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内容最广博、卷帙最庞大的一部类书,也是15世纪以前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明解缙、姚广孝等奉敕编。永乐元年(1403)七月,以“靖难之役”夺得皇位的明成祖,为了炫耀文治,藉以笼络人心,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决定编一部新的类书,命令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负责总纂。成祖指示:“尝观《韵府》(《韵府群玉》)、《回溪》(《回溪史韵》)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全书告成。赐名《文献大成》。既而认为所辑资料,尚多未备,复命太子少保姚广孝与解缙续行监修,并召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分别担任编辑、校订、绘图、圈点等工作,凡2169人,开馆于文渊阁,当时有人以“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来形容修《永乐大典》时人才荟萃的盛况。编写的基本文献来源于文渊阁的宋元两朝藏书和派人到各地采购的图书。至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定稿。姚广孝撰写了《永乐大典表》进呈。成祖审阅后,甚为满意,并亲自撰写了序言,赞扬《大典》“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于是向全国各地征集了一大批各色善书人,开始清钞。这些人员中,有不少是技艺高超,擅长篆、隶、楷、草的书法家和工于绘画的艺术家。永乐六年(1408)冬正式完成,分装成11095册,藏入南京文渊阁东阁。因卷帙过多,工费浩繁,未能刊印。明永乐十八年(1421)成祖迁都北京后,移存在文楼(清代改称宏义阁)。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世宗命重录正副二本(一说仅录一副本。重录二本之说依据《四库全书总目》),高珙、张居正等校理之,书手108人,至隆庆六年(1567)完成。将原本送还南京,正本存文渊阁,副本存皇史宬。万历二十二年(1594)南京祭酒陆可教请分颁巡方御史校刊,未及施行。明祚既倾,存于南京的原本和皇史宬的副本均毁于兵火,只存嘉靖年间所抄的正本一份,清初移存于翰林院。由于长期无人过问,逐渐散失。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大典》仅存9677册,已残缺千余册,合2422卷。咸丰以来,原书流散情况异常严重,多被盗运到海外。光绪元年(1875)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大典》已不到5000册;至二十年(1894)六月,翁同和曾入翰林院检查,竟只存800册了;而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存放《永乐大典》的翰林院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未毁者几乎全被劫走,运往英、美、德、法、俄、日等国,作为古董贩卖,或入私家庋藏,或入博物馆当作点缀品陈列。至民国初年,仅存64册。如此巨大的文化典籍宝藏,几乎损失殆尽,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政府分3次赠还中国嘉靖钞本《永乐大典》64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赠还3册,国内藏书家损献27册,连同北京图书馆等处保存的仿钞本、传钞本、摄影本、显微胶卷、旧影印本等共得730卷(另说720卷,714卷)。文化主管部门决定予以整理重印,自1959年9月至1960年12月,由中华书局缩版影印完成,分装为202册,20函,另附原书卷2435—卷2437乌字韵仿制本1册;1984年中华书局又将20多年新收集的65卷连同以前影印的730卷及目录60卷,一并缩印出版,约当存世之书(800卷左右)的98%强,是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最为齐全的影印本,但也只占原书总卷数的3.3%。台湾省亦出《永乐大典》影印本742卷[中华书局影印的730卷加配台湾和西柏林所藏的12卷(中华书局续印本已收)];日本亦影印过天理图书馆所藏的16卷《永乐大典》。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明江西吉水人。洪武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尝草疏万言指斥时政,帝称其才,改御史。后罢官8年,建文时再出仕。永乐初,任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很受成祖重视。永乐五年以“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永乐八年入京奏试,适成祖不在京师,谒太子而还,乃以“无人臣礼”罪下狱,后在狱中被杀。著有《文毅集》、《春雨杂述》等。姚广孝(1335—1418),明苏州长洲(今江苏吴县)人。14岁出家为僧,名道衍,字斯道。洪武中从燕王朱棣到北平(今北京),为心腹谋士。惠帝削藩,他劝燕王起兵,并为策划军事。朱棣即位,复姓,赐名广孝,授太子少师。曾参与纂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等工作。卒谥恭靖,赐荣国公。
