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史书。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约四百二十余万字。明末清初谈迁撰。成书约在清顺治十年(1653年)左右。
谈迁,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又号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又号江左遗民。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3年),卒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一说卒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浙江海宁枣林人。明诸生。崇祯十五年,受知于阳城张慎言、胶州高弘图。顺治元年,高弘图于南明任大学士,张慎言任吏部尚书,谈迁在其幕府中任职。凡新政得失,皆参预谋划,多所裨益。不久去职回乡。所著除《国榷》外,有《枣林杂俎》、《北游录》、《枣林集》、《枣林诗集》、《史论》、《西游录》、《枣林外索》、《海昌外志》。
《国榷》一书的写作,大约从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六年完成初稿。此后陆续修订,全书凡六易其稿。顺治二年(1645年)后,又续修了崇祯、弘光两朝。四年,书稿全部被盗。当时谈迁尽管已经五十四岁,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决心重新撰写。顺治十年,为解决《国榷》中的一些难题,他又亲自去北京调查访问,历尽了艰难,遭受了各种冷遇。终于完成是书。前后历时三十多年之久。
《国榷》一书的记载,始于元文宗元年(1328年),迄于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在这三百多年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按时间顺序,依次编写。在编写过程中,他以明代各朝实录和邸报为主,然后参考了大量史籍和私人著述。仅《国榷》一书中,所引的明人史籍论述,即有三百种之多。资料都是经过认真选择参订和调查访问而来。比较可信。其中尤以万历以后有关建州的记述,史料丰富翔实,已为史学界所公认。
谈迁之所以要撰写《国榷》,是因为他充分认识了历史的重要性。他说“国可灭,史不可灭”。但是,在文字之祸不时发生的情况下,人们怕写历史,即使有人偶而写史,也往往因不敢如实反映历史实际和褒贬人物,弄得“陋肤冗”,不堪入目。对此,谈迁感慨万端,他遂以修史为己任,是很难能可贵的。
《国榷》一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学习《史记》那样,“据实以书”。其做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不以成败论人记事。
历史上某些开国帝王,起自布衣,然后称公、称王、称帝,而有些史书没有如实反映这些,经常是当这一人物一出现,就以帝号相称。谈迁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在该书《义例》中,他规定类似的问题“特如本称,庶明历履”。所以,在《国榷》中的朱元璋,租地还不上租,亲丧无处安葬,后来为僧、从戎、为朱公子、大元帅、再后为吴国公、吴王以至称帝。读后令人一目了然。另外,历史上某些开国的帝王,大都经历了群雄角逐的过程。谈迁认为,历史家在撰写史书时,应如实地、平等地反映他们之间互相争夺厮杀,而不应当根据他们后来的成败而妄加褒贬。胜者王侯败者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如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建立的汉、吴、夏,有些历史家把它们称之为“伪汉”、“伪吴”、“伪夏”;把他们与朱元璋之间的战争,说成是入寇。对此,谈迁反驳说:陈、张、明等和朱元璋都是田间布衣,在元末共同起兵,他们从来也不是朱元璋的部属。因此,他们之间的战争根本谈不上是入寇。
第二,反对歪曲篡改历史。
某些人由于政治的需要,往往不择手段地歪曲与篡
改历史。对此,谈迁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在《国榷》一书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揭露。他描述了明成祖朱棣在《太祖实录》中有意地把建文年号改为洪武。在谈迁看来,朱棣和明惠帝朱允炆之间的权力斗争,尽管朱棣胜利了,并爬上了皇帝的宝座,而朱允炆却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惠帝及其年号建文,却是客观存在的,决不容抹煞。如果革除建文年号,而仍称洪武,这实际上是把孙子的所作所为,强行记到早已死去的祖父账上;另外,持续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也将由叔侄权力之争,而变为父子的权力相角。