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的一部写鬼写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它是作者蒲松龄在广泛搜集民间神怪传说的基础上创作的。康熙十八年(1679)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在以后近30年间不断增补,最后完成。现存作者手稿本半部,4册,存文237篇,藏于辽宁省图书馆,1955年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本书现存抄本多种。最早的是山东省图书馆所藏康熙间抄本,存4整册又两残册,计250篇。比较完整的抄本有三:一是雍正年间无名氏所抄《异史》,6卷12册,列目485篇,其一有目无文,其五一目二文,实含489篇,是迄今发现的抄本中存文最多的一种,藏于中国书店;二是乾隆十六年历城张希杰所抄铸雪斋本,12卷488篇,内含有目缺文者14篇,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三是24卷抄本,抄写时间尚待考定,收文474篇,藏于山东人民出版社。这三个抄本都已影印出版,后两种还出了排印本。本书最早的刻本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赵起杲所刻青柯亭本,16卷,收文465篇。后来的许多刻本大都依据此本。此外还有拾遗本、选刻本多种。评点本书的先后有王士禛、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等十余家,现存何评本,但评本和王、冯、何、但合评本。清代注释本书的有吕湛思、何垠两家,各有注本。1963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张友鹤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12卷,494篇,50多万字,是本书收文最多最全的本子。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朱其铠主编的 《新注全本聊斋志异》,卷数、篇数与三会本同。是迄今最详尽的白话注本。本书部分作品从19世纪中期开始被陆续译成各种外文,至本世纪80年代,已有东西方近20种文字的选译本,还有日文和朝鲜文的全译本。
本书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象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蒲家庄人。他出身于日趋败落的 “书香继世”的家庭,19岁出应童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考取秀才,受到当时任山东学政的诗人施闰章的赏识。随即与同年进学的李尧臣、张笃庆等结郢中诗社,吟诗作赋,切磋文业,但屡试不售,困于名场。由于家境日贫,生计所迫,他不得不去缙绅家坐馆教书,并在31岁时应同县进士孙蕙之请南下江苏,在宝应、高邮为这位知县做一年幕宾;回淄川后继续授徒和应考。他前后坐馆40余年,应考也到60来岁,始终未能中举,直到72岁闲居在家,才援例拔为岁贡生,4年后就去世了。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这对他的创作影响极大。他一方面满怀抑郁不平之气,慨叹“仕途黑暗,公道不彰”;同时身居下层,了解民众疾苦,“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均见《与韩刺使樾依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搜抉奇怪”,寄情狐鬼,写出这部“孤愤之书”。蒲松龄是个多产而又多能的作家,小说之外,作诗千余首,填词百余阕,著文500余篇,编写戏剧3种,俚曲14种,还为农村写了 《农桑经》、《药祟书》、《日用俗字》等通俗读物,除去一小部分已经散佚,都被收入路大荒所编 《蒲松龄集》和蒲松龄纪念馆所编 《聊斋佚文辑注》。
