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是汉代的一部记述盐铁会议的重要典籍。桓宽著。版本较多,主要有:明初刻本《新刊盐铁论》即号称为元本者、《永乐大典》本、明弘治十四年涂祯刻本和撄宁齐钞本、清黄丕烈影写明锡山华氏活字本、还有正嘉本、明倪邦彦本、明张之象本、明两京本、明太玄书室本;清嘉庆十二年张敦仁依明弘治翻宋嘉泰本影刻,并有改正之处,今据以为底本; 1954年中华书局版 《诸子集成》本。
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汝南(郡治在今河南上蔡西南)人,致力于《公羊》、《春秋》,学问渊博,善写文章,在汉宣帝 (前73—前49在位) 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
《盐铁论》是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记录而写成的。早在汉武帝 (前140—前87在位) 时,西汉朝廷为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增加财政收入,抗击匈奴贵族的攻掠,巩固中央政权,曾经实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以及统一币制等一系列重大财政经济政策,并收到政治、经济效果; 但同时也与下层地主阶级和中小商人的利益发生矛盾,给人民生活带来困难。于是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2月,朝廷以 “问民间所疾苦”为由,召集各地推荐的贤良、文学60余人到首都长安举行会议,就盐铁官营等政策与这些政策的主要制订、执行者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僚属进行辩论,是为著名的盐铁会议。双方以盐铁官营等政策是否应当继续执行为主题兼论其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问题,在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1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到宣帝时,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 “推衍”、整理,增广条目,写成 《盐铁论》一书。全书约6万字,分10卷60篇。前41篇是写会议上的正式辩论,自第42篇至59篇是写会议后的余谈,最后一篇 《杂论》是作者写的后序。篇各标目,前后联成一气,采用对话文体,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辩论的情景,充分反映了双方各自在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等各方面所持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其主要内容为:
在经济领域,桑弘羊和文学贤良的争论,集中在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政策上,也是会议的核心内容:文学贤良认为,实行盐铁官营、酒榷和平准均输是政府在“与民争利”,违背了 “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古训,败坏了社会风气,使百姓 “背义而趋利”,以致 “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在本与末的关系上,认为 “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主张 “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以上均自《本议》) 因而 “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忧边》)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那会产生“攘公法,申私利”的弊病,主张“利禄不兼”。此外,在对外贸易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对外贸易,认为本国产品已足供本国之用,外国货不及本国货实用;在货币概念上,不赞成货币流通,反对铸造权之集中,主张“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错币》)。而桑弘羊则极力主张盐铁官营、酒榷以及平准均输,认为政府采取的这些经济措施都是“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本议》)为此,首先提出的一条便是筹措抗匈战费,因为要屯戍备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本议》) 如果废之,势必“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其他如“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复古》),所有这一切,也无不仰赖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桑弘羊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认为盐铁官营是国家应具有的一种经济政策,认为一个国家要集中政治权力,就必须相应地集中财权,而盐、铁、山泽之利,是国家的巨大物资财富,乃“霸王之资也” ( 《刺权》),“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桑弘羊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管子》中有关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主张 “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 《本议》),“农商交易,以利本末” (《通有》)。但认为工商业应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作为一个重商主义的倡导者,他强调对外贸易的作用,“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力耕》)在货币和价格问题上,他认为货币是财富,是独立的交换价值,坚持货币铸造权的集中,反对郡国及被赋予特权的个人拥有铸造权,认为铸造权集中后即不会引起人民对货币信念之动摇;对于价格,他主张作为平衡轻重关系的工具,由国家加以管理运用。此外,关于消费概念,桑弘羊承继了《管子》 侈靡的消费观,反对崇俭的消费观。
在政治领域,桑弘羊继承先秦法家的“法治”观,认为“令严则民德,法设而奸禁,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故禁不必,法夫侥幸”(《刑德》),肯定法律和刑罚对治理国家的作用。文学贤良则认为: “道径众,人不知所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刑德》),“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申韩》) 鉴于当时 “民犯禁滋多”的情况,也承认国家有使用 “刑罚”的必要性,但应先教后罚,决不可不教而诛。
在对外关系方面,桑弘羊和文学贤良论战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匈奴的入侵问题。文学贤良从儒家 “和为贵”的观点出发,主张对匈奴 “加之以德,施之以惠”( 《忧边》),继续采取亲和妥协政策。反对汉武帝的抗匈政策,认为与其劳民伤财,进行无益的战争,还不如伤财而不劳民,“偃兵休士,厚币结合,亲修文德”(《击之》)。而桑弘羊则认为以 “德”立国并不足以拒强敌于国境之外,靠妥协求苟安,结果是 “身以放迁,宗庙绝祀”。( 《诛秦》)汉武帝 “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 《结和》),方才 “广将师,招奋击”,决心讨伐匈奴。他赞扬汉武帝“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纪府”。( 《结和》)
此外,在哲学领域,桑弘羊和文学贤良的观点之对立,主要表现在各自对自然灾害的看法上。文学贤良用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封建神学体系解释自然现象与政治的关系:“古者政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水旱》)。而桑弘羊则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出水涝和旱灾、歉收和丰收,都是天之所为,阴阳之运,都属客观自然现象,“日月在天,其征在人”(《论灾》)。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袭了 “计然之术”所谓“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以及 “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水旱》)的错误理论,使自己陷入唯心主义的自然循环论,桑弘羊还指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错币》)。这一论点体现了他哲学思想中的朴素辩证法。
《盐铁论》全面地记录了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文学贤良双方的言论,为后世保留了西汉中叶丰富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史料,尤为可贵的是它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的理财家、政治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是经济思想史和桑弘羊思想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盐铁论》在文体的创造上采用形象生动的对话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用概括的手法把60余位民间代表概括为“贤良”与“文学”两人,把丞相与御史大夫的僚属概括成了“丞相史”与“御史”两人,可以说,《盐铁论》 又是一部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历史小说(郭沫若: 《盐铁论读本》)。
《盐铁论》的价值,自古就为知识分子所肯定,将它列入学者经世济民之道必读之书,更公认是子书中的巨著,历代著作者多有记载和引用。自问世以来,校注研究者甚多。郭沫若、杨树达、马非百等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对《盐铁论》重加校释。王利器广泛搜集版本,对《盐铁论》 作了详注,使之有了最完善的校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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