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沈先生说: “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它,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司太的不抵抗主义相象,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早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象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 “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 白洋布做的 “深衣” ,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 “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 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 “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的走进来,向我说: “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 ”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 “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 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 “这话说得不错呀! 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 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 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 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 “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剧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 “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 “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 因为人所居者为 ‘显界’ ,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 ‘幽界’ 。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 “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切。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 “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象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还要象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 以下,“右仰通知” 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 “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象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 或者竟带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 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 “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时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 “欢迎! 欢迎! 欢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觉! ”
半农发明这个“作揖主义”,玄同绝对的赞成; 以后见了他们诸公,也要实行这个主义。因为照此办法,在我们一方面,可以把宝贵的气力和时间不浪费于无益的争辩,专门来提倡除旧布新的主义; 在他们诸公一方面,少听几句逆耳之言,庶几宁神静虑,克享遐龄,可以受褒扬条例第9款的优待: 这实在是两利的办法。至于到了“万一的万一”那一天,他们诸公自称为新文明的先觉,是一定的; 我们开会欢迎新文明的先觉,是对于老前辈应尽的敬礼,那更是应该的。
玄同附记
(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
赏析 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刘半农属于杂文开创期的名家之一。他的杂文侃侃而谈,突梯滑稽,亲切易懂,言谈微中,有鲜明的风格。
《作揖主义》揭露形形色色复古派、守旧派的险恶用心,指出对他们实行“作揖主义”的危害,是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杂文。
新文化运动初期,先进的人们着文抨击旧道德、旧文化,或正面剖析,或旁敲侧击,或声讨,或讽刺。《作揖主义》别出心裁,通篇用反语,在貌似恭敬的揶揄中,表现出蔑视和否定的态度。
“不抵抗主义”,作者自然反对,却故意为之辩解: “不抵抗”可以节省精力,“以消极为积极”,并顺带提出“作揖主义”以为补充和发展,举例申述“作揖主义”的妙用:设若前清遗老要请“宣统爷正位”、孔教会会长极言“提倡孔教”、落魄京官讲“内功”企望“成仙”、守旧文人排斥“外国戏”、玄学鬼论证“幽界”存在、“王敬轩”力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均以“作揖主义”对待之,拱手默认,如此“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正面文章从反面作,对“作揖主义”是揶揄,对形形色色复古派、守旧派是嘲弄,一箭双雕,读后令人破颜一笑。
“作揖主义”贻害后人。对于这一点文章依然是从反面着笔。循“作揖主义”思路演绎下去,则清末“官”与“革命党”之间,似应互不相扰;当时鼓吹启蒙思想的人们“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一切顺乎复古、守旧人们的心愿,庶几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天下太平。但这结果是“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主张革新的人们“只得象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作揖主义”咎由自取,活该如此。一笑之后,方领悟了杂文的真正含蕴。反语运用得当,可以使文章增加一种特别的韵味;突梯滑稽只是字面,内里却隐含着严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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