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向干部讲话,曾经告诫,干部子女应该好好学习,奋发有为,不要学“八旗子弟”,游手好闲,沉沦下去。周恩来同志关于“莫学八旗子弟”的名言,素为许许多多的人所熟知和折服。
“八旗子弟”是什么?上了年纪的人很多都知道,但是年轻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清兵入关以前,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清太祖)把满洲军队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后来因为人数一天天增加(以满人为主,也包括少量蒙、汉、朝鲜、俄罗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扩充为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别,是除了原来的正黄,正红,正白,正蓝之外,再加上镶黄、镶红,镶白、镶蓝。这些旗的编制,是合军政、民政于一体的。满洲的贵、贱、军、民,都编了进去,受旗制的约束。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又增编了“蒙古旗”和“汉军旗”。三类军旗各有八旗,实际上共为二十四旗。原来的本部,由于区别上的需要就专称“满洲旗”了。
清兵入关的时候,这些“旗下人”或者说“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骑善射,勇于征战的。入关以后,他们大抵受到了世代的优待。和皇室血缘亲近,地位崇隆的,当了王公大臣,什么亲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之类;地位小的,当什么参领、佐领;最小最小的,也当一名旗兵。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特别是满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大抵是满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随清宗室到处征战的汉人,即归附已久的“旧人”置身其间。清代的制度,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凭祖宗的福荫,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但是家族蕃衍,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 “佐领”,但实际上已经并不带兵,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但是已经不会骑马。更甚的,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每家每户的“月钱”不可能累进,“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额有限,也不可能随便入营。加上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大吃空额,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这样,世代递嬗,不少 “旗下人”就穷困下来。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个别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旗下人” 大抵是游手好闲的。
先代的 “光荣” ,祖辈的 “福荫”,特殊的身份,闲逸的生活(靠领月钱过日子),使得许多 “旗下人”都非常会享乐,十分怕劳动。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的法门。到了家道日渐中落,越来越发入不敷出的时候,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机灵的口舌,就干上巧取豪夺,诓诓骗骗的事儿了。他们大抵爱赊买东西,明明口袋里有钱,偏要赊,已经寅吃卯粮了,还是要再赊。当时好些人对他们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广州曾经是“旗下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至今市区还留下“八旗二马路” 这么一个名称。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 早年有个“旗下人”到茶馆喝茶,当堂倌取来冲茶用的盖盅,还没有冲水的时候,他就把一只小鸟放在盅里,加上盖子。当堂倌揭开盖子的时候,小鸟呼的一声飞走了。于是这旗人就撕开颜面,缠着堂倌索取赔偿,狠狠敲了一笔之后,才扬长而去。直到今天,广州的茶馆里,服务员为茶客泡好茶,如果茶客饮后不自己揭开盖子的话,服务员是不会主动来冲水的。传说这种习惯就和这个故事有关。姑不论这是真是假,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也可见当年“八旗子弟”给人印象的一斑了。
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到的 “八旗子弟”,应该说是一个特定名称,它指的不是清兵入关前后,策马弯弓,英勇善战的旗籍青年; 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曾经有过旗籍的青年。它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爱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