《永乐大典》22937卷 其中包括凡例和目录60卷,(《明实录》作22211卷,《明史·艺文志》作22900卷。)订成11095册,(一说11090册。)总字数约3.7亿。
《永乐大典》的编辑体例与一般类书分类辑录不同,它是按韵部属字排列资料的。这也是出于明成祖的指示:“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永乐大典》摹仿元朝阴幼遇《韵府群玉》和钱讽《回溪史韵》这两部书的体例,依照明代《洪武正韵》的韵目,按韵分列单字。在每一单字之下,都先注《洪武正韵》的音义,次录各韵书、字书的反切与解说,又用唐颜真卿《韵海镜原》的方式,用大字并列这个字的篆、隶、楷、草各体。文中除类目的标题外,引文皆用小字双行注出。注解中的书名、作者名及断句圈声之小圆圈,全用红字写出,极为醒目。如卷02259:
瑚 《洪武正韵》:洪孤切。瑚琏,宗庙器。《礼记》:“殷之六瑚。”《左传》作胡。又珊瑚,生海底。”许慎《说文》:“瑚,从玉胡声,户吴切。……(后接“瑚”的篆、隶、楷、草四体写法)
然后为“总叙”,即在每一个重要事项下面都有一个历史的概括的总论,考究其源流沿革,这使《永乐大典》完全具备了百科全书应有的条件,一些生僻之字则没有这一项。如卷02254“壶”字:
[总叙]陆佃《埤雅》:“似匏而圆曰壶。壶,圆器也,故谓之壶,又曰壶卢。……壶性善浮,要(即“腰”)之可以涉水,南人谓之要舟。……”《汉书》:“东朔曰:壶者,所以盛也。”许慎《说文》:“壶,昆吾。圆器也。注:昆吾纣臣,作瓦器。”《博古图》:“礼器之设壶居一焉。……”
“总叙”之后即分类汇辑和这一单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诗文词曲等各项记载。尤为可贵的是,字下所列经、史、子、集等重要典籍,都是据原书整部、整篇或整段的以书名或篇目为标题载入字目之下,又把集部中的诗词和散文,按照事目分编,也载入字目之下。一些有图可稽的名物随字目后用白描的手法绘出其图。再如卷02254“壶”字的“总叙”之后即列“贯耳弓壶”、“喝姬壶”、“召中丁父壶”、“百兽圆壶”、“贯耳壶”、“玉壶”、“少女提壶”、“碧玉壶”、“提壶”等数百种与“壶”字有关的名物、人事、奇闻异见、诗文词曲等。每一标题之下用双行小字注其经、史、子、集中的各种记载。如:
贯耳弓壶(有插图) 《博古图》:“其制高一尺一寸八分,深一尺五分。……”
玉壶 唐·李白诗《玉壶吟》:“烈士系玉壶,壮士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
少女提壶 扬雄《太玄经》:“地玄居首次,七老父擐车,少女提壶利考家。……”
《永乐大典》与以前历代修纂的各种类书相比较,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1、在编纂方法上。我国古代类书的编纂方法有分类的,有按韵相编,也有以数目字来编纂的。一般官修书以分类编纂为多,这有许多不便。同一条目或被折散,或重复出现;而不熟悉分类部目的,又难以查找。而《永乐大典》采取按韵与分类两者相结合的“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纂方法,就避免了这些缺点。明成祖称赞这种编辑方法是“揭其纲而目毕张,振其始而末具举。”查索者只要“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无所隐”。
2、《永乐大典》收辑各类典籍之宏富,也是其他类书无可比拟的。唐《艺文类聚》收书1431种,宋《太平御览》收书1690种,而《永乐大典》收书达七、八千种之多,等于以前大型类书的五、六倍。在收辑典籍的内容上,它一反过去类书偏重儒家经典、史传文集的传统做法,收辑的典籍极为广博,上自唐虞、下至明初的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皆搜罗在内。并着重编入很多有关医学、农业和手工业的科学书籍。大量收入民间所通行的戏文杂剧和平话小说一类当时为正统封建学术思想所排斥的古典文学书籍,当然这与主纂人的收书宗旨有关,也是成祖笼络知识分子并夸耀文治的手段,也是《永乐大典》长于《四库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永乐大典》卷13965-13991收入戏文33种,卷20737-卷20757收入杂剧90多种,还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和《种艺必用》等农学书,而《四库全书》辑佚时均一概不辑。且《永乐大典》尤为可贵的一点是,字下所引各项材料,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比清代《四库全书》在纂修时任意将古籍窜改删削,更大有上下床之别了。这使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借以保存流传。正如明成祖在他的《永乐大典》御制序文中曾说过的:“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云云,确非夸大之辞。
3、《永乐大典》在装帧上也别具一格。全书采用上等白宣纸,印有朱丝栏,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钞成双行,行28字,用极为端正的楷书抄写,墨色黝黑,微发古香。对于名物器什、山川地形等皆绘有图形。所绘之图,全用白描手法,形态逼真,精丽工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佳品。凡征引书名和圈点,全用朱笔,相当醒目。版心亦为朱色,上鱼尾内标有“永乐大典卷××”,下鱼尾内记每卷页码。每册高营造尺1尺5寸6分,宽9寸3分。书面硬裱,用粗黄布连脑包过,显得格外庄重朴实。每册外封左上有一长方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其下用双行小字注明卷几至卷几。右上角有一小方格,题该册所属韵目,又低一字再注明这一册又是该韵目之第几册。这样“考索之便”,真如“探囊取物”了。
