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集注》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朱熹撰包括《大学章句》 1卷; 《论语集注》 10卷; 《孟子集注》7卷;《中庸章句》1卷共四个部分。经朱熹注释,合成 一书刊行,称为《四子》后人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 《四书集注》,宣传程朱理学思想。
《论语》记载孔子及其门弟子的言行。《孟子》记述孟轲的言论。它们在汉代已受到重视。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说:“西汉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它们虽尚未与五经并列,然已被看成辅翼经典的传记而一度置了博士。但汉代人们对《论》、《孟》的看法尚有区别。《论语》 已为专门之学,有专人传授。《孟子》虽常被人称引,而未见传人。《汉书· 艺文志》将《论语》列入六艺类,而将《孟子》列入诸子类。说明在刘向、刘歆、班固等人心目中《孟子》连作六经传记的资格也还不够。汉以后,《论语》的地位越来越高,魏晋间注家甚多,如魏何晏作注,梁皇侃为之作疏,其地位已与经相等。《孟子》 虽经赵岐注释,仍不能与《论语》并列。《孟子》地位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唐代古文家韩愈及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鼓吹。它被列为经,大概在宋哲宗元佑年间。至南宋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辨,并将《孟子》编入 《四书》,它与 《论语》 并列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中庸》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孔伋所作,但从文中提到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看,则是秦始皇时代的事。说明《中庸》中尚有一部分不是子思的直接著作。它和《大学》都被汉人戴圣收入《礼记》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肖衍有讲疏二卷,但这些书今已不存。从现有史料看,它们在当时似乎没有发生重要影响。按传统的说法《大学》的传文是孔子的门生曾参所作,但这种说法与《大戴礼记》中《曾子立事》等篇不符。作者是谁,至今不明。朱熹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肯定它是孔氏遗书,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列在《论语》之前。特别重视《大学》和《中庸》的是韩愈和他的朋友李翱。李翱的 《复性书》,将《中庸》、《大学》的一些观点溶为一体加以发挥而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为宋代理学家开了先路。发挥李翱的思想尊奉《中庸》,并把它与《大学》、《论》、《孟》并提的是二程。把这四者合成一书,则自朱熹的集注开始。
朱熹撰 《四书章句》 历时多年。孝宗淳熙四年(1168),《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初步编成,内容多引用程颢、程颐及程门弟子的注释,故称“集注”。淳熙十六年(1189),《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初步编成,基本上是朱熹自己的注释,故称“章句”。光宗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知漳州任上,首次刊刻上述四种书,“四书”名称从此确立。但此刻本今已不可得。后朱熹又反复修改,定本在他死后刊于兴国(今江西省兴国县),但此定本今也不可见。至元朝仁宗延祐间,诏定《四书集注》试士子,更风行于世,翻刻者不可胜计。明初官修的《四书大全》,全录朱熹的注,为此后坊间各本所宗依,然并非善本。清乾隆间,于敏中等辑有《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抄本。嘉庆间,吴英、吴志忠父子用多种古本及宋元人所作疏释本相校,力求恢复朱熹定本的原貌,于嘉庆十六年(1811)刊出,是现存各本中较好的。1983年,中华书局用它做底本,整理出版了新本,作为 《新编诸子集成》 之一。
本书版本甚多,次序与卷数也不相同。按朱熹的原意,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盖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先读以定其规模; 《中庸》为孔门传心之法,次读以求古人之微妙。因其功力有浅深,故次第为最先及最后。后世或因刊本篇幅之便利,移《中庸》以先《论语》;或因 ”四书”著述时代之早晚,移《中庸》以先《孟子》;皆失朱熹之本旨。今流行本先《大学章句》1卷,次 《中庸章句》1卷,次《论语集注》10卷,次《孟子集注》7卷,共计19卷。各书之前有“序”或 “序说”。现《新编诸子集成》本中 《孟子集注》 各章有上下,故7卷析为14卷。
朱熹 (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别号紫阳。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 ,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后徙于建阳(今属福建)考亭。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当时浙东闹灾荒,他单车巡行境内,救荒革弊、创社仓法。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宁宗初,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历时仅四十天。因上疏告韩侂胄被免职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二年(1196)被胡纮、沈继祖弹劾宣扬伪学而落职罢祠,后致仕,七十一岁时,在学禁的高压氛围下逝世,后追谥 “文”。
朱熹早期主张抗金,中年以后转持消极防守。受业于李侗,得程颢、程颐之传,兼采周敦颐、张载等人学说,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其学派被称为 “闽学”或 “考亭学派”、“程朱学派”。曾被韩侂胄视为伪学,加以禁止。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全体,包括不能分离的 “理”、“气”。理在气先,万物有万理,万物均源于 “天理”。而“天理”即“三纲五常”。人们须去人欲,存 “天理”,“正心诚意”、“居敬”、“穷理”以“求仁”,生平主要从事著书、讲学。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贡献。学生众多,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伊洛渊源录》、《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楚辞集注》、《诗集传》、《韩文考异》,及后人编纂的《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