这自然也不是指的具有旗籍的一切人物。“旗人”之中,也有出类拔萃、十分不同凡响的。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现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红旗人。他们“旗下人”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们以后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八旗子弟”,只是指的没落沉沦的那一部分。因此,在这里,这个词儿应该当做一个特定的名词来看待才好。
老舍先生因为是满族的旗人(不象曹雪芹那样是原属汉族而祖先进了满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对于满族旗人,对于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红旗下》那篇自传体的文章中,曾对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绘声绘色、入木三分的揭露。这里我想引他两段话,以窥见不少旗人所以沦落以及他们当时生活方式的一斑:
……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姊的公公来说吧,他的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注:一种小鸟)。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是,他们老爷儿俩都有聪明、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有点糊涂的梦。
这类的人物去当什么 “参领” “佐领” 以至什么名义上更大的官儿,自然没有办法不把事情弄糟。当年帝国主义军舰开到中国沿海耀武扬威,初次见到那些艨艟时,扬言 “此妖术也,当以乌鸡白狗血破之” 的,不就是官阶虽然比他们大得多,但无知和胡混的程度,和此辈也在伯仲之间的八旗王爷将军一类的人物么!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 “八旗兵” 的颟顸腐败,也不能不说是其中原因之一。后来的 “八旗兵” 已经变得腐朽透顶,在战场上常常一触即溃,和清军初入关时那种秣马厉兵、能征惯战的景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搁起这支老队伍,另行去编练新军。而编练新军,又没法阻止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前来参加,起义新军终于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军的洪流之一。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见到,一个人凭血统关系,而不是凭赁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躺在祖先的 “福荫”之下,享受特权,闲逸度生,是终究非衰颓腐败下去不可的。这样的事情,该是顺治、康熙始料所不及的吧! 早期的八旗将领,过的可以说是相当艰苦的生活。今天我们如果到沈阳的故宫参观,还可以从那里的建筑,想见早年八旗主帅戎马倥偬生活的一斑。沈阳故宫的金銮殿下的广场上,两旁分列着八座小殿宇似的建筑,那是八旗主帅进见努尔哈赤,入朝议事时的驻宿之地。那些房屋并不大,大概只相当于每天十块钱的现代旅馆房间的大小,那就是早期“主帅”们的生活标准了,较之后期的王侯公卿的生活水平来,也是相去很远的。
凭血统关系,凭祖宗“福荫”过骄奢闲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渐腐朽,终至于烂得不成样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独“八旗子弟”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这样的事例。这真是“前面乌龟爬泥路,后面乌龟照样爬”,“前车虽覆,后车不鉴”了。在清代之前,明代原本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活剧。明初朱元璋分封各个王子为各地的王,这些王的儿子,嫡长的就继承王位,世袭不已。其他的王子王女,也各有封赠。由于人数越来越多,一代代传下去,封号和食禄就依级递减,例如“镇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下就是什么“奉恩将军”之类。这些“将军”大抵也是不会带兵,不会骑马射箭,锦衣玉食,优哉游哉的家伙。有人统计过,明代开国时的几十个帝王子弟,到了明末,繁衍出来的人数已经数以万计,这些人躺在祖先荣誉、血统关系的账本上,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大抵都成了营营扰扰的庸碌之辈。明朝的覆亡,和这么一大群人都直接间接向农民进行各种各样的需索,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不胜其苦,也是很有关系的。辛亥革命以后,明清式的世袭王公大臣没有了。但是许多地主人家,他们的儿女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地过着另一种“世袭”的老爷少爷、奶奶小姐式的生活,在血统关系的账本上度不劳而获的日子?而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谁知道究竟曾经孳生了多少的浪荡子弟、花花公子、赌徒和鸦片烟鬼?
