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林宝训》是宋代佛教禅宗的著作。大约成书于南宋淳熙(1174—1189)之后不久。先是临济宗禅师宗杲和士珪两人收集宋代部分禅师有关道德修养的言行,编成《禅林宝训》一书; 其后,禅僧净善在此基础上加以整理重编,并沿用原名。此书刊印流行后,引起佛教界的重视,且在元、明、清三代被奉为禅僧的必读书。明清时期,注解该书的有5家,他们是: 明代大建的《禅林宝训音义》1卷,清代张文嘉、张文宪的《禅林宝训合注》4卷,清代行盛的 《禅林宝训拈颂》1卷,清代德玉的 《禅林宝训顺朱》4卷,清代智祥的《禅林宝训笔说》 3卷。

　　宗杲(1089—1163),号妙喜,俗姓奚,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人。禅宗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得法于克勤。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因对投降派秦桧不满,与主战派张九成友好,受秦桧迫害,被褫夺衣牒,充军衡州(今湖南衡阳),后迁梅州(今广东梅县)。绍兴二十六年(1156)遇赦,恢复僧服。翌年住径山。孝宗即位,赐号 “大慧”,卒赐 “普觉”。著作有《正法眼藏》6卷、《大慧语录》30卷、《宗门武库》1卷等。士珪(1083—1146),字竹庵,号老禅,俗姓史,成都人。少出家,绍兴中,与宗杲共居云门。学通内外,工书法,善尺牍。净善,吴人,淳熙中游江西云居山,于祖庵处得 《禅林宝训》一书,持归。更积30年,得300篇,刊印之。

　　该书4卷,共收宋代禅师言行录300则。其宗旨,正如净善在序言中所说的,“大概使学者削势利人我,趋道德仁义而已”,即加强禅僧的道德修养。全书虽以收录临济宗禅师的言行为主,但却把云门宗禅僧契嵩关于道德修养的言论置于其首。本书收集的语录中,以大量客观事实揭露当时佛教丛林 “戒律不持”、“定慧不习”、“道德不修”、“嗜欲不去”,乃至 “见利忘义”、“恃利相欺”、“伤风败教”、“鲜有节义”的状况。指出,“夫人之情犹水也,规矩礼法为堤防,堤防不固水必奔突,人之情不制则肆乱”(卷2)。与此同时,禅师们又从两方面提出了加强禅僧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首先,他们重视禅院住持自身的道德修养,如慧南认为; “夫长老之职,乃道德之器。先圣建丛林,陈纪纲,立名位,选择有道德衲子,命之曰长老者,将行其道德,苟非窃是名也”(卷1)。而儒家的仁义礼智道德规范,则被视为主持赖以振兴丛林的保障。其次,他们反复强调禅僧应去除利欲之心。所谓 “求利者不可与道,求道者不可与利,故人非不能兼之,盖其势不可也”(卷3)。认为只有去除利欲之心,才能遵行仁义礼智,也才有可能求得证悟,获得解脱。

　　本书另一目的,在于纠正当时已经出现的各种禅法弊病。如有的禅师聚三百五百人,自踞“法王”之位,“拈槌竖拂,互相欺诳”;有的禅师“杜撰四句落韵诗,唤作骂钓话; 一人突出众前,商吟古诗一联,唤作骂阵”;有的禅师常 “举古人公案,令对众批判,唤作验他”;有的禅僧 “专心博学强辩,摇动流俗”、“用资口舌之辩”(卷3)等等。指出,这些现象违背禅宗“明心达本,行解相应”的原则,使 “古风凋落”,妨碍了禅僧的真实有效的修行,与禅宗 “顿悟”宗旨距离越来越远。书中以慧南、清远、克勤、宗杲等禅师的言行为例,要求禅僧以他们为楷模,“守心城,奉戒律”,“精进坚卓”,彻证源底。

　　本书的宗旨和主张,反映了宋代佛教禅宗衰落的真实面貌。作者试图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注入禅僧队伍,不仅与禅宗内部普遍存在的戒律松弛现实有关,而且具有迎合宋王朝重振纲常、加强理学统制政策的意义。本书的资料来源较广,包括时人笔记小说、禅僧语录、往来书信、石刻碑铭等,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有关宋代丛林的重要资料,对研究宋代禅宗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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