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一)

　　早前对林毅夫教授“中国还能高速发展二十年”、“中国经济需靠投资驱动而非消费”的观点有所耳闻，昨晚有幸到建南大礼堂听他亲自讲述，发觉他真实的见解并没有网络上流传的那般突兀。在此简单予以归纳，并加上自己的观点，欢迎批评补充。

　　昨晚的讲座是围绕上面所说的第一个观点展开的，应该说“中国还能高速发展二十年”的说法有些太过精简，让读者不禁产生中国经济在现行轨道、现有约束条件下就能持续高速发展二十年的错觉，而他实际上的观点是“中国具备继续高速发展二十年的潜力”，论据很简单：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度量仅是美国的21%，生产水平上十分落后，后发优势明显，这个观点我想对中国未来再悲观的学者也不会反对，美国领跑世界经济近百年仍在增长，总不能说连小康都没奔上的中国已经气数全尽，连发展的潜力都没了。在这里也可以发现，林教授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的观点讲的是仅从目前发展水平考量，比及其他任何约束条件的“有没有潜力高速增长”，而非其他许多学者讨论的在现有约束下“会不会高速增长”，而这讨论的问题根本不同，但在论点快速流传的过程中，“有没有潜力”和“会不会”一律被简单的“能不能”取代，造成客体完全不同的两个观点被拉到一起火拼起来。

　　中国有没有潜力容易说通，但大家更关心的事将现实因素综合在内，中国的潜力会不会被有效地激发出来，很可惜，林毅夫教授从头至尾都没有落到这一层面，作为一个与政府高层关系密切的经济学者，未能从政府信号或动向考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变动的可能，以及这对发挥中国潜力的影响，或者他心知肚明却避而不谈，我只能说真的很可惜。

　　除了“中国经济具备继续发展二十年”这一中心论点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支持论点，林毅夫教授的个人立场在这里有鲜明的体现。

　　在讲座的引言部分，林毅夫教授提到了工业革命带来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他对当时欧洲的另一重大变革绝口不提：资本主义革命，新的制度让旧制度下受压抑的生产力得以释放，应运而来的法制与民主让工业化进程步上稳定的轨道，如此关键的一环被林教授完全略过。不仅如此，整场讲座林教授对“资本主义”四个字讳莫如深，非讲不可时就用“非社会主义”笼统代替，这说法一出口，相信在场包括我在内的听众都觉出一丝怪异。

　　接下来说明中国经济有潜力的部分，林教授采用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经济起飞阶段的数据作为辅证，但一如既往地，他忽略了出人均收入数字之外其他现实因素，这难免使得他的论证略显单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四个经济体的基本地理条件和中国相去甚远，基本上不属一类。尤其是新加坡，如果硬要选一个弹丸之地作为中国经济的参照，香港似乎更胜一筹。至于另外三个国家/地区，均在经济起飞初期获得美国的强劲助推，这与中国的情况又完全不同;其次，在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他们的经济都比较平稳快速地完成转型，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凤毛麟角，对中国来讲绝非易事;再次，林教授一贯忽略的，它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刀阔斧地改造上层结构，建成亚洲、乃至世界第一流的民主社会和法治社会，这为经济成长保驾护航的作用不言而喻，从这点上看，中国着实还任重道远，不可轻易乐观。基于此，尽管数字凿凿，但作为辅证其功不大。

　　在谈到中国未来一节，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像西方国家一样完善的市场机制，改变计划指令遗留下来的资源配置扭曲(行政垄断、政府补贴等)，解决官员普遍的寻租腐化，他同时指出为保持国家稳定，计划扭曲不宜骤然取消，要根据国情与时俱进，但消除扭曲的步伐该迈多大，作为参照的国情又有哪些指标可供参考，林毅夫教授并未给出答案，但以他对双轨制的再三强调来看，他认可的改进步伐应较我个人偏爱的一些经济学者的观点为小。