从这方面看起来,西方的资产阶级,不简单地把大量的财产很快付托给儿女,在给他们以相当的教育之后,就鼓励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来获取酬报。例如小孩补篱笆、种树之后才给予一定的奖励,成人参与某种工作之后才按月领薪,并不给予特殊照顾之类,这是有他们比较深远的用心的。最少在这些方面,资产阶级,比较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致力于让自己的儿孙一直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闲适生活,显得稍有见地一些。虽然在希望骑到人民头上,“独邀天恩”“百世其昌”等方面,他们骨子里是一模一样的。
在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里,照理说,干部子弟不会也不应该变成 “八旗子弟” 式的人物,然而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一回事,各家各户的具体环境、具体教育又是一回事。在我们社会里,尽管有大量干部子弟成长得很好,不自命特殊,不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也不依靠先辈遗传下来的 “染色体”过非份生活,因而,能真正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溺爱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女千依百顺,处处让他们得到非份享受,教育他们自命高人一等,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来给他们玩耍; 他们干了坏事,就百般包庇,肆意纵容,走后门,企图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致把儿女变成了新型的 “高衙内” 、“鲁斋郎” (按: 这都是历史故事里着名的白鼻公子),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呢? 有的! 作为司令公子的 “杭州二熊” ,后来一个被枪决,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就是着名的事例。这样的事情决不是“绝无仅有” 的,而是有那么一小撮,因而也就时有所闻了。某市一位副市长的儿子,某县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因杀人伤人而被处以极刑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等而次之,没有受到极刑,但已锒铛入狱,或者路人侧目的,那就数量更多,可以说有那么一小批了。周恩来同志的告诫: “莫学八旗子弟”,在我们这个封建气习还严重存在的国家,看来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那些特权人物、特权分子是错估了我们的形势和现实了,因此不必等待“五世而斩”,立刻受到 “现眼报”了。
其实,不仅要教育孩子不可变成“八旗子弟”,对于某些大人来说(按: 请注意这个些字的准确性),毋宁说自己就必须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八旗子弟”,因为人是会变的。一个人从好变坏,从勤劳变懒惰,从高尚变卑劣,并不是稀奇的事。一个人从革命者变成了老爷和蛀虫,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事例是常见的。自命特殊,高人一等,自以为置身于法律之上,吃喝玩乐,逍遥度日,以至于利欲熏心,巧取豪夺,肆意横行,违法乱纪,因而落得个众人摇头、身败名裂的事,难道就很罕见吗?不!这也是不时听到的。
这样看来,“莫学八旗子弟”的告诫,对象的范围,比“子女教育问题”,是还要广大一些的吧。
写到这儿,《哀八旗子弟》这篇杂文,是可以结束了。最后,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诗人杜牧的两句长期应验在某些人身上的话作为结语: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981年底于广州
(1982年第1期《昆仑》)
赏析 这是一篇比较长的杂文,但读起来并不觉长,因为文章所谈的是个重大问题,又资料详实,理趣交融,确实是秦牧的一篇力作。
关于较长的杂文,唐弢曾说过一段话: “我开始写作时,写短文多一些,鲁迅曾劝我:你在写短文之外,也可写些较长的杂文。写长的杂文,说理可以说得透,是思想斗争的好武器。如鲁迅的《写在深夜里》,《我要骗人》,都较长,都写得好。”这段话,关于杂文长短的问题讲得很清楚了。杂文也是有层次的,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报刊,不同的读者对象,其篇幅可长可短,不能强求一律。
秦牧这篇杂文的主题,是说在掌握了政权以后如何避免腐化的问题。无疑的,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所以多用点文字是值得的。对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作者掌握了大量历史资料,作了精心的研究,从八旗子弟的产生,到以后的演变,以及它的结局,做了系统的论述。接着上溯到明代的朱元璋,下延至民国的浪荡子弟,最后转到现实社会,既谈到西方的资产阶级,又谈到东方的无产阶级,真是上下越千年,东西超万里。用这样大量的材料,总结了由兴旺发达走向腐败衰亡的教训。而且指出,这不仅是个“子女教育问题”,而且对于某些“大人”也是必须警惕的。文章结构严谨,文字精炼,有理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完成这样一个较大的主题,没有一定的篇幅是不行的。
关于杂文的长短问题,秦牧曾在1985年1月1日《杂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杂文都应该姓“短”吗? 》其中说: “杂文再分起类来,可以有时论性杂文、学术性杂文、科学漫谈、读书笔记等等杂文,它们很多可以控制在一千字左右,但也有非一两千字、三几千字不能曲折尽意的。有时,引述一个典故,或者连续几个故事,藉以阐发幽微也未尝不可(这常常可以增强杂文的形象性)。但是这样一来,字数就难免多一些了。”他还打比喻说: “不能用 ‘千字文’这对鞋子,给所有的 ‘杂文先生’ 、‘杂文女士’ 穿,事实上,他们的身材既非一律,鞋码也就必然有所不同。”这就是秦牧的杂文长短观。如能把他的理论表述和写作实践对照起来加以研究,将会得到更多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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