为世人所铭记。事情确系如此。以柳宗元为例，他贬居永州十年，改任柳州四年，尽其力之所及，为民众做了不少好事，史载“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卒于柳州，年仅四十七岁。“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引同上)当地父老众庶于罗池筑庙立碑，以永为纪念。大文学家韩愈亲为撰写碑文《柳州罗池庙碑铭》，饱含深情地赞扬了柳宗元的才华、政绩、节义和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对一位身处封建社会才华横溢、思想进步然遭迫害而早逝的知识分子，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连同柳宗元去世当年所写的《祭柳宗元文》及次年所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可谓拳拳三致意矣。“士穷乃见节义”(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一班小人“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引同上)诚如王安石所说：“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面对“名卒不废”的柳宗元，“复何议于彼哉?”世俗“君子”们于柳宗元又有何脸面而置喙!?至若“羞道而喜攻”更足令人齿冷，如此一褒一贬，一颂一讥，爱恶之情溢于言表，而且作者留给后人以至今天的启迪也决不仅仅是对柳宗元的公正评价上，读古书、议古人，不囿成见，当是读《读柳宗元传》的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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