《四书集注》是朱熹用力最勤的一部著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于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李性传在饶州刊 《朱子语续录·后序》中说: “今《大学·诚意》章,盖未易箦前一夕所改也。是《四书》者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遗蕴。”朱熹在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来注这部书。其目的,在于他为了建立新儒学(即理学)传播新儒学的需要而所作的选择。
《四书集注》成书经历了四十余年,朱熹首先收集关于《四书》的各种注解,特别是二程及其门徒的注解,及复选择,编成《精义》、《要义》或《集义》,然后从《集义》中选出他认为正解的解释加入《集注》,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他的观点。再作《或问》来阐述他所以如此注解的理由,解答别人可能提出的问题。对于《四书》涉及的音读、训诂、名物制度、仍多采用汉、魏人的注疏。他说: “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他则着重推敲字句,发挥他的哲学观点。在 《四书》 中有利于传播理学的是 《大学》和《中庸》,所以他更加重视。他在《大学章句》中首引程子曰: “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 《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他认为《大学》一书,“要紧只在格物两字。对于 《中庸》,他引程子序说: “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中庸》把天与性、性与道联系起来,可以作为哲学的指导思想,予以推广,所以他说: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 《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次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论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之后,方宜读之。”他把《大学》看作理学的纲领,故列在首位;而《中庸》则是理学的精髓,故列入最后,一起一结,互相呼应,中间以孔、孟言论作印证,把《四书》捏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用来传播他的理学思想。
本书是朱熹取其“精粹”为理学之大成的代表作。“四书”的集结,标志着朱熹理学体系的确立。他的注释,宣扬 “理”为宇宙之本,强调“天下之物,皆实为理所为”。提出 “天理人欲,同行异情”的原则,认为“天理与人欲不容并立”,主张 “存天理,遏人欲”。他用 “正心诚意”的观点联结“四书“,强调“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因此,“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他还阐述“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宣扬认识的主体是人心的 “知”,认识的对象是事物的“理”,认识的方法是“格物”,认识的目的是 “穷理”。此外,他在 “集注”中就政治、道统、教育、修养等各种问题,发挥了理学家的观点。由于本书的目的在于阐发理学思想,因此往往对原书的意思有不少歪曲,甚至于 《大学》强分 “经”与 “传”,颠倒旧次,补缀缺文。对于字义、名物、制度等训释,时有疏忽之处。这些缺点不免遭到后人的讥议。
朱熹对这部书评价甚高,将它的地位置在六经之上。他在朱子语类中说: “《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整齐。”“《论语》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与六经比较,他说:“《语》、《孟》 工夫少,得效多: 六经功夫多,得效少”。“《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 《易》与 《诗》,然得其力,则未若 《语》《孟》之多也。《易》 与 《诗》 中所得,似鸡肋焉。”
《四书》刊行于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当时虽未被当权者重视,然已被其门人大力吹嘘,广为传播。至元朝延祐年间复科举,规定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自此至清末废科举以前的七百年间,它始终与五经并列,而且被看成是六经的阶梯,为初学者所必读,其实际地位和影响是驾乎五经之上的。本书影响极其广泛。本书翻刻本及为之疏释者甚多,如元刘因的 《四书集义精要》、元胡炳文的 《四书通》、明初胡广等奉敕撰的 《四书大会》、明蔡清的《四书蒙引》等等。《明史·艺文志》别立“四书”一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也有 “四书类”,汇集了各种著述。清代的汉学家不满于宋学,从语言文字学与考据学的角度,纠正了 《四书集注》 中的许多错误。
《四书》既是封建社会后期官方钦定的教科书,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必然包含着大量的封建糟粕,其基本倾向必须批判。但它毕竟是对社会起过重大影响的传统文化,对后世的哲学、政治、文学、史学等都有深远的影响。而其分体和枝节,不无可供借鉴之处。如民本思想、慎独修身、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等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而且朱熹对《四书》的注释,虽有歪曲之处,但一般情况下还是力求忠于《四书》本文的原意,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帮助人们阅读《四书》还是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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