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相平话五种》是元代刊刻的5种讲史话本。作者不详。本书包括:《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这5种平话版式一致,各分上中下3卷,每页分上下两栏,上图下文,图约占版面的三分之一,所以称“全相”(“全相”即“全像”,犹今所谓绣像全图)。每图有长短不一的题句,其作用类似每段文字的回目。《三国志》书名页题“建安虞氏新刊”,每卷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因此推知这5种均系建安虞氏所刊,刊刻年代为元代至治(1321—1323)。也有人认为至治仅有3年,故5种未必皆刊于此时。从书题刊,这5种平话似乎属于一套断代的平话丛书,原来当不止5种,至少还应有 《七国春秋前集》和 《前汉书正集》。《全相平话五种》是今人所起的名字,非原有书名。这5种平话刊本原藏日本内阁文库,我国久已失传,也未见有著录。20年代日本学者盐谷温等发现并影印后,始陆续传回国内,商务印书馆曾先后影印《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和《全相平话四种》。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将5种合在一起影印,题为《全相平话五种》。另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排印本(5种分别单行,后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1989年巴蜀书店校注本 (题《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 等。

　　《武王伐纣书》别题《吕望兴周》,开头有诗云:“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可见它成书作于宋金之后。上卷叙妲己入宫、西伯谏纣王、太子殷交(郊)反纣事。中卷叙西伯被囚、黄飞虎反纣、比干剖心及姜尚发迹等。下卷叙武王以姜太公为帅大举伐纣、斩纣王妲己。书中有不少神怪荒诞的情节,后来的《封神演义》是以本书为蓝本,增添人物和情节写成的。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写燕、齐两国交战故事。先是齐国用孙子破了燕国,后孙子因故隐居不出。燕昭王任用乐毅伐齐,破70余城,杀齐王。齐太子逃至即墨田单处,单作书请孙子下山助齐。孙子用反间计使燕王召回乐毅,并教田单用火牛阵杀退燕兵。于是燕王再次起用乐毅,与孙子互以阵法和勇将相斗。乐毅的师傅黄伯杨、孙子的师傅鬼谷子也被请下山来助战。鬼谷子率领5国军兵90万攻燕,而秦国白起率兵助燕,7国混战,杀人无数,黄伯杨终于抵敌不过,遂与鬼谷子讲和,各国共尊齐国为上国,众仙也各各受封归山,自此天下太平。按史书,乐毅伐齐,复齐者为田单而非孙膑,而本书却以孙膑为乐毅的对手,与史实全然不符。书中神怪色彩也比《武王伐纣书》更为浓厚。学者们认为此书既然名为 《后集》,当有一部《前集》,而根据《后集》开头所说“孙子用计捉了庞涓……报了刖足之仇”一段话,可以推知《前集》所写是孙膑、庞涓相斗的故事。

　　《秦并六国平话》 主要叙写秦始皇兼并6国的过程,直到秦子婴杀赵高、归降刘邦,但最后还概略地写及“问楚王项羽于垓下,不五年而成帝业”。这本平话的特点是比较忠实于历史,只写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没有搀入神怪荒诞的成分。主要人物和事件都依据《战国策》、《史记》等书,有时尽引原文。全书以诗起,以诗结,前有“入话”,后有史论,似乎原为一部独立的著作。

　　《前汉书续集》别题《吕后斩韩信》,所写为汉高祖统一天下后与吕后屠杀功臣的故事。斩韩信事见于上卷;中卷叙高祖杀彭越、英布,及高祖死后吕后害赵王如意和戚夫人等事;下卷叙吕后专政、诸吕得势,后刘泽起兵尽诛吕氏,汉文帝登位。书中虽然多依据史实,但也有虚构甚至怪诞的情节,如吕后被韩信阴魂射死之类。本书一开头就说:“昔大韩五年十一月某日,项王自刎而死,年三十一岁。”故人们推测《正集》当是写项羽生前的故事。

　　《全相平话三国志》的开头有一段类似“楔子”的东西,内容是说东汉光武帝时,有秀才司马仲相游御园,因毁谤天公教秦始皇为君,天公命他在阴间为君,审理汉高祖与吕后斩韩信、彭越、英布一案,司马仲相断定这是冤案。天公认为判断公平,便命韩信、彭越、英布3人分别托生为曹操、刘备、孙权,高祖和吕后托生为献帝和伏皇后,教曹、刘、孙三分汉朝天下以报夙仇,同时命仲相托生为司马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整个三国故事由这桩公案引起,然后直接从汉灵帝时写起。韩信等3人报冤复仇的故事,可能是一个较早的民间果报传说。《五代史平话》中的《梁史平话》卷上也有类似的说法,不同的只是让彭越托生为孙权,让陈稀(不是英布)托生为刘备。全书没有以司马氏一统天下作结束,而写到汉帝外孙刘渊逃于北方,自立国号曰汉,最后灭了晋国,即皇帝位。郑振铎指出:“作者似乎仍是持着因果报应的观念,欲以此刘氏的恢复故物,为后人深惜诸葛之功不就的人弥补缺憾的。”(《论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全相平话三国志》被认为是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蓝本。元代还有一种名《三分事略》的刻本,故事内容和版刻行款与本书大致相同。

　　《全相平话五种》文字粗疏鄙陋,白字破句很多,如《全相平话三国志》中“诸葛”作“朱葛”,“糜竺”作“梅竹”,“新野”作“辛冶”等等,人名、地名、官职往往多非本字。这是因为这些平话属于比较原始的民间著作,尚未经过文人学士的润色加工。正如姜殿扬所说:“作者师承白话,未见史传正文,每以同音习见之字通用之,省俗形近,传录讹舛,又复杂出其间,坊贾据以入梓行,难可校订。”(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校字后记)

　　《全相平话五种》是标准的宋元讲史话本,无论从故事源流、话本体制来看,还是从刻板技术来看,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所以它的发现曾引起许多小说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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