　　话外一提，近期有正对民营快递加费、广药与加多宝之争、腾讯微信被迫收费风波都清楚地显示国企+政府指令干预市场正常运行的阴影挥之不去，民营资本力量无法充分调动，所以要真的做到深入市场化改革并不仅事关扩大市场准入，更重要的是调整政府在市场经济内的职能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讲座的靠后部分，林教授引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建设目标位中国未来勾画了一幅美好蓝图，虽然那些目标现在还远未实现，将来也未必会实现，邻座的伙计说要达成2020年人均收入对2010年翻一番这种事只能靠统计局大显神通了，但它确实听着心潮澎湃。澎湃归澎湃，就好比五年规划，这种东西是计划体制的遗留，应该摒弃的。如果计划的目标在不做计划时也能达到，那定计划就没有意义。反之，如果计划目标原本达不到，那就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各级部门虚报数字，一头猪够吃一年的神话中国人也不是没见过，就是在赶英超美的美好蓝图下出来的，结果如何大家都有数，明鉴未远;另一种可能就是以计划目标为准，用行政力量强行扭曲市场和社会，让人力和资本异常运作，这将比胡夸海吹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创痛，中国人对此应该是有切身感受的。就像揠苗助长，哪怕每次的目标都只比社会所能高出一点点，伊始能有高速成长的效果，但日积月累，整株苗是要黄掉的。

　　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如总价亚洲经验时提到的“时候能成功的方法往往与事前的主流意见不同”(和刘老师的“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很像)，驳进口替代理论时说的“要看自己有什么而不是别人有什么，发展比较优势”的观点都值得反复思考，其后隐含的很可能是超越经济学范畴的更普遍规律。我一向认为一场讲座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观点能让你点头称是，而在能激发听众即场和离开之后多少思考，并能创造出新的东西整合进听者既有的知识结构之中。若是能有几句看似无关宏旨，但确经个人生命砥砺的“独家心得”，更是再好不过。由此观之，林毅夫昨晚的讲座都足以令人受益匪浅。

　　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二)

　　《解读中国经济》是林毅夫世界银行卸任归来带回的三本着作之一。

　　全书的主脉络是纵横双向解码中国经济，还原给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鲜活画卷。纵向看中国经济的沉浮，从19世纪前的辉煌到近现代的衰落，再到如今的兴起，在历史长河中辨析演变的原因、存在的问题、机遇与挑战;横向按城乡或部门剖析，由于推行重工业化战略，造成了城乡分割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由来与改革按照两条线索讲述：一条线是农村的改革，关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探讨改革后相关的问题如粮食安全、农业劳动力转移，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另一条线则聚焦城市改革问题，分析了1978年前后城市改革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城市改革的难点和出路。然后分专门章节回顾国企改革、金融体系改革;最后讨论了时下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新农村建设、公平与效率等，并总结反思了经济学界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各种看法。

　　了解经济学理论的人，大多都有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如此合适，可面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失灵”了呢?林毅夫说：“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他提出应修正经济学隐含的假设——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不能假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而是在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具体考虑变量，这样，经济解释就会迥然不同。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景象，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相应地，与企业的自生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技术结构，如果一个国家的目标被领袖或精英定位为短时间建立与发达国家比较优势一样的产业，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市场中将无法生存，如果要强行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就必须靠强大的有形之手，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而导致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断涌现。结果必然是揠苗助长、欲速则不达。

　　《解读中国经济》对许多中国经济问题做了完整的叙述，澄清了很多模糊边界。例如，为什么19世纪之前，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独步天下，而现代则落后欧美，即着名的“李约瑟之谜”，林毅夫给出了视角新颖的解答。中国的衰落，可在科举制上找到根由，而民族复兴的感情又源自儒家文化，“中国的科举取士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由此形成的激励机制不利于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等‘奇技淫巧’的学习，因此，中国也就无法自发地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迅速由领先变为落后。”

　　分析问题时，林毅夫也给出了多种解释及争论。例如对1959-1961年的农业大灾害，目前有三种解释：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民公社规模太大而导致激励下降。林毅夫在分析了三种解释的逻辑合理性之后，用经验检验的方式，对比一个有趣的现象：从1953年到1958年，从个体变为集体，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从1978年到1984年，从集体又恢复到个体，农业生产率依然提高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现象与农业危机相联系，他提出了新的解释。书中对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渐进式改革、东亚奇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诸多问题的探讨，令人读罢掩卷，有豁然开朗之感。

　　虽然是对中国经济的解读，但本书内容并不局限于星星点点的经济问题，而是全方位、逻辑连贯地解读中国发展问题，因此也是了解历史的极好素材。对合作化运动、城乡户籍隔绝制度、地区粮食自给自足等等，书中都有细致准确的呈现，甚至对于中学生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它都是一本很好的补充教材和课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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