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与贾宝玉有什么共通之处可言吗? -经典文学作品网

　　西门庆与贾宝玉：相悖互依，逆向同归

　　红楼人物

　　文学首先是美学，从审美角度看，《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个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正是对立的两个极致：一个美哉善哉，一个大丑大恶;一块晶莹灵秀的美玉，一堆浊臭逼人的垃圾;一边是醉人的诗意芬芳，一边是人欲横流铜臭熏天，——他们除了水火不容的对立，难道还有什么共通之处可言吗?

　　有的。

　　对“礼”的挑战和背离

　　中国古代的社会精神，可以概括为一个字：礼。荀卿曰：“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真是大哉礼也!什么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敬天法祖、劳心劳力，等等，所有体现宗法等级制度的一切规范，都由它作为最高象征体现出来了。由它所规范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不逾矩的理想社会，真是雍穆庄严，恂恂如也，穆穆如也。

　　宋明以后，这“礼”又进一步僵化为“理”，“存天理，灭人欲”，面孔愈加森严起来。可严酷并不意味着有力，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随着都市商业发展而兴起的市民阶层，正在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自己，而《红楼梦》和《金瓶梅》正是这一社会存在的产物。

　　一反古代文学的雍穆庄严和文质彬彬，《金瓶梅》洋洋百万言的大作渲染的却是“酒、色、财、气”——尽管作者经常在行文中间向人们进行着劝诫“酒、色、财、气”的说教，特别是“色”与“财”，也即物欲和肉欲，则更是小说的描写中心。一边要“灭人欲”，一边在张扬人欲，作者的主体追求与小说的审美价值且勿论，正是在这一点上，《金瓶梅》具有着反传统的意义。它是邪恶的魔鬼，但却亵渎着传统的神圣殿堂。固然，暴露权贵或为富不仁的“人欲”，是进步文学的一个传统的主题，但是，《金瓶梅》之异于其它者，其主人公靠着金钱的力量起家，靠着在商品流通中不断膨胀的财富而不断扩展力量，由一个市井浪子逐渐变为山东屈指可数的暴发户大官商西门大官人、西门大老爷，他的地位与欲望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膨胀而膨胀，直到最后纵欲而身亡家败。作者不厌其烦地、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它的主人公的“欲”的膨胀与实现的过程，在表面上和理性上似乎在暴露，在感性上则在渲染，而在潜意识上和实质上则在欣赏着这“欲”，它的形象蕴涵与主体倾向都异于它以前的文学，包括《三国演义》与《水浒》这样的通俗小说在内。从审美的角度视之，这种“欲”的大肆渲染与张扬无疑是一种“丑”，故尔四百年来，人们称之为“淫书”，总是对之大张挞伐，而旧时代的推崇者又往往从封建伦理出发曲为之辩：大家都弄颠倒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金瓶梅》的反传统价值难道不是与它的“丑恶”有着互相依赖之处吗?

　　无独有偶，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的作者经常出面宣扬的是“空”与“冷”，但它的形象自身所辐射出的却是“色”与“热”。——真是地道的“红外线”!然而它却不是“金瓶”之“色”，这“色”与“热”可以归结为一个“情”字，它是贾宝玉终生追求身体力行的“基本精神”，也是这一形象迥异于其它的根本所在。“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这个“古今不肖第一”的贵公子，他对那集千百年封建文明之大成的诗礼世家，对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文采风流的一切,在感性上对其总体已经产生了怀疑不满，感到厌倦了，那以“礼”为规范的一切，他已经觉得“无情”了。宝玉是个蹩脚的理论家，但却是一个对时代风气感受敏锐的诗人。他说不出，但却感受得到，他感到“礼”的不合理，提出一个“情”字以取代它。这“情”，来自人的“气质之性”，也是人固有的一种“欲”，一种以美与善的形态表现的“欲”。他的“情不情”，他的“体贴”与“意淫”，他的“爱博心劳”等等，朦胧地体现了自己与他的同道者的个性解放的最初意识。也是凭直感，贾母感到孙儿的性情不好理解，它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男女”范畴;贾政则感到儿子有“酿到弑父弑君”地步的危险性。“圣人千言万语，只教人存天理，灭人欲”，《金瓶梅》与《红楼梦》通过自己的主人公，分别从美与丑、从善与恶两极、从情欲与肉欲的不同角度，提出了“人欲”这个课题，对于千百年来以“礼”为标志的旧传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量。

