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中国儒家学派经典之一。战国时孟轲及其高足弟子万章等著,或说是孟轲弟子、再传弟子的记述。《史记·孟荀列传》记为7篇,《汉书 ·艺文志》著录11篇,然现存7篇,另据东汉赵歧 《孟子章句 ·题辞》说: “又存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但 “似非 《孟子》本真”。于是不作注解。久而亡佚。今本《孟子外书》则系明人姚士粦伪撰。至宋,《孟子》与 《论语》、《大学》、《中庸》并称为“四书”。古今关于《孟子》的著述甚多,较优的是赵歧《孟子章句》,南宋朱熹 《孟子集注》,赵顺孙 《孟子集注纂疏》、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焦循《孟子正义》、今人杨伯峻 《孟子译注》等。
孟轲(约前372—前289),字子舆,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代表和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早年从师于孔门后学,中年在邹、鲁一带聚徒讲学,后居邹为士。约40岁时率领弟子游历齐、宋、滕、鲁、梁、任等国,抨击时弊,宣传仁政,历时近20年。其主张不为时主所纳,晚年归邹,从事著述和讲学,终老于邹。他全面继承、捍卫、发展了孔丘的学说,曾被尊为“亚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孟子》现存7篇,凡14卷,260章,3、4万余字。汉赵歧为《孟子》作注时,以各篇首章文中二、三字为篇名。各篇目依次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
本书依据人人 “修其身而天下平” (《尽心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 《离娄上》)和明善、诚身、悦亲、信友、获上、治民即由个体到社会再到天人的逻辑顺序,构筑了较完整的儒学思想体系。其中,探讨人与自身关系的个体论是本书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它阐述了个体的发展、个体的需要、个体的心理、个体的本性和价值,认为个体是既有饮食、男女的自然属性,又有与犬马“不同类”的社会属性、道德观念和理性思维活动的人。在个体的发展上,将人的一生划分为幼年、成年、老年三个阶段,认为人的形体构造是一个包括耳、目、口、鼻等感官和理性思维心之官的为人“兼所爱”、“兼所养”(《告子上》)的和谐统一体; 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是促进个体发展的重要条件,教育是促使个体发展的重要手段,“明人伦”的教育目的规定、制约个体的发展方向,以仁义礼智信为主的道德教育影响个体的道德认识、情感和行为;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表率作用和因材施教、适应个性,坚持标准、启发诱导,由博反约、深造自得,专心致志、学贵有恒等教育方法,能促进个体的道德完善、提高技能和个性差异的发展;个体还要不断地以“为”、“行”等力行践履为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个体的需要上,认为人既有饮食、男女的自然生理需要,又有协调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关系的人际交往的需要和心悦理义的追求真、善、美精神生活的需要。上述不同需要根基于人体感官与心官的不同需求和人的各种属性。在上述需要中,要以高级需要制约低级需要,以心官制感官,以仁义忠信之“天爵”制公卿大夫之“人爵”,不断协调各需要之间及不同个体之间不同需要的关系,以保持自身需要和人与人之间需要的和谐;在个体的心理活动上,探讨了个体在上述需要中的心理活动过程及人们之间在能力、气质、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在个体善的本性和价值上,从人禽之辨立论,认为人具有区别于禽兽彼此“相食”的善的本性。人善的本性包括恻隐、羞恶、恭敬、是非 “四心”、仁义礼智的萌芽“四端”和仁义礼智“四德”彼此相联的三个层次。其中,四心是人的主观情绪体验和心理情感,四端是由四心发展到四德的中介,四德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准则和个体高度自觉的主体精神。由四心经四端到四德的过程,既是一个由内在到外在的发展过程,又是一个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三个层次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表现人性本善之自然与“人无有不善”( 《告子上》)之必然、人具有四心、四端为善的可能性与重视环境影响、道德教化而将它们发展为完美的仁义礼智四德的现实性、“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的普遍性与现实社会中具有善恶差别的特殊性的统一的基本特征;《孟子》坚持以仁义为核心的个体价值观,主张人追求物质价值、人际交往价值和精神价值,认为追求理义的精神价值高于生命价值和声色臭味、富贵利禄的物质价值,主张生与义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告子上》),以 “天爵”、“良贵”等精神价值制约“人爵”等物质价值,不仅强调个体生存价值、物质价值、交往价值、精神价值的多样性的协调统一,而且强调个体“独善其身”、“独行其道”的内在价值与“兼善天下”、“与民由之”外在价值的统一。
探讨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论是《孟子》一书的第二项重要内容。它包括家庭观、国与天下观、社会的控制和社会的变迁。在家庭观上,本书 “身—家—国—天下”系统中的“家”主要指个体家庭。