他认为,这种任意颠倒黑白,把历史弄得面貌全非的做法,是非常可悲的。对此,谈迁曾经驳斥说:汉之吕后,史书为她立了本纪,唐代的武则天,史家们也为她修了实录。因此,取消实录中建文年号,是荒唐的。他批评了史臣们对此没有据理力争,但其矛头所向,实际上是对准了明成祖。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二是他描述了朱棣篡改《太祖实录》,而把自己上台说成是合理合法。如假称朱元璋很早就想立燕王朱棣,甚至当朱元璋病危时,还要派人召燕王。在谈迁看来,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朱棣之所以要这样写,目的是“借其说以欺靖难诸人”,为其称帝制造理论根据。所以在《国榷》中,记太祖病危时,突出了他的这样一句话,即“燕王不可不虑”。这与《太祖实录》的记载截然不同。
三是记述了朱棣即位后,为蒙蔽舆论而祭葬惠帝建文。谈迁认为,这只不过是古代“禅让”的重演,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因为朱棣既然推翻建文,建文的儿子被烧死,弟弟也被搞得莫知所终,甚至连忠于建文的大臣,也几乎无一幸免。朱棣的手段是如此残酷,另一方面却又假惺惺地祭葬建文,还辍朝三日。谈迁认为,这些作法都是很虚伪的,根本不可信。所以他说,仅仅一传之后,金陵的老人谁也不知道朱允炆的葬地。这并不是因为古迹易于湮没,而是因为事件本身就是虚假的。他说,孟子所以“不尽信书”,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不拘泥于成说。
对历史上那些看来已成定论,实际上却漏洞百出的那些被冤枉、被歪曲的事件或人物,谈迁敢于提出质疑甚至翻案。如明初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从《太祖实录》到其他各种记载,几乎都把胡、蓝等人被杀,说成是由于他们骄横跋扈、图谋不轨。谈迁对此却持明显的不相信态度。他说,明太祖当时已削平群雄,统一大业也基本奠定,胡、蓝等人除非他们是什么事也不懂的婴孺,不然,单靠“逆党不数人,藏甲不数百”,或者“家奴数百”就敢起来造反,“虽至愚不为也”。而且这样的大案,却委命狱吏,大搞株连,大开杀戒,谈迁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担心他们的存在,对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是个严重的威胁,“图谋不轨”等等,只不过是他大搞株连的借口。所以对颍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的被杀,书中说:“帝之寝食可少安矣”。对蓝玉之被杀,谈迁引何乔远的话说:“凉国公之亡也,岂不有狗烹弓藏之悲”!他自己也评论说,“蓝国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噫,功臣菹醢,安得止大树之下!”另外,对张居正,尽管在他死后,明神宗朱翊钧等废除了他推行的新政,而且以“欺君背主”、“擅权”、“谋逆”等罪名,追回所赐玺书诰命,把他的罪状榜示天下,并抄了他的家,但在《国榷》中,对张居正本人及其改革,还是做了比较公正的评价。书中认为,张居正有“盖世才”,而且他很善于“尽人之才”。他之所以要进行改革,是为了挽救明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是“志在富强”。他对当时的政治腐败、一味姑息的局面,“力振其弊,务责实效”,“信赏必罚,捷于风雷”,“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数塞责”,“威行万里,坐致富强”。经过他十年的努力,使“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当然,书中不少地方也批评了张居正,说他“刻削”、“严细”、“偏衷多忌”、“箝制言路”、“威权震主”等。但是,谈迁认为,这些如果和他的成就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张居正是“功十而罪一”。书中对朱元璋的功绩充分肯定,但对其专横、残暴、心胸偏狭、分封诸王等缺点错误,都直言无讳。对明成祖朱棣,一方面肯定他是“英主”,“迟暮之年,犹有壮气”;另一方面,对他搞“靖难之变”及其滥杀建文诸臣、重用宦官、篡改《太祖实录》等,则给予严厉谴责。
可见《国榷》一书,是私人修成的一部史料丰富翔实,分析深入精辟,观点比较实事求是的史学名著。不仅是研究明史必读之书,而且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书中有时虽也相信灾异、相信天命报应,对农民起义也抱敌视态度,但是,它的贡献成就仍是主要的。
《国榷》一书,一直只有各种旧钞本,知者甚少。民国十四年(1925年),海宁张宗祥先生据蒋氏衍芬草堂钞本、南京图书馆藏钞本、卢氏抱经楼藏钞本,互相校补后分卷,由中华书局铅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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