　　价值观念的更新

　　传统的价值观念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克己复礼。它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压抑自我，神化外在;一个是重义轻利，崇尚形而上，贬损形而下，它把人的追求纳入封建的宗法等级规范中去，大量制造着清教徒，培养着奴隶主义。不光奴隶们要低眉顺眼，即使是士大夫阶级们的人生价值的最光辉的形式“修、齐、治、平”，也必须在“非礼勿视听”中去实现，要恪守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的规范而不逾矩，对上保持着“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的心理状态，比起“立功”来，更看重“立德”和“立言”。

　　在《金瓶梅》中这种价值观念开始失去了魅力，熏天的铜臭淹没了传统的圣光和迷人的诗意，市民社会不再对“克己”感兴趣，现世的物质享受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而这目标又必须通过自我努力与竞争，通过获得金钱去实现。一个市井浪子，一旦有了钱，可以轻而易举地跻入上流社会，当朝太师太尉、皇亲内臣、状元进士、抚按科道、府尊县令，都可以使之随心所欲地围绕他转，比起东平、东昌两府的许多穷千户们，西门大官人更显出“有了钱便有了一切”的光彩。“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向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呢，那只“言义而不言利”、清高绝尘而讳言“阿堵物”的时代过去了，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金钱力量的扩张，各种观念都在慢慢更新，人生的价值观念自然也不例外。在那“热闹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凑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西门大官人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种环境小气候，金钱这一向来被视为俗而又俗的“黄色奴隶”，在到处亵渎着传统的尊严，它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变成了可以交换的等价物;封爵、职官、亲情、友谊、良心、信仰、官司的输赢、女人的贞操，无不可以买卖。西门庆物色小老婆时，固然重视色相，但更重视金钱。孟玉楼和李瓶儿都是富孀，她们的财产对西门庆的事业的更上一层楼，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传统不同是，西门庆不是拉着女人的裙带起飞，而是凭借妻子的财富而扶摇。白乐天时代的乐坛名星，以“老大嫁作商人妇”为不幸，可《金瓶梅》时代“少女嫩妇”的孟玉楼，却不愿做举人老爷的正头娘子，宁愿给富商巨贾“作小”。时代精神的变化真大呀!“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有了银子，要命怎的!”──这是人们的普遍心态。西门庆虽然使银撒漫，但当黄三李四送来利钱时，他拿了“黄烘烘的四锭金镯儿心内甚是可爱”，而且还特地“抱到瓶儿房中”，不惜冰着未满周岁的官哥儿，“叫孩子手儿挝弄”。人间的一切，都是“有钱便流，无钱不流”。张竹坡在98回书前批道：“见此辈只知爱钱，全不怕天雷，不怕鬼捉，昧着良心在外胡做。”竹坡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人尚云：“钱是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发光。性当然不是坏东西，尽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嘴。”——这种“金瓶精神”标志的正是价值观念的更新。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无论是“兼济”还是“独善”，都必须“克己”;而西门庆则不同了，他正凭借着对金钱的占有而进行着自我扩张：

　　咱闻那西天佛祖，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褚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他雄心勃勃，非常自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不过这个“自我”，不是永恒的人性，也不是觉醒的潜意识，而是逐步扩展的金钱力量的人格化。金钱的人格化，与人格的金钱化，正是两位一体的东西。

