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国的读后感(一)
近两年，都有幸在年初与不可多得的好书邂逅，今年读到的好书是RonaldHarryCoase的《变革中国》。Coase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理论的核心是交易成本与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变革中国》一书围绕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详细追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和其中的来龙去脉。
而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撰写、完成于2008至2012年期间，Coase教授出生于1910年，本书完成时，他已是地地道道的“百年身”。仍能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待课题研究，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予以充分的同情、尊重和探索精神，令人无法不钦佩得五体投地。
本书回顾的历史上溯到中国建国后的毛爷爷时代，除却对于历史的分析、回顾和总结，我自本书中总结了以下四点我相当认可、或我认为有价值的内容：
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没有任何市场经济可以在制度真空中运作，非市场因素，包括政府、法律、社会形态以及道德准则等等，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是“社会事实”;分析经济模式，离不开对社会与对社会事实的研究;离开了社会，社会事实无处藏身，遑论市场经济。
对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肯定：不跟随所谓的“中国模式”理论(即全能政府主导的模式);而是提出：“中国奇迹”的背后原因是双向的，上层主动开启中国经济改革，但市场的庞大活力却在之后出发了难以阻挡的“边缘革命”，这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以此回应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市场化”成份质疑的观点，并肯定中国市场化转型对于全球市场经济的贡献和价值。
对于中国人民与传统文化的尊重：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全人类的潜在价值——中国如要得到世界的认同，需对自身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自知与自省，发掘那些具备普世性的价值，与西方文明进行对话与交互，在开放中发展，获得更深远的生命力，如此才能既保留自身传统，又贡献于世界的多元化。
然而本书也指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曰法治缺失，二曰国有资本垄断，三曰自由思想缺失。其中自由思想是我要说的第四点：
自由思想：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一样，思想市场也是一个生产要素市场。在思想市场里，知识能得到开拓、分享、积累和应用。企业运行、产品开发与创新，都依赖于一个思想市场的运作。思想市场也直接的影响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发展，正是思想市场塑造了消费者的需求，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最终决定了商品市场的性质及其运作效率。当今社会，民主还是非民主，吸引了当今政治辩论的大部分注意力，但开放的思想市场才是政治体制运行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封建统治政治机制下，极为开放的思想市场，造就了彼时的盛世，如唐朝。而现今中国，在大学教育垄断、功利化的制度安排下，自由思想作为生产要素极为重要的一极，缺失极为严重。
本书后记中写到，当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羽翼丰满之时，两者便能相互支持、相辅相成，人类的幸福和创造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会携手行进在坚实的大道上。
变革中国的读后感(二)
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是什么力量推动改变，主导改变，而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是怎么样起步的呢，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破土改革是怎么样引导经济从一个封闭的、计划的社会迈向市场化的呢?尽管知道大部分的过程是曲折，不为大部分人所知，而直到我阅读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才对这30多年的惊天巨变有了些许感慨与体会。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展现给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改革过程中的“双轨结构”。
所谓“双规结构”是中国经济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这一点与我们看到了历史书本里面没有说到的。在这本书里一共提到了4次“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偷偷试行的原因太多了，同时也取得许多发展，并且这些偷偷摸着石头过河的举动最终也得到了肯定，为改革开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就停留于表层，因为尽管有许多的成形的活动，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恐怕也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这本书中的历史经验考察也表明，改革并不是一个上层突然施加就能成功的活动，而是有一定的延续性，毕竟中国地域辽阔，存在着太多的无知。而接下来的试点推广，渐进改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可是将地方实践慢慢推广，也并非易事。
要知道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不是一触而就的。于是这就更好理解了陈邓两大思想派别的思想争执给了改革一个缓冲时期，正是这样的缓冲时期正真给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基础。可以说，在中国那个时代的“双规结构”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但是同时不可否认上级领导人的认真斟酌。一面是人民群众的渴望摆脱贫穷，一面是中国必需坚持发展，于是就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国领导人迈出了许多重大意义而踏实的步子。
接下来是对“地方竞争”的分析得到的体会。
