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是朱熹言论和朱熹与门人答问论学、质疑问难的记录。朱熹,南宋哲学家(见“四书集注”)。全书140卷,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由黎靖德编辑出版。

　　南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黎靖德根据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李道传编辑的池州刊《朱子语录》、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李性传编辑的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南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蔡抗编辑的饶州刊《朱子语后录》三种按记录人编排为不同卷次的语录和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黄士毅编辑的眉州刊《朱子语类》、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王佖编辑的徽州刊《朱子语续类》两种按主题类别编排为不同卷次的语录综合起来,删除其文字和记录人完全重复的条目后,乃按黄士毅编辑的《朱子语类》所用的主题类别加以编排,出版了比较完整的景定本《朱子语类》。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吴坚编辑出版建州刊《朱子语别录》。黎靖德又将《朱子语别录》中的一些新条目编入景定本《朱子语类》中,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出版,这就是《朱子语类》的初版。它编集了朱熹逝世后七十年间所保存的语录,在当时是比较完备的,但仍有一部分材料在这时期已经散失了。是书在明代有成化九年(1473)陈炜刻本,万历三十一年(1603)朱吾弼编刻本;在清代有康熙间吕留良天盖楼刻本,同治十一年(1872)有应元书院刻本,光绪六年(1880)有贺麟瑞校刻本,以及日本宽文八年 (1668) 刻本。

　　编者黎靖德,生平不详。从景定本 《朱子语类·序》和咸淳本《朱子语类·序》中知其为导江(今四川成都) 人,度宗咸淳六年曾任盱江(今安徽盱眙县东北) 郡守,刻 《朱子语录》于郡斋。

　　《朱子语类》综合了97家所记的朱熹语录,其中有无名氏4家。辅广所录的一部分,曾经朱熹本人审阅。其他各家则未经朱熹过目。黎靖德编辑《朱子语类》时将每个人记录的语录的年代都保存下来。自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开始到宁宗庆元五年(1199)朱熹逝世前为止,历时共约30年。在九十七家记录人中,记录朱熹60岁以后的语录多达64人,详尽地保存了朱熹许多晚年定论。在全书140卷中,理气、性理、老庄、释氏等哲学专题占8卷,《四书》占51卷,《五经》占28卷,论为学及方法占7卷,论诸子之书及名家门人占32卷、其他关于政治、历史、文学等占14卷,规制宏大,对于研究朱熹哲学、政治、文学思想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在《朱子语类》中,相当多的卷数都是直接阐述朱熹的哲学观点的。从世界观看,他认为宇宙的最高存在或本体就是太极,整个世界万物都是太极产生的。“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太极图说解》),太极是无限的,永恒的,绝对的,“太极只是个一而无对者”( 《语类》卷100)。太极有动有静,“静即太极之体也,动即太极之用也” ( 《语类》卷94)。一动一静而两仪分,一变一合而五行具,从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太极图说解》)从认识论来看,朱熹继承了程颐格物穷理的思想,认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 《补大学格物传》)。他所谓格物,就是指“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大学或问》)他所谓穷理,就是 “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同上)格物穷理的认识过程,又可以分为渐进和顿悟两个阶段。从朱熹的道德观来看,他认为“操存涵养则不可不紧,进学致知则不可不宽”。( 《语类》卷9) “尊德性而道问学”,达到使人心服从道心,存天理而灭人欲。此外在《朱子语类》中,还记录了许多对佛老的批评材料,比他文集中的理论分析,更能击中要害。

　　在 《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了解《四书集注》的成书过程及朱熹对《四书》的评价。表明他为此而用尽平生精力。他说: “《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 一个文字整齐。”(《语类》卷62)认为 《论语》“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 ( 《语类》 卷89)。将 《四书》 的地位置于六经之上。

　　《朱子语类》也记录了朱熹的经学思想。对于 《易经》,他48岁时已编写 《易本义》,但晚年对此甚不满意,甚至认为这书 “殊不可读”。对于《诗集传》,表现了他多年研究工作的结果,体现了他艰苦的探索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方法。对于 《书》、《礼》、《春秋》,朱熹未曾编写完整注疏,在 《语类》 中散见于他对 《书》、《礼》、《春秋》的精湛见解。如怀疑 《书小序》非孔子所作。孔安国序与传非孔安国作,开清代《古文尚书》辨伪先声。如 《礼经》,他认为 “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 《语类》卷84) 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是切合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的。如《春秋》,他反对今文学家以一字定褒贬的说法,对 《左传》、《公羊》、《谷梁》 三传的见解也有折衷的看法。

　　《朱子语类》中对于史学和文学也有不少结论,发人之未发,值得深思。如评论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 《咏荆轲》 一篇。” ( 《语类》卷140)看出陶渊明平淡中的不平淡。如朱熹评唐史说: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语类》卷36)史学家陈寅恪说: “这条材料可作为研究唐史的指导。”

　　《朱子语类》 为研究朱熹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对其可信程度,历来是有不同意见的。当李道传的 《池录》刊行之初,为之作序的黄榦就提出: “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傅之本旨。”( 《朱子语录后序》) 又与李心传书说: “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作之书。”(《朱子语续录后序》)李性传也说: “记者易差。”“《语录》与 《四书》异者,当以 《书》为正”。清康熙时李光地等奉旨编纂的 《朱子全书》,采用 《语录》甚多。但在凡例中仍说: “语类一篇,系门弟子记录,中间不无讹误冗复,杂而未理。”《朱熹年谱》作者王懋竑也说:语录“其中不可信的部分颇多。”而朱止泉却极重视 《语录》,认为 《语录》记载了朱熹晚年精要的见解,即使其中杂有不确之处,若善于分析应用,就是研究朱熹思想不可忽视的材料。” ( 《朱止泉文集答乔星渚》)。

　　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理学丛书,《朱子语类》经王星贤点校,纳入 《理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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