　　如果说西门庆以形而下的形式和不自觉的感性形态赤裸裸地表现自己的力量，那么贾宝玉则是以形而上的形式用比较自觉的理性形态富于诗意地更新着自我价值观念。对于读书做官、显亲扬名的传统人生道路的唾弃，是贾宝玉离经叛道的最高点，也是他区分清浊决定弃取的根本性标准。但是，宝玉毕竟出生得太早，他虽然呼吸到了时代将变的气息，至于这新的时代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还未曾作过认真的思考。他体味到了传统价值观念的不合理，看透了上流社会的传统人生追求的虚伪性：“学而优则仕”培育着雨村式的“国贼禄鬼”，八股制艺不过是“混人诓饭吃”，“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不过是沽名钓誉。特别是对于女性，他更看透了奴性人生规范的残酷性，“三从四德”、“无才便是德”虐杀了多少聪明清俊的女儿，正是它，而不是个别恶人酿成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社会大悲剧。他看到了无论是“上智”还是“下愚”，他们自身都有着一些美好的东西被荼毒或扼杀了。人与人之间应该调整一下彼此的关系使人生的追求能得到更新。他的价值观念首先在大观园女儿国中付诸实践，“太虚幻境”则是他的乌托邦，这就是他的体贴女儿，不摆主子架子，是他那“多情”、“情不情”或“意淫”。而这一些在传统观念看来就成了所谓“似傻如狂”了。应当说宝玉已经开始意识到“自我”了，在一定程度上，他同时也觉得“他人”也应该像“自我”一样，去追求与实现“自我”。——这里已经有了平等意识的萌芽。这正是他与那抹杀“自我”意识存在以等级奴役制度规范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对立的东西。“就便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正说明了这种新的追求的执著性。

　　当然，在《红楼梦》时代，宝玉的追求只能是“太虚幻境”中的空中楼阁，他只能在“自我实现”的形式上去提出并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再过若干年，宝玉的朦胧观念，才在连薛宝琴也未到过的“真真国”以西的地方，以“天赋人权”的完备形态，用血与火去付诸实施。宝玉的贡献在于启示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使人生的价值追求从宗法等级和奴隶主义的禁锢的形式下解放出来使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他的朦胧意识一旦从“太虚幻境”搬到罪孽的尘世中去“贴现”时，那时他就会十分惊讶地看到，西门庆正是体现这一原则最初实现了的“自我”。同样的，像李四、黄三、韩道国、苗青、陈敬济、应伯爵以及潘金莲、庞春梅、王六儿们，他们何尝不也是在按照同一原则去设计与追求自己的价值，可因为他们各自的“自我”条件不同，因而他们的“自我”实现的结果又是多么地大异其趣啊!西门庆的价值在于以最初的形式预示了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得到实现之后的基本形态。

　　伦理观念的变革

　　对于传统文明的王道乐土，金钱真如同洪水猛兽一般，凡是它的势力膨胀的地方，都会出现“礼崩乐坏”、斯文扫地的局面。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君君臣臣、尊尊亲亲，一切都乱了套，一切都要适应新准则去重新组合。吴月娘说的“如今年程，说什么使得使不得!汉子孝服未满，浪着嫁人的才一个儿!”她讽刺的是李瓶儿，结果却打击了一大片，正反映了伦理观念变化的普遍性。《金瓶梅》中清河和临清这两个较为发达的“商业社会”中，情形正是这样。

　　一个向为士大夫所不耻的市井泼皮暴发户，就因为有钱，一下子穿上了五品服色，成了炙手可热的掌刑千户。有意思的是，在他那车水马龙的过从行列中，不只是同僚和乡绅，许多品阶比他高得多的状元进士、抚按监守和太监皇亲也屈尊纡贵纷纷和他拉扯套近乎。实际上他们比应花子强不多少，他们中少数是借重这位太师干儿的权势，大部分不过是为了打一点这位山东大款的秋风。李瓶儿的丧仪是一个煊赫的场面，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秦可卿之丧的声势。可秦可卿毕竟是国公世家的冢孙妇、御前龙禁尉的诰命宜人啊，而李瓶儿算什么东西呢?她不过是商贾再醮之“贱妾”，也竟称起“诰封锦衣西门恭人”来!张竹坡说：“瓶儿，妾也，一路写其奢僭之法，全无月娘，写尽市井之态。”正是如此!不过竹坡说得也不完全对。其实这“无礼”也是“礼”，它是暴发户们经过修正的“礼”。陈敬济同时死了父亲和情人，可是他对家严是那样的轻薄无情，而对其情妇——小丈母娘潘六姐又是那样的真挚痛切，真还有点“爱情至上”的味儿呢!先情妇，后家严;家严是假，情妇是真：这就是这位市井浪子的“孝”与“亲亲”!在《金瓶梅》中，“朋友有义”和“重义轻利”已开始被互相利用、尔虞我诈与见利忘义所代替，应伯爵说得好：“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在西门庆的十兄弟中，西门庆之对花子虚谋财夺妻，应伯爵和吴典恩于西门庆死后之忘恩负义及落井下石，都体现出了人与人间相处的新准则。《金瓶梅》世界中性观念的解放表现得十分突出。封建伦理对于女性特别是对于女子贞操的要求最为典型的表现出了它的残酷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女子不仅永远做奴隶，而且还得“从一而终”，甚至还“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西门庆周围的女性就不是这样，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寡妇再醮与男女苟合，“三从”被修正成了“初嫁由亲，再嫁由身”，西门大官人的如夫人队伍便基本由再嫁寡妇与从良娼妓组成，而他一旦撒手归西，她们也马上如鸟兽散各自另谋出路去了。“少女嫩妇的守什么”，寡妇改嫁在清河县并不为怪。西门庆奸占妇女也以一种“自由贸易”的形式出现：一方支付金钱实物，一方出卖色相贞操，“自由平等”，甲乙双方心甘情愿，卖方甚至得到丈夫的默许或赞同。——这里的“专业户”，开的是夫妻店!西门庆死后，韩道国欲拐财远遁，开始时心犹不安，而王六儿却说：“自古有天理到没饭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也不差甚么!”——西门庆的这位情妇正是伦理观念更新的先行者。