家庭是男女通过婚姻关系“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万章上》)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阐述了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妇关系,论述了家庭 “养生”繁衍后代的自然生育功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梁惠王上》)的经济生活功能、“亲其亲,长其长”和教以 “孝悌”、“人伦”的教育功能、以血缘、婚姻情感维系父子、兄弟、夫妇关系的情感功能,突出强调了家庭关系中以仁义为准则的重要性,主张 “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 《告子下》);在国与天下观上,主张诸侯国家施行仁政、德教,得民心,进而实现 “定于一”的封建大一统局面,将“土地,人民,政事”视为国与天下的三个根本要素,主张不断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诸侯国家维护财政开支、养育人民的经济功能、协调君臣、君民关系,使社会成员“皆悦”的政治功能,突出强调君仁臣义,各尽其道,臣要格君心之非,引导君主务于仁义;君民之间上行下效,君民同忧同乐,对危害社稷的诸侯、有大过反复谏之而不改的国君、残贼仁义和祸害百姓的独夫民贼,应分别予以变置、易位和诛杀,进而提出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尽心下》);在发挥国家内部功能的基础上,还要充分发挥其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图存自保,与邻国友好相处,吸引他国之民归附仁德和抵御他国侵略,征伐不仁等外部功能;在社会控制上,主张以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手段,对社会进行控制,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在政治控制上,居下位者要服从居上位者,任贤使能,罢免不肖,惩罚犯罪;经济控制上,实行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制度和产品交换制度,既实行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交换,又实行劳心、劳力者内部的产品交换,如农夫“以粟易械器”,“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滕文公上》),“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 《滕文公下》)。还要实行 “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制民之产” ( 《梁惠王上》) 的“恒产”制度和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滕文公上》)的井田制度,实行十分抽一、“薄赋敛”、“取于民有制”的赋税制度以及抚恤“穷民”和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讥而不征”、“助而不税”( 《公孙丑上》)等有利于市场交换、促进生产发展的制度;在思想意识控制上,不仅要以尧舜等先圣之道教化人心,而且要以社会习俗、道德教育和社会心理等手段,调节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使人们保持淳朴善良的社会习俗、高尚道德观念和有利于社会控制的心理状态;在社会变迁上,《孟子》在区分古今社会不同的基础上,考察了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迁,认为从尧、舜、禹,历经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社会的自然环境、人口状况、社会物质生产及物质生活条件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精神生活的变迁上,既有朝代更替、政权转移及各项制度的变化,又有丧葬、婚姻、人际交往等社会习俗的变化,还有是否追求仁义等道德观念的变化。上述变迁既有由先进变为落后的一面,又有由落后变为先进的一面。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了社会变迁的原因,认为社会成员物质生活需要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基本原因,古圣先贤满足百姓物质生活需求和以高尚道德化民成俗等功绩,是促进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本书还阐述、探讨了社会变迁的方式,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公孙丑下》)的著名命题,历数从尧舜历经三代至春秋战国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治乱交替,认为天子、国君施行仁政,以德服人,省刑薄敛,任贤使能,满足百姓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而“养生丧死无憾”的社会就是治世;反之,施行暴政,残害百姓,社会就陷入混乱,并通过总结三代天下得失的经验教训,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离娄上》),认为贤君圣主的出现是治世的重要标志,他们的出现是必然的,乱世一定要被治世所代替。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保持两者和谐统一的天人论,是《孟子》一书的第三项重要内容,包括天人的构成要素、天人的和谐及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三个方面。在天人的构成要素上,认为天包括自然之天、社会趋势之天、伦理之天等。本书不仅用天表示禾苗、草木、五谷、禽兽、云雨、虹露等自然万物存在的自然性和认为天是自然万物产生的本原,人及万物皆本于自然之天即 “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滕文公下》),而且以天表示自然万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性或规律性,认为五谷、禾苗、草木、禽兽的生息有其“时”,日月星辰的运行有其“故”,水之运行有其 “道”,“有物必有则”(《告子上》);在社会趋势之天上,一方面以天、命表示社会发展、变迁的必然性及规律性,认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又借用农业生产实际活动中的“势”、“时”概念,将它视为天命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又以天表示社会发展过程中某种时间上的偶然性;在论述古代尧舜等禅让时,认为天下政权的转移是以百姓的拥护、反对为转移,所谓“天与之”,实际是民与之,继承、发展了古代君权民授的民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之天上,认为天是人之善性存在的自然性及其发展的必然性,主张“尽心,知性,知天”;还将天视为仁义礼智的最高标准而谓之“天爵”;本书所谓伦理之命,一是指人之生命的寿夭长短,主张“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认为遭岩墙压覆和犯罪遭桎梏而死皆是“非正命”(《尽心上》);二是指仁义礼智道德观念对自然欲望、富贵利禄的限制,主张对富贵利禄的追求必须符合仁义忠信之 “天爵”,即“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同上),认为人对声色臭味的追求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欲望,能否得到则必须受仁义等道德观念的制约,君子不因它是人的自然欲望失去节制而恣情纵欲,即所谓“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仁义礼智是调节君臣、父子、兄弟、宾主等关系的道德规范,但它同时又是人所具有的主体意识和能动性,君子不能只看到它的限制作用而放弃人的主观努力,即 “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同上)。此外,《孟子》一书在引用《诗》、《书》等古籍和他人所言意志之天,表明作者仍受到传统天命观的一定影响。在天人和谐上,主张天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协调统一,认为禾苗、草木与云雨、虹露之间相互影响而保持一定的和谐状态,人类顺从自然规律和保持天人物质生活的协调,就能获得较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使“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而“养生丧死无憾”(《梁惠王上》);在天人社会生活的和谐上,人类要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或规律性,施行仁政,争取民心,就能达到“顺天者存”而国治天下平;反之,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暴虐百姓,失去民心,就会破坏社会生活的和谐;在天人精神生活的和谐上,《孟子》继承了前人的人与自然比德的手法,以牛山之木、泉水、五谷等自然美象征人的精神品质之美,体现了人与自然物之间情感的相通和协调,不断追求天人协调的审美境界;认为人们以古圣先贤为楷模,经过深造自得、自反于心、反求诸己、艰苦磨炼、力行践履和正义的经常积累,就能培养出 “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攀登上 “上下与天地同流”( 《尽心上》)即与天地同时运转的圣、神最高境界,展现了人格化了的天地与天地化了的人格相互交融、相配的空前宏大气魄;在天人协调的认识论上,通过对天、人范畴的界说,将天作为人的认识、体察、反映的对象,进而区分了人的耳目感官与心官的不同职能和作用,认为耳目感官接触外物能获得感性认识,心官能认识自然、社会规律和人的本性而获得深刻的理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感官是心官的基础,心官对感官有指导、制约作用,感官不受心官的制约,接触外物就会蒙蔽而被引向迷途,提出、论述了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和著名认识论命题,全面论述了心能知物理、识天、命、势、时,辨性命的重要作用,深化了古代人们对心官的认识;在知行关系上,主张由行而得知,反对行之而不知其当然,习惯了而不知其所以然,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的倾向,主张行之而著,习矣而察,终身由之而知其道。同时,认为知不是被动的,它能指导、促进行,坚持了知与行的统一。在先秦儒学发展史上,《孟子》表现出既重视感觉经验,又强调理性思维,坚持知行统一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
《孟子》将个体、社会、天人视为一个紧密相联的系统整体,全面地继承、发展了孔丘开创的儒家学说,在先秦儒学发展史上是上承孔丘、下启荀子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发展阶段。本书所反映的孟轲的思想,是在与先秦墨、道、法、农家等学派的相互辩难和吸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保存了先秦诸子的若干珍贵资料,因而又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孟子》继承了孔丘的 “道统”,在其后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影响、渗透于社会政治、经济、哲学、道德、人生、美学、心理、民俗等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产生了若干重要影响。《孟子》由先秦时代的子书,到东汉时被立为传记博士,五代被列入十一经,宋代列为九经、十三经,朱熹将它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成为宋、元、明、清时代的官方哲学及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孟轲在北宋神宗年间被封为 “邹国公”,元文宗年间被封为“邹国亚圣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享尽各种殊誉。同时,《孟子》在后世亦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从汉代的陆贾、贾谊、司马迁、高诱、赵歧,到唐代的韩愈,宋代孙奭、朱熹、张栻、程颢、程颐、陆九渊,明代王守仁,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清代阎若璩、戴震、崔述、周广业、焦循,等等,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注孟、解孟、评孟层出不穷。在中国近代史上,《孟子》对地主阶级改革派、太平天国领导人、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新儒家、中国共产党人及史学工作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对东方的朝鲜、日本、新加坡、泰国和西方的法国、德国、美国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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