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淘洗也够可怕,已经很久没人提起的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金星英雄》,前不久却又重新提起,是因为《莫斯科新闻》 载文批判 了 它(见1月9 日 《人民 日报》)。说它 “为了追求符合 ‘时代精神’ 和讨好当时决定文学命运的权贵而粉饰战后苏联农村生活的现实” 。

　　讨好权贵者大有甜头: 它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这奖金还不只是多少卢布,伴随而来的还必有荣誉头衔,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等等,颇具吸引力。艳羡者还不少,不必苛责巴巴耶夫斯基的。

　　《金星英雄》获奖,是很自然的。第一,这是一种精致的、“艺术” 的广告,它告诉国内外舆论: 这里有一个地上的天国,在这里,“光明普照大地” (作者另一部小说名); 第二,这是“生活的教科书” ,如同《莫斯科新闻》说的,它“根据 ‘时代精神’ 教育读者,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争取实现广告式的光明未来”: 应该象复员军人塔图林诺夫那样奋不顾身为建设新农村而斗争,应该无限信赖、无限爱戴、无限崇拜、无限服从英明的区委书记康德拉索耶夫(更不用说职位高过区委书记的了)。如果人们都接受了这本教科书的良好教育,都忘我劳动,都心悦诚服地拥护区委书记的领导,那局面将何等的美妙呵! 授奖者将何等的开心呵!

　　无奈读者的选择和授奖者的选择标准很不相同。读者很快就厌弃了它。以为它所反映的并不是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

　　说到写生活中不存在的东西,我忽然想起了《 镜花缘》,其中也写了不少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事物。唐敖到了君子国,在闹市上,看人做买卖。顾客总说货物定价太低,要求卖方提价; 而卖货者反说自己“适才妄讨大价”,“其中颇有虚头”,争执不休。这样的事,不但小说所假托的唐朝没有过,作者生活的清朝没有过,就是我辈读者生活的今天也是决不会有的。生活中所有的,正好是与此相反的现象。

　　都是写生活中没有的东西,两本书的命运却不一样。李汝珍有一颗诚实的心,他以讽刺的笔反写生活的真实,也就是批评生活中一些虚伪的、可笑的现象。读者能够接受他的书。《镜花缘》流传160年了,还将继续流传下去。而巴巴耶夫斯基却是投权贵之所好,存心把假的说成真的,把无的说成有的。除了讨好之心是真诚的之外,他怕不再有别的真诚了吧。《金星英雄》出版才40年,就已经被人们淡忘。只有作为粉饰现实的代表作,它或者还将在苏联文学史上有一席地位吧。

　　说到《镜花缘》,我忽发奇想:如果读者用的是阅读《镜花缘》的态度和方法,这本《金星英雄》或者也有一读的价值吧?

　　(1988年8月号《文汇月刊》)

　　赏析 30年代初,陈子展与鲁迅曾分别写过题为《正面文章反看法》与《推背图》的杂文,对某些虚假的社会现象和宣传,教人以“正面文章反看法”。朱正的《<金星英雄>与<镜花缘>》,同样深含着这样的思想旨趣。所不同的是,陈子展与鲁迅所抨击的,是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社会现象和欺骗宣传,朱正指向的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问题。时代不同,社会不一,但有一点却是一样的:昏瞆的“权贵”们大都喜欢歌功颂德,愿望将无说成有,将黑说成白,将错说成对,……以便愚弄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十年动乱的中国,这种现象难道不更是司空见惯的吗?它常常会象不散的阴魂一样,缠结在新时代的肌体上。因此,这类文字的反复出现,决不是故弄玄虚、可有可无的,“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鲁迅《推背图》)。朱正也是这样,我相信,作品是发自作者肺腑的,应当成为惊唤人们醒悟的暮鼓晨钟。

　　本文写得委婉含蓄,曲折有致。它没有用直言说教的方式,而是欲擒故纵,欲抑先扬,正反开阖,从而达到劝喻的目的。作品第一层,干脆顺着《金星英雄》的获奖说开去,历数了它的种种“好处”。这是纵,是扬。第二层,陡然转笔,“无奈读者的选择和授奖者的选择标准很不相同。读者很快就厌弃了它。以为它所反映的并不是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这就一语破的,揭示出问题的核心和实质。这是擒,是抑。接着,作品以古喻今,从内容和境遇都截然相反的《镜花缘》中,引发种种联想: 既有劝喻作者以“真诚”态度对待广大读者(而非少数权贵)的生动旨趣,更有启示读者应以同样的“正面文章反看法”去领会《金星英雄》的苦心孤诣。一石三投,激起层层波澜。刘熙载云: “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用之长篇,比如黄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即短至绝句,亦未尝无尺水兴波之法” ( 《艺概·诗概》)。本文艺术上最突出的,正是这种“尺水兴波”的意蕴,它于一正一反、反意正出的开阖变幻和抑扬顿挫中,酿就一种跌宕起伏的美,纡徐往复的美,从而使读者“得于心而会以意”,在交织着怨愤、兴叹、新奇等种种感情的体验中,去寻味哲理,领略到隽永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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