　　正当西门庆凭借着魔鬼的力量不自觉地改变着传统的伦理观念时，贾宝玉却以天使般的善良和真诚自觉地用理性去审视传统道德并开始思考它的合理性了。既然传统道德把女性贬到最低位置，那么宝玉的批判理所当然地要从“男尊女卑”论入手，一部“女清男浊”论也足以补偿那千万红颜悲剧使普天下众女儿扬眉吐气了。从传统女德看宝钗可以算是完人了，可他并不喜欢这位宝姐姐，而甘愿受“小性儿”的林妹妹的“气”。宝黛的恋爱本身就是对诸如“从父”、“无才”等传统女德的批判。尽管宝玉从未就女子贞操问题发表过见解，但从他对茗烟与万儿苟合的态度看，他是不会太胶柱鼓瑟的。宝玉伦理观中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平等观念的萌生。他成日家在女儿队伍中混，甘为小丫头子充役，在奴才面前也“没大没小的”，不大拿主子款儿，在兄弟面前也不摆哥哥架子，他不喜欢别人怕自己，反对繁文缛节，主张本真自然，等等，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另外他抨击过愚忠，对亲子间如何建立较为合理关系，也作过思考，总之宝玉是在用初步人文主义的平等意识来审视和批判以等级和奴役为特征的封建道德。宝玉所追求的是其理想化的形态，而西门庆所体现的是它的现实形态;宝玉的理想，反映了人性进步中一个新的层次，西门庆所表现的则是其具体阶段的特殊本质。

　　神权观念的淡化

　　神权拜物教是封建专制的政权拜物教的哲学前提──它们都是人在一定历史阶段受自己所创造的异化物奴役的表现形式，而“天命观”和“宿命论”则是神权拜物教的基本形态。明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也开始受到了挑战。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时有过一段坦率的自白：

　　你是知道我的，我从来不相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要说行就行。

　　真是无独有偶，她的这段话和上文所引的西门庆的那一段话比起来，那口吻那自信何其相似乃尔!尽管他们二人的身分和教养相距不啻天壤，但他们却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散发着铜臭——他们的无神观念正来自铜臭。西门庆是一个财运亨通的大富豪，随着财富的膨胀他的社会地位也跟着扶摇直上，凭借着金钱的力量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他所要的一切，太师府第和招宣阃帏的门都向他敞开着。他是金钱的化身，金钱是他的外化，金钱的力量就是他自己的力量。──他是生活中的强者。他非常自信!阴司地狱不可怕，极乐天堂不可期;信神，不如信钱;信鬼，不如信自己;彼岸世界太渺茫，尘世享受方是真;贬弃神权拜物教，崇信金钱拜物教——即使有神，也不是那超我之神，而是为我之神，是金钱神圣化的偶象。——这一些，正是新兴暴发户充满自信的表现。

