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是我国一部辨析、评论人物的专著。刘邵撰述。约成书于曹魏明帝统治时期(227-239)。作者在自序中阐述撰著目的: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魏时文帝曹丕接受陈群建议,用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材。该书即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评人物、选择人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专著,旨在为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理论上提供依据,在实践上总结经验,以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十六国时刘昞为之作注,重在 “疏通大义,不沾沾于训诂,文词简括”。其后流传既久,传本颇多谬误。明万历甲申(1584)河间刘用霖用隆庆壬申 (1572)本旧版合官私书校之,去其重复,成为定本。今有 《汉魏丛书本》、《明万历刘氏刊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其书自《隋唐·经籍志》以后皆列于名家,《四库全书》则归入子部、杂家类一。

　　刘邵 (生卒年不详),字孔才,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人。魏建安中为计吏。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明帝太和初,出为陈留太守,征拜骑都尉。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卒,追赠光禄勋。刘邵学问渊博,通天文、律令,文学也有高深造诣。著作除 《人物志》外,“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与议郎庾嶷 、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著 《律略论》,受诏作 《都官考课》 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乐论》,《法论》等书。并作《赵都赋》、《许赋》、《洛都赋》等,皆寓讽谏之意,有一定文学价值。

　　《人物志》分上、中、下3卷,12篇。上卷包括九征,体别,流业,材理; 中卷包括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下卷包括七缪,效难,释争。以 《九征》“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为纲,对人的形质、才性、才能、资质以及如何辨析、任用等问题开展详尽的论述。

　　《人物志》每篇讲一个问题。首先讲《九征》。他认为人物的性情由于人的禀气不同,从形态展示,共有九种。其中以中和之质为最贵。“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美。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他把儒家中庸之道作为观察人的最高道德标准,并以此来定评人物。第二讲 《体别》。他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优点和不足,用人者要知其所长,明其所短。并由此分析了十二种人的性格和优缺点。第三讲流业。他认为人的流品大略有十二种,据其不同,可以任命他们担任各自不同的职务。如法家,立宪垂则,可以任司寇。口辩家,应对给捷,可以任外交。第四讲《材理》。他认为人的材质既不同,理智也不同。应加鉴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说有三失,难有六构,通有八能。第五讲材能。他认为人的材能有大小,应量其力而任其职,才能人尽其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如宽弘的人,可以任郡国守、相。如国君以用人为能、能听话为能,能行赏罚为能;臣子以承担本职工作为能,能说话为能,能行动为能。第六讲利害。他认为除清节家外,其他各家都有利弊,利于国家,害及自身。如“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后治,严而为众。故其未达也,为众人所忌,己试也,为上下之所惮。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为群枉之所仇 。其为业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终。”第七讲接识 他认为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 ,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第八讲英雄。他认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徒英而不雄,则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信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第九讲八观。他认为人们的才智各异,考察他们有八种方法。“一曰观其救夺,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知,以知其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他认为对各种人物要仔细辨析,有时似是而非,如“直而讦者偏也。”有时似非而是,如 “大权如奸而有功,大智如愚而内明。”第十讲七缪。他认为对人物的考察是极其复杂的,往往出现七方面的谬误。“一曰察誉而偏颇之缪;二曰接物有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 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第十一讲效难。他认为知人的效能有二难。有难知之难,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为什么无由得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上材己莫知,或所识者在幼贱之中未达而丧,或曲高和寡,或身卑力微,言不见亮。”他慨叹说:“须识真在位,百不一有也。”第十二讲释争。他认为争则两败俱伤,和则两利。他举例说:“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两顿俱折,而为后者所趋。”他教育人们,“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早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而为福,屈仇而为友,使怨仇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

　　《人物论》以儒家的中庸思想作指导,用两点论的方法从正反、利弊、优劣、得失诸方面细致地剖析人物,在当时为推进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材,开启魏晋士大夫品鉴人物的清谈之风有一定作用; 对后世如何观察甄定人物,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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