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读后感(一)
从去年还是前年，在图书馆偶遇白先勇的书，惊讶于他文字的火候——看似平淡却能有看电影的感觉。可能是他写剧本和改编戏剧的功力，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都非常鲜活。这部《台北人》有十四个中短篇，看的时候犹如进入一个台北六七十年代的照相馆，里面不仅有相片，还有场景、温度、湿度，而人物的酸楚、痛苦、挣扎也历历在目。
《永远的尹雪艳》讲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时隔半个世纪，看李敖上节目，说形容顶级的美女最恰当的词也是这个词。她一出来，旁边的都成了背景。尹雪艳也是这样的女子——“尹雪艳着实迷人。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尹雪艳从来不爱擦胭抹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尹雪艳也不爱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净扮的了不得……”她来台北建立自己的尹公馆，维系着上海百乐门的标准，而且她待人接物有春风化雨的本事——鸿儒白丁都要来。尹雪艳的故事也充满曲折，但不要紧——她会把那些挫折抛在身后，继续往前。这也是绝代风华所必要的气度。
《一把青》讲述一个伤痛愈合的故事，朱青在第一任飞行员恋人坠机之后，死去活来——然而十几年后，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她已经很平淡地看过去了。即使曾经把爱情当做一切而又失去的人，岁月也能照看好ta。
《岁除》和《冬夜》勾画了三个有“理想”的失意中年男子。一个在新年夜的醉酒豪言。他牛饮着，挥舞着，倒下了。但有人情味的是一圈老战友对他的体谅和关怀。一个想要抓住最后的腾达机会，一个虽然腾达却失去了理想，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的对话，更是人生百般滋味叹着品。
《金大班的醉后一夜》是本书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金大班曾经叱咤风云，而在二十年后，也要赶紧嫁人了。在离开夜总会的前夜却遇到了一些故事——精心栽培的小妹栽在了爱情的幻想中，搞大了肚子——不像自己二十年前狠心断绝，她拿一枚钻石戒指给小妹去生养。虽然骂得很凶，但金大班却让小妹不要受自己一样的伤，失去对爱情的希望。小说终止在她遇到一位和当年自己坠入爱情时很像的年轻男子跳舞的画面，她痛苦过，迷茫过，潇洒过，而现在就让这一切在一支舞中飘散吧。
《思旧赋》《梁父吟》《秋思》《国葬》刻画了四个怀旧的人，有的已迟暮，但对过去的缅怀和执着令人敬佩或唏嘘;有的不得不停下脚步，接受岁月的凋零。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孤恋花》《花桥荣记》《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讲了四个被岁月摧残的可怜人。读到他们的故事，会叹息或者哽咽——不好多说，因为每个故事背后都是鲜活的面容，你看到这些文字，那些人就会浮现。
《游园惊梦》是最长的一篇，而将钱夫人的人生和戏交织在一起的一段最为精彩。如果说语言的终点是音乐，而戏剧则是这终点站的辉煌建筑。这段的妙处在于，把钱夫人在戏曲和人生中的醉生梦死描写得入木三分，你以为在看一部小说，但却是在看一台戏;而当你觉得这是一台戏的时候，这却是在描写真实的人生。在这六页的戏曲描写中，钱夫人的戏与人生已经没有了边界。
这本小说看完之后，回味久久。我觉得不仅是这些精彩绝伦的描写，把台湾六七十年代的众生相刻画得十分生动，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他并没有要宣传什么正能量，也没有要拉人入地狱闲逛的黑暗——充分尊重每个人物的人生，却能在看到失望时的不悲叹，在绝望时也能留有的一丝从容。这份气度正是文章的魅力所在。
台北人读后感(二)
白先勇，一个出身国民党高级将领家庭的现代派作家，在特殊的历史时代，辗转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美国之间，以他特殊的视角和特别敏感和执着，审视着最根本依赖的人性，审视着最热爱的传统文化。而在审视的过程中，白先勇的心情是复杂和沉重的，因为他看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衰亡。他想努力挽留，于是他通过他的创作，在作品中对逝去前的美好和逝去后的衰微作对比，给读者留下一个强烈的反差，让读者自己从内心萌发一种对美的渴望和追求，从而达到“不衰亡”的目的。于是白先勇这个“敏感的伤心人”写了一部《台北人》的短篇小说集。
1965年4月，登上文坛已8年的台湾现代派作家白先勇在台北的《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与以往风格截然不同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一炮而红。从此之后，又引出了其他13篇短篇小说，并合订为《台北人》一书。书名之所以定为“台北人”，是因为在此集中，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是1949年那一场巨大的历史变动后，毫无心理准备仓皇渡海，困居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家眷以及随潮东渡的人们。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产物，他们虽然是生活的失意者，却是文学界的“幸运儿”，因为他们有资格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有人说《台北人》很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正如白先勇先生自己说的那样：“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物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所表现的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的‘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所以，在白先勇的《台北人》中，我们也能感
受到作者一种痛，一种对正在逝去的美的哀叹，一种对“已经不再，已经不能再从头”的哀悼。
白先勇也说过：“美到极致便难免衰微”，所以他要为“逝去的美照像”。正是出于这种情结，于是他完成了《台北人》的创作。即表现了一种逝去的人的美。人的美，除了主人公外表美的丧失，更重要的是指人性深处那份可贵的情感的沦丧。而《台北人》集子里主要是通过对各类知识分子的追求理想和信念的不再，以及纯真女孩转变为风尘女子的堕落这两个角度来诠释。除此之外，文章里又表现了一种逐渐衰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这种美是通过作者以海外华人这个特殊的身份和角度出发，抓住《台北人》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刻意描写，感受作者心里那种见不得它衰微，极力试图挽留的心情。“爱之深则痛之切”，正因为作者对人性中闪耀光辉部分的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他才能用如此炙热的情感，去表达一种近乎切肤的痛苦。
我们都知道，“台北人”是一群特殊的人，在军事冲突和政治冲突中处于僵持对峙的时期，文化冲突却由于这些特殊的文化主体的心理失衡而被激发。这是作品中的人物，包括作者本人，都有一种情绪化了的文化心理体现：狭窄的生存空间、尴尬的国际地位、咫尺天涯的故土亲人，这些都成了他们的心理困境。而帮他们走出精神饥荒的，只有他们血肉相连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山水风土所孕育的文化情结。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心里，是民族的象征和根结。于是，那批流离在外的“台北人”有着更敏感更执着的文化意识，和比大陆的中国人更自觉更强烈更根深柢固的文化情感。所以他们更容易察觉到文化的衰弱和流逝，于是也更痛苦和焦虑。他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唯一联系民族情结的文化传统衰亡，于是以白先勇为代表的海外华人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把握住渐衰亡的文化。白先勇选择了写小说，想在小说里提醒人们这种传统文化日趋衰微的现状而引起警戒。也想通过在小说中再现那些传统文化的氛围，再度勾起人们对那些美的热爱和执着。白先勇写下的《台北人》，也正体现了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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