　　除了金钱之外，西门庆还崇拜权力。他不惜重金给蔡京送礼，目的就是以金钱换取权力，再用权力攫取更多的金钱。他虽然也捞了个五品千户，与一般官吏不同的是，他的事业主要是经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经营绸缎生药的“专业户”，而是一个以权牟利的“官商”。作为西门大老爷他又兼任着这些店铺的“董事长”。权力保障着他的流能渠道的畅通，从而便保证着金钱迅速地流进他的钱袋;权力又是他进行超经济掠夺的基本手段，凭着权力他可以大幅度地偷漏关税以降低进货的成本;也是权力，使他可以提前支取盐引以垄断贸易及优先投标收购古董以牟取暴利：权和钱在他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因此当他行将就木之际，他赶紧明智地嘱咐亲属调整产业的规模和结构——他深知一旦没有西门大老爷作为“董事长”，“只怕你们娘儿们顾揽不过来”。西门庆变“非我”的权力为“为我”的权力，使权力有效地为发财致富服务，不光是神权观念崇拜的淡化，还是对传统权力观念的改造。

　　当然，西门庆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也经常做做法事，搞搞占卜及斋僧布道之类，不过他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更谈不上虔诚的信仰。吴神仙冰鉴定终身，众人以为神，他却说“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随心灭，周大人送来，咱不好嚣了他的。”;李瓶儿病危中见鬼，西门一面求神问卜，一面又说：“人死如灰灭，这几年知道他那里去了，此是你病得久了，神虚气弱了，那里有什么邪魔魍魉，家亲外祟!”;他为官哥许过愿，那是为了消灾延寿;他捐金修庙，是为了换得“桂子兰孙，端庄美貌，日后早登科甲，荫子封妻之报”;送走化缘长老之后，他马上变虔诚为玩世不恭，说自己与和尚“鬼混了一会”，所以吴月娘说他“你有要没紧，恁毁僧谤佛的”。他所从事的世俗化的宗教迷信活动，是跨越阴阳两界的交换行为，以尘世支配的价值实体，去赎买彼岸的空灵利益，不过是尘世经营活动的继续和补充。他是一现实主义者，只是在尘世生活中遇到难以弥补的缺憾时，他才回头向彼岸投去一瞥，归根结蒂，他是个相信“泼天富贵”高于一切的人。

　　如果说西门庆在淡化神拜物倾向方面是个自发的实践家，那么贾宝玉则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初步思考与批判的理论家。“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他不惟有毁僧谤道的言论，而且还身体力行之，在终身大事问题上以“木石姻缘”否定“金玉姻缘”，以“人”和“情”向“天”与“命”挑战，由否定“信神”到相信“自我”。宝玉罕言命，不语“怪力乱神”，他虽也祭金钏，诔晴雯，打算给刘姥姥杜撰的抽柴女儿的庙作疏头，但他的祭，不用香烛纸马，唯用异香清茗，不过是寄托思念的形式，一点也不带迷信色彩。宝玉也相信有花神之类，但这些神与传统的神体系不同，她是宝玉的“杜撰”，她属于女儿之神，是宝玉女儿崇拜的延伸。他梦游的“太虚幻境”，则是这种女儿神的体系。这女儿之神不过是宝玉自我观念的幻化和升华，是宝玉自我肯定的一种形式，当然这种形式本身也反映着宝玉自信程度的不足。当他在现实生活中一再碰壁时，他往往到空幻中去寻求逃路，但他终归对尘世不能忘情。

　　雅文市俗化的倾向

　　我们古老的文明源远流长，面对这“高山景行”式的丰碑，无论是粗俗的暴发户还是市井细民，一面对它顶礼膜拜，自惭形秽，一面也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其悄悄地加以改造，使之为我所用。我们古老的龙之帝国，这一过程的进行，既不采取“文艺复兴”的方式，也不采取法兰西式的大破大立的方式，而是采取逐步浸润，使士大夫垄断的典雅文化逐步市俗化的方式。

　　市井浪子出身的西门大郎自然是粗俗少文，他所擅长的无非是双陆象棋、抹牌道字、使枪弄棒、眠花宿柳、“潘、驴、邓、小、闲”，成为千户老爷之后，混迹官场，应酬揖让，跟贾琏一样，“言谈应对，也颇去得”。他慢慢学会了附庸风雅，他不仅兴建园林，摆设古玩，而且在接待状元进士时，他居然能诌出句“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虽然不伦不类，但毕竟能知此典，倒也难为他。——这是市俗向文雅靠拢。但西门庆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的还是使雅文市俗化。