对“地方竞争”进行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科斯和王宁想说的中式资本主义的“双轨结构”，尽管作者们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地方竞争”这一概念经张五常的传播而广为人知，大意是说地方政府就好比是税收承包公司，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交了中央的之后所得的更多份额可以留给地方，这就促成了地方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所以各地都有追求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而一份好看的GDP或也有助于地方行政长官的升迁。尽管很难说经济绩效决定了所有官员的升迁，因为这还同样取决于中国传统中深嵌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共产党长期累积的但并不透明的干部培养制度，但地方经济差的官员被提升的机会将大大减少。这样一来，不同地方之间就展开了竞争，从整体上来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这在改革初期实际上起到的重大作用不仅仅只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为当时未知的社会提供了更多地机会。这个竞争在我们今天开来视乎是一个开始，因为在缺乏市场的时代里，大概绝大部分人还不能意识到竞争的重要性。
最后，也是收获最大的一点，思想决定一切。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的堡垒经历了一系列的创新与改革。从固守在毛泽东思想下的绝对社会主义体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体系以及之后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思想的变革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变革。不可否认，在毛泽东经济时代下，共产党人的内心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但是精神上却十分满足，无一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于是借助了苏联的发展模式，自己搞起了经济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待当时，这种借鉴其实只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然而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加致命的是严重地侵蚀着社会反思自己错误的过程，于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不能被发现，经济不能高速发展的现实没有被发现，甚至连最初坚持的实事求是都忘记了。这样的格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打破。
在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开始后，改革序幕自此拉开。但是要知道，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洗礼，在被如此僵固思想统治下的共产党员，要怎样去面对自己过去崇拜了那么就的思想竟然是错误的呢?这个时候邓小平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化解疑惑，为正真大刀破斧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曲折的道路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理念而变得平坦。党内以及社会的舆论还在进行着，改革的阻力重重，到处有人被抓，到处有人被质疑，在这个阶段“走资”还是存在，“走资”还是在被打倒。但是毋庸置疑这个时候的中国只要給一丝的希望，就会为着生活而无比努力的奋斗着。而我们的伟大领导人却在这样的时刻始终站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持对外发展的原则，逐渐以一种纠正、一种缓和的呼声不断的将一项又一项改革推进，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而在现在看来，处于改革开放发展瓶颈的中国，决策者也必须意识到之所以目前的决策质量低下，与思想市场发育不足、竞争不充分有很大的关系。而思想市场之所以匮乏，又恰是因为对思想进行了严格管制所致。经济增长依赖资本、禀赋要素例如土地等、还有劳动力。而在资本和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拓展，却能够带动经济的新增长。尤其是其中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是熊彼特器重的“创新”的源泉。创新要被激发出来，要形成持续不断的创新，源头必须有活水，而思想恰是这源头活水。尽管GDP高速发展着，经济没有因为全球的金融危机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是经济被后的危机以及我们的产业转型问题等等问题。我们的思想应该创新，我们的改革还得继续。
时代在发展，我们都在憧憬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憧憬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变革中国的读后感(三)
科斯与王宁所著的变革中国一书，浅显宏观地阐述了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的?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经济发展有两个推动力量，其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其二是边缘力量。即使连邓公也承认，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没想到。
中国农村的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悄悄变革。早在小岗村实现联产承包之前的几年，全国各地均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小岗村最出名罢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就等于承认人民公社的失败，承认集体主义的失败。只要我们承认人性是自私的，我们就不得不看到，产权明晰才是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随后在八十年代涌现出的乡镇企业，则大大出乎管理者的意料。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议，让这些乡镇企业的所有者，往往不得不戴上“红帽子”，假装自己是集体企业，以获得政治上的认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问题，导致一批事实上的出资者在争议中血本无归，甚至锒铛入狱。