《聊斋》近500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怪闻异事的记录,并无作者蒲松龄的虚构。这一类篇数不少,但篇幅短小,不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其二是蒲松龄的艺术创作,其中许多篇虽有民间传说的基础,但那传说一般只有题材的意义,整个作品还是作家的创造物。这一类篇幅大多较长,是本书的主体。全书题材广泛,思想内容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揭露官贪吏虐的官场。上自皇帝、宰相、封疆大吏,下至州官、县令、役吏公差,诸多官场人物多是本书的不光彩角色。《促织》中的明宣宗朱瞻基好斗蟋蟀,“岁征民间”,害得百姓成名几乎家破人亡,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并直接发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的慨叹和呼吁。《梦狼》创造一幅县官化为猛虎、堂下坐卧皆狼,“墀中白骨如山”的奇幻图画,用以隐喻“官虎吏狼”的封建官府。篇末异史氏曰:“窃叹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这说明作者看到了官贪吏虐、鱼肉人民的普遍性。此外,《席方平》、《续黄粱》、《吴令》、《淮水狐》、《鸮鸟》、《鸟语》、《库官》、《放蝶》等篇都以幻异的形象结构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官场的黑暗、腐败。其中有些作品还指名道姓地抨击明末清初的贪官污吏,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社会性。还有一些作品 (如《向杲》、《红玉》)把抨击官场与揭露豪绅结合起来,写出两者的狼狈为奸,欺压良善,从而显出封建官吏是 “势家役”的阶级本质。
(二) 揭露腐败、混沌的科场。《司文郎》、《于去恶》、《贾奉雉》及12卷本卷10的《三生》等一批作品,着重表现考官的盲心瞽目、昏聩无能,“黜佳士而进凡庸”,将他们比作爱钱的和峤、瞎眼的师旷,将八股文比作敲门砖。另一批作品,如《考弊司》、《饿鬼》、《公孙夏》、《司训》,把矛头指向各级学官,揭露学政、训导之流贪污舞弊、敲诈勒索,讽喻当时的捐官之制和卖官之风。《神女》写学官府中“上下勒索”,致使好心的神女不得不摘下头上的珠花送给秀才作 “进身之资”。还有《叶生》、《王子安》、《冷生》等篇,或写士子怀才不遇的悲苦心理、郁郁而死的悲惨遭际,或写他们醉心八股文、向往飞黄腾达以致迷迷痴痴魂梦相逐的精神状态,显示了科举对当时读书人心灵的腐蚀、戕害和深刻影响。
(三)讥刺、讽喻恶劣的世风。作者借《于去恶》中的策问题目写道:“自古邪辟固多,而世风至今日,奸情丑态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狱所不得尽,抑非十八狱所能容。”这实际上就是对当时社会恶劣世风的概括描述。基于这样的认识,便在一些作品中加以描写和表现。《胡四娘》、《陈锡九》、《宫梦弼》等着重表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兄弟、姊妹、翁婿、朋友的亲与疏都随贫富贵贱而转移。在《镜听》中,父母对儿子也是这样,儿子考中与否,父母“冷暖相形”,“又因子而及其妇”,显示出“贫穷则父母不子”的人际关系。《三朝元老》、《厍将军》、《酒狂》、《王大》等一批作品创造了从投降变节、忘恩负义到酒鬼、赌徒形形色色可鄙可笑的人物形象。《夏雪》更借大王神要人称他“大老爷”的荒诞意象嘲讽康熙年间官绅称谓不断升级的骄谄世风。
(四)讴歌爱情和美好的人情。如果说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是讽喻现实的丑和恶,构成寓意小说,那么,这第四方面内容则是表现人性的美与善,造成大批人情小说。特别是那些写鬼狐花妖与人亲爱、婚恋之作,使现实社会中被束缚、压抑的男女情爱得到解放和发挥,并被渲染到如醉如狂、如火如荼的地步,不仅具有反封建理学的思想精神,而且以奇幻的形象、手段把生活中的爱情加以美化、诗化,创造了一系列执着于性爱至情的主人公和富于美感的艺术境界。《婴宁》中的狐女婴宁天真烂漫无以复加,憨生爱笑无所顾忌,实在是对“妇德”、“女戒”的一种否定。她与王子服自由自在的爱情、婚恋像她本人那样既纯且美,大大超越生活现实。《香玉》中的女主人公是白牡丹花妖,与黄生生相爱恋,死相殉情,“花以鬼从,人以魂寄”,达到忘生忘死的境地。另如《白秋练》、《晚霞》、《连琐》、《小谢》、《葛巾》、《聂小倩》、《伍秋月》、《西湖主》、《绿衣女》、《青凤》、《莲香》、《荷花三娘子》等许许多多名篇佳什都是讴歌爱情的杰作。还有《连城》那样写人与人婚恋的作品,男女主人公互为知己,倾心相爱,遭到严父、未婚夫家和官府的重重阻挠,最后经过双双死而复生的磨难,方才冲破父权、夫权、政权的封建壁垒,得以团聚,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此外一些作品,如《娇娜》、《宦娘》、《狐梦》、《封三娘》等,并不着重写男女爱情,而是大写同性或异性的纯洁友情、姊妹之间的戏谑亲情,显示人的心灵美与情致美,体现了作者对人际关系又一方面的生活理想。