　　西门虽然粗俗少文，但对流行戏曲的鉴赏却颇可称为行家。一部金瓶，除“酒”“色”之外就是看戏听曲，连作者都未想到，他为戏曲史的明代部分提供了比任何学术著作都更为丰富的感性材料。西门庆蓄养歌童，聘教婢妾，经常呼妓唤优，传请戏班，凡是当时流行的，什么“山坡羊”、“锁南枝”、“寄生草”等，从“不上纸笔的胡歌野词”到“蛮声哈喇的海盐腔”，他都能兴致勃勃地听出其中“滋味”。戏剧曲艺正是宋元以来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西门庆的桑梓东平府还是元杂剧的发祥地呢。到了《金瓶梅》时代，一个临清倒有“三十六条烟花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这种艺术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不仅成为市民的精神消费品，而且向雅文化浸润，与雅文化分庭抗礼，局部地取雅文化而代之。

　　与西门庆截然不同，贾宝玉是出身于典范的诗礼世家的贵公子。一个铜臭熏天，何其俗;一个不识银戥子，何其雅。可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这一雅一俗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贾宝玉对待旧文化的态度是偏离经书，唾弃八股，开拓视野，傍学杂收;一面对其内涵进行适当改造，同时换新眼目，向市民文艺汲取营养。

　　《红楼梦》23回大书“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就郑重地告诉我们宝玉在接受通俗文学的洗礼，他从茗烟处得到了“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他一看见便如得了珍宝，比起那令人生厌的“大学中庸”来，这些“真真”好书，他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在大观园之外，他最感兴趣的是“游荡优伶”，与琪官、湘莲们往还，与云儿们喝酒唱曲──直接参与通俗文艺的创作活动。自然，大观园内经常举行的戏曲欣赏活动更给他以充分的陶冶。通俗文艺哺育了他，为他锻造了浸润正统雅文化的武器。

　　自然，作为诗礼世家，包围着贾宝玉的，主要还是雅文化的氛围，宝玉所经常从事的也是雅文化的活动。在洋洋大观、郁郁乎文哉的雅文化中，宝玉接触最多创作最多的是诗词，连他那道学气十足的乃翁也承认他能于此道。然而诗词之于宝玉，既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不为“兴、观、怨、群”，他之吟诗作赋，大率为吟咏性情，用今天的话说即自我表现。他所表现的不是山林闲适之情，而是寄托自己的“多情”，唱女儿的赞歌，表现自己的思索、追求、迷茫与悲苦。他自己的创作是如此，他的评论也是如此。他不遗余力地推崇林妹妹的诗，就因为林诗没有“混仗话”，与他为同调、为知音。利用雅文化的形式，抒写与传统有别的“性情”，这是宝玉使雅文俗化的一种形式。

　　逆向同归相悖互依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贾宝玉和西门庆分别从善恶两极代表了一种向中世纪古代传统冲击的社会力量：逆向同归，相悖互依。这种令人困惑的历史现象应当如何看待呢?

　　明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的市民阶层，正是产生西门庆和贾宝玉这种典型人物的社会基础，而这一新兴社会力量的特点——它的追求与理想，它的自信与热情，它的蓬勃朝气与因袭重负，它的坚强与脆弱，它的善恶两重性等，在西门庆与贾宝玉身上，都得到了相当生动的表现。

　　贾宝玉，他是封建社会内新兴市民阶层的最初的精神代表;而西门庆则是这一阶层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上的新兴阶级往往举着全民的旗帜以社会多数代表的姿态出现在社会舞台上，近代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这样，他们的代表总是一些高瞻远瞩的思想文化巨人或者是具有巨大热情和献身精神的战士，“为资产阶级打下基础的人物是决不受资产阶级局限的”，他们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批判过去，又从人的解放的反思的角度预示未来，他们所设计所呼唤的新的生活方式离地面越是遥远，则这种新的社会蓝图越是富于诗意和魅力，而贾宝玉可以看作是这种人物中最初的最富朦胧色彩的一个。