《永乐大典》不仅是我国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就其书籍本身,也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学科的文献资料。其主要作用在于辑佚和校勘古籍。但对该书的利用,是清代才开始的。最早利用该书的是李绂和全祖望。虽其力量单孤,但仍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唐说斋文钞》等10种久已失传的书籍,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清高宗乾隆中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乾隆三十八年(1772)设《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先后参加39人,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亦参加。至1780年,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其中价值比较大的有: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林宝著的查考唐人世系及生平传记的《元和姓谱》、薛居正著的后来列入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李焘著的著名的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陈振孙著的著名目录学著作《直斋书录解题》、研究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史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得以保存。175种集部书籍主要为宋元人诗文集,成就斐然。嘉庆间修《全唐文》和道光时重修一统志,也利用过《大典》。翰林院的一些对古代文化典籍有兴趣的人,也做过辑佚工作,其中以徐松最有成就,辑出的有《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150卷。此外,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尚有《宋元两镇志》、《九国志》、《奉天录》等,也都是重要的史料。今人编辑《全宋词》、《全金元词》,有不少采自《永乐大典》,像苏轼、陆游、陈亮、文天祥、谢翱、汪元量等虽有诗文存世,但仍有不少可据残存本补充。
《永乐大典》毁于帝国主义侵略者,文献损失的巨大是无法弥补的。但就在这残存的805卷中,其文学、史学、医学、农业等诸方面的价值仍是很大的。如“三未”韵的“戏”字内的《小孙屠》、《张协状元》和《宦门子弟错立身》这三种戏文,可供研究戏曲、小说之参考;如“七皆”韵的“台”字内的有关元代御史台的几种记载,可供研究官制之参考;如“二十九尤”韵的“油”字内,罗列中国古代各种油质及其制法、用途的说明,可供研究经济、技术之参考;如“九真”韵的“尊”字内集录“尊”字的各种字形和“尊”的许多图式,可供研究钟鼎彝器之参考;如“六模”韵的“湖”字内“西湖”一项,采摘十几部书对西湖的叙述,可供研究地理、方志、古迹者参考;医药方面,采录多种医方书籍,可供中医学者进一步研究。此外像农业、园艺等方面,其中都有材料可以发掘利用。
但《永乐大典》也有缺点,清人就曾因其“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指摘它说:“割裂庞杂,漫无条理,或以一字一句分韵;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或录一书,以书名分韵。与卷首、凡例多不相应,殊乖编纂之体。”(《四库全书总目》)如《窃愤录》本应隶于“窃”,竟错隶于“录”;而《灌顶经》则又误隶于“顶”,因而使全文割裂,首尾不相连贯。兼之深藏宫禁,得见者稀,故其影响不如清代所刊类书之巨。
《永乐大典》征引的书籍,都是根据明代南京文渊阁所藏的宋、金、元精本摹写,与现存通行本相校勘,《大典》本无不文通字顺,足可订正今本文字讹误。如卷11127—卷11139、卷11141等,几乎保存了一部宋版《水经注》。清人戴震曾说他校《水经注》时,文字多据《永乐大典》订补,实际上戴震只利用了赵一清、全祖望校本的成果,并没有利用《永乐大典》。今后在整理《水经注》时用《大典》相校,一定能取得不少新成果。又如《商君书》、王子年《拾遗记》,一般以明刊本为佳,今以《永乐大典》相校,不但《大典》征引文字远胜明本,而且尚有通行本没有的佚文遗篇,内容有所增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自清末以来,一些学者曾用《大典》雠校群书,所获甚多。我们今天整理古籍时,应当充分利用《大典》,这样一定可以整理出更好的版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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