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则要复杂得多。国企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一批国企，利用垄断地位开始牟取暴利，形成后来的利益集团。比如，电信、金融、电力、烟草、名酒……这些国企沿续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专卖。早在接近两千年前，汉代著名经济学家桑弘羊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付诸实施。武帝穷兵黩武，国家财政吃紧。怎么办?桑老师指出，可以搞一搞盐铁专卖。于是乎，中国最早的一批垄断型国企就此出现了。盐铁关乎百姓生活，在当时都是必须品。对此课以重税，可以达到一种目的：既要拔羊的毛，又可以控制在羊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最不痛的课税方式——或者说这是间接税而不像土地税那样是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因为直接向农民征收税赋容易引发农民反抗危及帝国安全。桑老师这一招的阴险程度有多深有多招人恨，看看他的下场就知道了。武帝崩而弘羊刑，他因为经济改革丢掉了性命。桑老师的牺牲，并没有换取后来人的警醒。他天才的制度设计，被后人广泛应用。比如今天，你无论到哪家电信公司办业务，总会得到一大堆格式合同，明知是火坑你也得跳，因为你没有民营公司可选。加油就到两桶油，油贵油贱定价权必不在你，你也没有议价权，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民营加油站也得从两桶油进货。你上哪家银行存钱，人家也不会给你高利息——因为有银行业协会管着呐，你不存放家里?一分钱利息没有，还容易让老鼠咬喽。电价从来没涨过是好事吧?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当年修三峡电站时，许给人民的是——每度电8分钱呐。茅台牛吧，2000块一瓶子，成本不过40块，溢价2000%!凭啥?把私人的酒锅子国有化，真好意思。拔羊毛，还要用最不痛的方式。高，实在是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羊群，就有什么样的头羊，也就有什么样的狼群。
国企改革的另一面，则是大批职工下岗。此前，国企的探索经历了几个阶段：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国有资产的流失非常惊人。如科斯所言，国企管理者将盗卖国有资产视为天然的权利，而普通职工对此无力阻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纸上目标。事实上，太多的国企改革是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完成的。工农业、城乡间的剪刀差(农民粮食不能自主定价)，是农民向市民和城市输送利益，农民因此成为社会塔基，成为社会保障最薄弱的一环，成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国企改革，下岗职工的斑斑血泪，又岂是罄南山之竹可以书写的吗?
没有一次经济改革是可以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先进和技术、人才、管理、思想。伟大的农民有样学样，干几年工人就可以自己出来当老板，民营经济就是这样活泼泼地发展起来的。当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赖以骄傲的，是一个数字。如果剖析数字背后，我们可能就乐观不起来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弱点昭然若揭。当19世纪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时，他们不仅发明了大量新产品，还创立了新的行业。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自于创新与生产力两方面的遥遥领先。
1851年，伦敦，水晶宫，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英国产品以其力量、耐用性、质量，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领先，无论是钢铁、机械还是纺织品。20世纪则见证了美国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波音，IBM，可口可乐，宝洁，以及近年来的惠普、苹果、英特尔、摩托罗拉和微软，并且这个名单一直在增长。当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他们拥有索尼，富士，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佳能，东芝，松下，胜利和夏普这样的知名企业。韩国经济总量达到中国的六分之一(只有4800万人)，也拥有三星，LG，现代，起亚和大宇这样的全球知名企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企业，例如联想、华为，青岛啤酒，海尔和吉利，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中国在《财富》500强中排名前十的企业分别是：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工行、中国移动、中国人寿保险、中行、建行、中国南方电网和中国电信。这些企业，集中在能源与服务行业，受政策保护，没有开放全球竞争。中国的生产型企业在全球具备竞争力，但大部分企业仅仅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苦苦挣扎。由于创新乏力和缺乏独一无二的产品，许多中国企业依赖订单化生产——从海外市场接受订单、贴上外国商标后销售。因此，我们的生产被称为“没有产品的生产”。
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企业，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坦然直面国际市场竞争。同样在改革年代，中国的大学与自由和竞争却渐行渐远。中国的大学和整个教育体系依旧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在这里，中国市场化改革最严重的缺陷暴露无遗。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2009年，钱学森临终前提出了一个清醒异常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事实上，教育改革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自由市场。中国的教授实行计件报酬，收入由职称和发表论文决定，变成了“发文机器”。而将学术动机与物质利益合二为一，是扼杀科学工作者创造力与原创性的有力工具。如果你知道无处不在的政府干预，就不难理解中国大学的平庸表现。在任何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财富都是那些拥有着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直接导致了科技创新乏力，这早已成为中国制造行业致命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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