　　贾宝玉时代，旧的生活方式虽已腐朽，但它在各方面暂时还非常强大;新的生活方式虽已萌芽，但毕竟十分脆弱，它犹如茫茫暗夜中东方天际仅露的一抹微弱的霞光，时代的先觉者，还根本不可能对旧的生活方式作根本性的批判，对新的生活方式更无从作明晰的描绘。曹雪芹所做的工作，只能是对那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进行初步的历史反思，揭示旧的生活方式对于人性的扭曲，同时作为其对比观照，又用朦胧的诗的笔调对新的人生作些理想性的描绘，当时他只能做到这些，即使是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他们所完成的历史使命也大率如此。他们以呼唤人性的方式呼唤着新的生活方式，但当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真的降临到尘世的时候，在狄更斯和巴尔扎克面前所出现的“人”的或“理性的”王国，却变成了金钱的乐园。“太虚幻境”的真正主人，由“警幻仙姑”变成了“西门大官人”，“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库辛、鲁瓦埃一科拉尔、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当作自己的真正解释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然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守护过它的摇蓝。”(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尔扎克等浪子们对于这个他们所失望的社会作了刻露尽相的揭露和义正辞严的批判，而到了萨特、艾略特、卡夫卡和贝凯特时代，那热情和诗意、愤懑和严正，则被迷惘、惶惑和失落感所代替，他们发现先驱们所憧憬所呼唤出的一切都已“变形”，普遍的爱的“情不情”的人际关系已为“他人就是地狱”所代替，实现了“自我”的贾宝玉又重新陷入“百年孤独”之中，过去他还有林妹妹等一、二知音，现在他的知音已成了不可期待的“戈多”，那纤尘不染的美丽的女儿国变成了“荒园”……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窄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的历史悲剧的高度上”，他们高举着“人”的旗帜，呼唤过“人性”的解放，后来则把歌诵变成了对新的扭曲的严厉批判，最后这种批判又为一种表现自我失落的惶惑和悲哀所代替：这就是资产阶级精神代表的普遍历程。

　　西门庆则是和贾宝玉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富商巨贾，他有可能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但决不是他们的先驱，更不能成为他们的精神代表。他虽然一身三任，富商、官僚与流氓恶霸三位一体，可他的基本身份仍是富商，其余二者则是他保障致富的条件，不过“官僚”使他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而“流氓恶霸”则使他带有较多的市井气。他身上很少“天理人欲”的精神桎梏，他只知道不择手段地增殖财富并凭借自己的“泼天富贵”而恣意追求人间的欢乐。金钱，沉甸甸，响当当，闪闪发光，看得见，拿得着，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购买人间的一切，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凭借着经商放债及超经济的掠夺，他迅速膨胀着自己的钱袋，里面装的尽是足色足值的硬通货，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乐观主义者;这一切的获得，既不靠皇恩浩荡，也不靠天恩祖德，靠的是自我奋斗，他是一个不断追求和扩张自我的强者;他凭借对金钱的占有实现自我，用金钱的数量来体现自己的价值，金钱就成了他的价值观念的核心;传统的仁义道德在金钱的魔法面前都变色了、倾斜了、颠倒了，于是由金钱重新规范的新伦理就成了他的伦理观……他既不相信那僵腐的“天理”和“良知”，也无从杜撰什么“女清男浊论”、“天赋人权论”或“自由平等博爱说”什么的，他只知道不停息地追逐财富、占有财富与实现财富。财富是他的化身，他是财富的人格化。他头上虽然没有诗人的桂冠和思辨的光环，但他却可以是未来社会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是那社会的中坚和核心。

　　如同一个人一样，他既不能只有色相而没有灵魂，也不能只有躯壳而没有激情，一种社会形态也不能只有它的实体而没有其精神代表，它的实体是这一社会的具体的赤裸的活生生的体现，可因为其可以一览无余而缺乏吸引人的魅力。把这一社会的生存准则提到一般人性的高度以使其带上诗意和思辨色彩，则是其精神代表的使命，没有它就不能激发人们创造历史的悲剧力量。虽然，前者不像它那样闪耀着美与善的动人光采，但其实体即使作为一种恶与丑的力量强行为自己开拓前进道路时，对于旧传统的摧枯拉朽的宏伟声势往往比后者来得更为壮观和富于成效。历史经常演奏这种美与丑的二重奏，善与恶的协奏曲，这就形成了一种逆向同归、相悖互依的二律背反现象。——从这一角度比较一下《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主人公，或许就不那么令人困惑了吧。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