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八·二十一]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禹吾无间然矣。”

　　[八·一]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十八·一]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十八·八]　逸民： 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五·二十三]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十八·十一]　周有八士： 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十四·十五]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十四·十六]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三·二十二]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十四·十七]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五·十六]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十四·九]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五·二十五]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五·十七]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五·十八]　子曰：“藏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五·十九]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 ‘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之;——焉得仁?”

　　[五·二十]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五·二十一]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五·十五]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六·十五]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十四·十一]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十四·十四]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十四·十八]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十四·十九]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十五·十四]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十六·十二]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十八·九]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十九·十八]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 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五·二十四]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鉴赏〕　在《论语》中，孔子应各方面的要求，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同时代许多人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他们一一作了评价，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他们的为人，看到孔子对他们的态度，而且也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

　　在所有的历史人物中孔子最推崇的是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他曾经用最崇敬的词语赞颂尧： 作为君主的尧，真伟大啊!多么崇高啊!宇宙之中只有天最大，而世上只有尧才能比得上天。他的恩德太广大了，人民都不知道怎样来赞扬他。他太崇高了!他创立的典章制度多么灿烂光辉啊!(见《泰伯》)孔子为什么如此热情洋溢地颂扬尧?因为他是古代文化的代表者，还由于他不搞家天下，把天子之位禅让给舜。由于同样的原因，孔子歌颂舜、大禹，因为他们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德政以和平的手段取得天下，所以他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他还肯定舜实行无为而治，称赞大禹平时的饮食、穿衣都非常简单，他的宫室十分低矮，却极其努力治水。孔子一再表示，对于大禹他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见《泰伯》)。孔子赞扬商汤任用贤人，说“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对于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孔子也都分别给予很高的评价。孔子把以上几个历史人物当作古代文化的杰出代表和儒家价值观念的创立者和模范的实行者，把他们视为中华传统的最宝贵的部分。这一思想后来演变为儒家的道统观念，他总结的先王之道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早概括。

　　孔子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总是根据仁义的标准来评议各种人物，臧否态度非常鲜明。对于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和有道德的人，他总是给予赞许，对于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即使是宰相、国君，也给予无情的鞭挞。春秋时代卓越的政治家子产(约前580—前522)在郑国执政22年，鼓励人民批评国政，听取他们的意见改革政治和法律，限制土地兼并，使郑国国力大盛。因此孔子对他特别敬重，多次赞扬他，说他是“惠人”，即总是给恩惠于人民的政治家。孔子曾经具体地指出子产有四个优秀的政治品质： 行为庄重，恭敬地事奉君主，给人民以实利，役使百姓合乎公义。与之相反，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厚赋重刑，因此孔子对他加以辛辣的讽刺： 说他有马四千，但到死的时候，老百姓竟然找不到有什么美德可以称赞。

　　最值得注意、也最为有趣的是孔子对管仲的态度。管仲(?—前645)是春秋时代的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他名夷吾，少贫，素与鲍叔牙友善。后事公子纠，在公子纠被其兄桓公杀死之后，经由鲍叔牙推荐，又做了齐桓公的相，桓公尊称其为“仲父”。他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力主通货积财，富国强兵，选拔人才，使齐国力大振。进而，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使齐国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孔子对他有批评也有赞扬。孔子指出了管仲的三大缺点： 小器、不俭、不知礼。

　　孔子为什么说管仲“小器”呢?刘向说：“桓公用管仲则小也，故至于霸而不能王，故孔子曰： ‘小哉，管仲之器。’盖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新序·杂事》)此可备一说。朱熹之说更准确，更近孔子之意：“‘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四书集注》)

　　孔子不许管仲以俭，首先因为他有“三归”。“归”的一种解释是楼台，府邸，管仲有三处府邸可以回。《韩非子·外储说》曰：“管仲父出，朱盖青衣，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加以三归。孔子曰： ‘良大夫也，其侈偪上。”管仲之出行居家，所享待遇已经达到诸侯的规格。而且，又因为管仲家臣众多，祭祀活动中分工明确而不交叉兼任，如同国君使用三卿大夫，大讲排场，浪费人力。怎么可能称得上节俭呢!

　　管仲在自己的官邸门口立了一道屏墙，按照古制，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可以设帘，而士只能挂帷。而且，管仲还在正堂前的两柱之间砌起一个专门用于放置空爵的平台。这些都是天子与诸侯才可以拥有的庙饰，已远远超出了大夫阶层可以享用的规定。孔子认为这表明管仲不遵循礼。

　　然而当孔子的弟子纷纷指责管仲的时候，孔子又站出来为之辩解，肯定他的不朽功勋。子路提出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节，管仲不死。这不是不仁吗?而孔子却指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在孔子看来，管仲能够协助齐桓公率领诸侯，尊王攘夷，使无数生灵避免受伤害与屠杀，这岂不正符合仁义正道的要求嘛!如果听任晋、楚、宋、郑等诸侯国继续厮杀下去，还会招致外族入侵，中华文化就可能遭致毁灭，这是多么可怕的危险!所以当子贡抱怨管仲不忠的时候，孔子进一步指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就是说以天下安危为重怎能像平民百姓那样只注重小节呢?评判那些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是不可以拿普通人的小信作为标尺的，而应该主要依据他们的历史贡献，看他们有没有改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看他们有没有促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

　　据《管子·大匡》记，召忽死前，管仲曾与他发生过争执。召忽说：“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是吾义也。”而管仲却辩道：“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他们两人一个以个人名节为重，一个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他们的思想境界有天渊之别。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生死安危与成败得失应与民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了。并且，历史理性一定超越于道德感伤。徒有伦理同情与道义谴责，往往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满怀忠的志意，而没有任何实际的本领，事到临头，一死了之，于国无补，于家无益。只有符合潮流方向的行为选择，才是最高的仁、最大的道。这是孔子对管仲的赞扬给予人们的启示。

　　同一本《论语》对同一个管仲的评价，《八佾》中斥之“不知礼”，《宪问》中却连声称其仁，孔子的态度为什么前后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袁枚在《小仓山房集》中解释说是齐《论语》与鲁《论语》这两个版本的区别所致，这只能算作一家之言。实际上，在孔子的心目中，仁高于礼与忠，礼与忠源于仁。只要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上完全符合仁心，是可以越出礼和忠的藩篱的。对于管仲，许之以仁，折射出孔子历史与道德观念并不空洞、绝无迂腐的一面。孔子的仁不是僵死的道德准则，而是国家、人民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同义词。他把君主个人同国家本身区分开来，不主张为不能代表国家利益的君主个人死节，因此他反对愚忠。孔子不是根据儒家的门户之见以宗派主义的眼光评价历史人物，而是看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是否作出过贡献，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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