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先生的笔底下,如果说阿Q是中国特有的农民型,那末,阿金便应该说是在半殖民地中国洋场中的西崽相了。
阿Q虽然十足的表现出中国人的劣根性,然而,他一方面受着赵太爷等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着假洋鬼子的新兴买办力量的白眼和欺侮,到底还值得人同情些;而阿金,她对外国主子则卑躬奴颜,对中国人则假借洋势,骄气凌人,这样,就叫人只觉到她是多么无耻,可鄙,丝毫不值得可怜了!
有人说在广大的中国社会中,到处都看见阿Q身影,其实,只要外国势力一到的地方,阿金又何尝少呢。这类的人,自然不一定个个当娘姨,不一定被外国主子叫惯了“阿妈”的,才有这种贱骨头; 大约受着洋主子豢养惯了的,受着洋主子赏赉有加的,奴性一发,便会受宠若惊,甘心的帮忙,帮闲,帮腿,帮嘴,甚至于帮拳头,又哪一个不是露尽了阿金的嘴脸呢。
论起阿金的家系来,知道底细的谁也会晓得她是和阿Q有着血缘的,也许是阿Q的下几代的信女孙女之辈; 然而,因为她已经卖身投靠倚傍在洋势力膝下,便似乎没有那样土头土脑了,可是她那不中不西,半洋半华的四不象样儿,别人正以为是多么冲人的,而她自己却以为一登洋门而身价十倍哩。
自从有了阿金之后,中国就愈加不安了,你看她站在洋主子的门台(其实还是在中国地面)上那股子耀武扬威的劲儿,别人也跟着 “阿金,阿金” 的大声的叫着,这影响真也不小啦。象鲁迅先生所谓: “她的主人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 你想还能使人受得起耐得住吗? 而且声音门是隔不住的,有时她的脚步难免不从她主人的后门踹到 别人的前门,哪怕真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就是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何况如今的年头儿,会也不是好开的,电报也不容易打,可能还有邮电检查哩!
可是,你别看她会在中国人面前发着那样大的威势,然而,一见她的洋主子,却又变了另一种的姿态。她专会摇头摆尾,张口老爷闭口大人的,还加上一些 “好啊,好啊” 的喊彩赞颂,和死拉着衣角讨食吃的乞怜态。而她的主子,自然就会赏鉴她那种哈叭相,主人一高兴,还许会喊两 声乖乖,多赏赐一点半点哩; 有时,也许轻轻地叱骂几句,那也是和御赐黄马褂一样无上的恩宠的。你别以为她那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架儿,煞有介事呱哩呱哩的乱叫,骤然听起来象说的是中国话,但仔细去听,不但全是洋腔,而且总又不外乎那一套是——“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啊。(可是,又不一定专指上海,如今只要她在的地方,就会变成洋场的。)
她骂人的看家本领是“你这老×没有人要! ”这是她的自诩,正如商店之“张记”,“王记”,标明是有所属的,有主子有老板的; 同时,别人没人要,未必是说别人也和她一样的头顶上插过草标,可倒反证出自己是早已卖出去了的。不过,奴才的心理常常和普通人不同,普通人羞于当奴才,而奴才却乐于当奴才,还怕当奴才挨不到号; 好容易当上奴才又怕当不稳。所以,无时不耽着心事,怕主子不牵着她的狗套走,这样,又一天到晚,徬徨忧虑,寝食不安了。
“阿金相是极平凡的。”这里所谓 “平凡”,也正如奴才之与奴隶一样,是在耳目口鼻等器官上找不出什么不同来。然而,奴隶到底是奴隶,而奴才总归是奴才:奴隶苦眉皱脸,可是他心里总有不甘做奴隶的想头,总期望自己的锁链会被挣断。奴才可就无论如何抹不掉那种胁肩谄笑的卑劣相,也许还把镣铐看作金银的装饰品吧。所以如果要想从阿金身上找出她的特点来,只看她趾高气扬还不够,骨子里的媚态,总是骗不了人的。
有人说:中国人要彻底的扫除阿Q性,阿Q性固然是中国人心理上的病源;但鲁迅先生早已指出如阿金者,就不只中国某种女性——替外国人作“阿妈”的——的好标本,因为做“阿妈”也不过替洋主子打打零差而已,大而甚焉几千万倍的仗着洋势欺侮中国人的更多显明的事例;而且,她们因为吃洋饭的关系,连血液都洋化了,这劣根性又哪里会根除呢。
就今天的现实意义来讲,我以为研究“阿金” 比研究“阿Q”更有价值得多哩。
(1948年10月19日香港《华商报》)
赏析 鲁迅曾以他的如椽之笔,勾画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生世相,而阿Q相、西崽相无疑是他一生中掘发鞭挞尤为持久用力的两类社会心理典型。写于1935年的杂文《阿金》则是揭露西崽相的代表作品之一,这一点在本文开篇便鲜明而中肯地指出了。
在作者看来,这阿金相或曰西崽相的核心,便是一个“奴”字,奴颜、奴性、奴才心理。阿Q和阿金共同表现出“中国人的劣根性”,不同的是阿Q终究更多受到封建势力和假洋鬼子的压迫,因而还值得人同情些,而阿金则不同,就血缘讲她该是阿Q的后代,但随着洋主子的侵入,骨子里分明殖入了一副奴性。她假借洋势,在中国人面前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但一遇着洋主子,便卑躬奴颜,胁肩谄笑,一脸叭儿相,虽是镣铐加身,却全然不以为耻,反以卖得出去而沾沾自喜,并借以骄人,十足奴才心理。
阿金辈的出现,不惟有损民族尊严,更其有害的是她的无忌惮的吵嚷和故意寻衅滋事,搅得“中国就愈加不安了”。而且随着中国殖民地化的加深,阿金辈们的影响和危害也便愈益扩大,这就是为鲁迅也为作者深刻指出的,阿金已不是中国某种女性的标本,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因此,作者大声疾呼,同彻底铲除中国人心理上的阿Q性一样,彻底扫除阿金辈的“劣根性”,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也是相隔十余年后,作者选择阿金这一形象作为研究批判对象的现实依据和文化意义所在。
任何时候对文章意义的阐发和解释,都绝不会是简单的同义重复,而是熔铸进阐释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理解。文章名曰《鲁迅笔底下的“阿金”形象》,但更是作者心目中的阿金形象。在鲁迅那里,阿金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而存在的,有社会性,也有生物性,是西嵬,也是充满情欲的女性。而在作者那里,阿金主要是一个思辨对象,一种精神样相。作者舍弃和删殳了阿金的许多形象的东西,把她抽象化、符号化了,突出了她作为一个奴才型典型的文化心理蕴涵,这种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它表现了40年代末期,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者及中国反动统治集团的切齿痛恨。80年代读者心目中的阿金也许会是另一番样子,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作者笔下的阿金的意义,如前面所说的,任何理解都是历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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