(五)为奇女奇男传神写照。《聊斋志异》也有一批只写现实人事的作品,但那都不是一般人事,而是超群出众的非常人事。侠客惩办贪官(《王者》);义士为人杀仇(《崔猛》),将军慷慨报恩(《大力将军》),猎人舍生取义 (《田七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种作品,妇女的形象尤为突出,运用浪漫主义的笔调绘出一个巾帼奇人的艺术画廊。其中有胆识过人,手刃仇雠的商三官、庚娘;巧计六出,严惩恶兵的张氏妇;压倒须眉,登第居官的才女颜氏;貌丑义高,为异性知己御侮理家的乔女;“艳如桃李”、“冷若冰雪”,无视贞操观念,不婚而为友人生子延嗣的侠女。还有疾恶如仇的细侯、严于教子的细柳,也各有可歌可泣的奇迹。此外,《胭脂》、《折狱》等一批公案小说,着意歌颂用心民事、断案精明的官吏,富于现实性和传奇性,也可视为这类作品的一个分支。
(六)记述琐闻,作生活素描。这部分作品大都篇幅短小,常写生活中一个镜头。蛇癖吞蛇,巫婆下神,地震景象,山市奇观,魔术师空桶出米,气功师指断牛项,卖艺人击蛙成曲,售药女口舌绝技,凡此种种,都以简括之笔造成可观的艺术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至于《金和尚》、《偷桃》等篇幅较长的生活特写,更是此种作品的翘楚,人物、场景生动逼肖,真切如画,富于韵味和艺术美感。
本书传世300年来,风行天下,经久不衰,在汗牛充栋的志怪书中卓然特立,独领风骚,价值和成就是多方面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至关重要的两点:“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这是《聊斋》与其前其后志怪之作的显著区别,也是它成为文言小说之最的根本原因。《聊斋》不仅是文言小说的压卷之作,也是短篇小说艺术发展的一座丰碑,无论构思和描写,都达到新的艺术高度,蒲松龄因而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题写一联: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对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造诣作了精辟的概括;李希凡的题辞是:“聊斋红楼,一短一长,千古绝唱,万世流芳。”对本书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中肯的评价。
本书对后来的文言小说创作影响很大,行世以后,以鬼怪奇幻讽世写情之作相继而出,不胜枚举,袁枚的《子不语》、沈起凤的《谐铎》、浩歌十的《萤窗异草》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对《聊斋》体例颇有微辞的纪昀写出《阅微草堂笔记》,也还是受了《聊斋》的影响。直到清末民初,还有人写《后聊斋》、《女聊斋》等续貂之作。
对本书的研究,几乎从其行世之日就开始了,但都采取序跋、题辞、评点、笔记等类形式,至本世纪始有文学史家评述;至于各种专题研究,则是30年代以来的事。这又可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有所成就。第二阶段是建国后的前30年,研究工作多方面展开。首先还是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成绩斐然,《蒲松龄集》与三会本《聊斋志异》的出版为本书及其作者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备、可靠的资料。其次,对作者与作品也有较多的研讨、评介,并有此种专著出版。但论述思想内容较多,探求艺术成就甚少,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第三阶段是80年代的10年,由于思想的解放,对本书及作者蒲松龄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深度和广度,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前一阶段,先后出版专著和文集1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之多,论及作者的生平、思想、为人、著述,《聊斋》的版本、题材、产生时代、创作过程、思想倾向、艺术成就等各个领域;艺术论与赏析文章占较大比重,纠正了前一阶段的偏向。与此同时,对作者身世、作品评价、稿本面貌等问题展开讨论,使研究日趋深入。其中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是本书及其作者是否具有反清的民族思想倾向问题,肯定与否定的两种意见至今时有发表,尚未定论。另外,数十年来,海外也有一批学者致力于蒲学与《聊斋》的研究,台湾、日本成绩尤著,成为此项研究得力的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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